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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威先生》:當代視界及其他

          倪文尖 · 2021-08-20 · 來源:斯文在線
          收藏( 評論() 字體: / /
          “華威先生”作為張天翼創造的新典型,由此不但可以歸入抗戰文學的形象系列中去,必然地,也足以與作家個人創作的文本體系中所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形成充分的“互文”關系。別的不說,即像華威先生與老包,貌似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一個是生活底層的貧民,一個四處開會風頭擺足,一個到處借債洋相出盡,但,在其精神實質上、民族根性上又何其相似乃爾!

            提起張天翼,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華威先生》。任何張天翼的選本,《華威先生》作為小說幾乎必是首選。顯然,此作于抗戰初期的特寫,雖然規模甚小,但在作家的創作道路上價值卻相當牢靠,比起現代小說史上的其他名篇巨制來份量還不輕。我想,這大概是張天翼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據50年代末作者的一次談話透露,《華威先生》是“一天趕寫成了”的(《解放軍文藝》1959年第7期)。一天寫就了歷史的地位,對于作家來說實在算難得的大幸。

           

            《華威先生》連環畫,張天翼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

            如同《華威先生》始終是張天翼當之無愧的小說代表作,對該作品的看法長期以來也是一貫的,這里主要是指作品的內容層面,即在這么一篇從題目到內文都明顯地標示出以勾勒刻畫人物為宗旨的特寫里,主角“華威先生”是個怎樣的形象?——回答是再確定無疑簡單不過的:“一個混在抗日文化陣營中的國民黨官僚、黨棍的形象”(唐韜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第328頁)。關于這個問題,還有一樁較著名的“公案”:

            建國初,《華威先生》入選教材,有學校講授時,以為華威先生東一個會西一個會,是官僚主義。因此,《中國語文》雜志社特地請教作家以明是非,而張天翼專門復信,肯定了一位(派)的意見,其中說得很清楚,“華威先生是那時國民黨反動集團里的家伙,他們力圖打進一切群眾團體中去‘領導’,以便一面探聽和監視;一面設法阻礙群眾運動”。該信后以《關于〈華威先生〉》為題公開發表于1952年第10期《中國語文》,從此作為作者意圖的明確表白而成為小說主題無可爭議的經典解釋。

            作家本人是“華威先生”傳統形象觀的始作俑者;而身在當代,掩卷之余是不妨揣摩當時歷史背景下作者自我言說的權宜心理的。但我寧可不懷疑張天翼的真誠,尤其是在見到作家以后又一次更具體的回顧材料之后:“抗戰初期,我在長沙搞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工作。當時‘文化界抗敵后援會’有三個部,部長都是民主人士,后來國民黨要來爭領導,要爭作部長,當了部長又不干抗日的事,因此斗爭很尖銳。那時茅盾同志主編《文藝陣地》要稿子,我有感于此,一天趕寫成了這篇《華威先生》……發表以后,議論紛紛,不少人說是寫他,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模特兒。像‘華威先生’這種人,當時很多,寫作的時候就自己跳了出來”。從中我們應該感到,《華威先生》確實是屬于那種與現實貼緊的作品,甚至它的發生是有很實際的生活背景與功利考慮的,同時我們也可注意到,作為一篇急就章,小說家在構思創作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實現了由事件到人物的題旨轉換,觸發寫作動機的是挺實在的事件,作品令人矚目的則是虛構的形象。至于此處提及的“議論紛紛”,實乃作家的謙辭,事實上,1938年初《華威先生》發表以后,在社會上、文壇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華威先生》連環畫,張天翼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

            1938年初正值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運動全面展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戰,作家們也以感奮的激情“突進了現實生活的密林”,“文章入伍,文章下鄉”,一時文壇滿是熱情外露、歌功頌德的作品,簇擁在一片光明和諧的樂觀氛圍里。但張天翼一如“左聯”時期那般敏銳,別具一副逼視現實底蘊的眼光??箲鹗峭鉅巼鴻嗑韧鰣D存的宏偉事業,而在張天翼看來,又是“五四”以降中華民族啟蒙自強根性揚棄的繼續工程,精誠團結一致抗日的表象,掩飾不了現實生存中諸多的弊端與黑暗,也掩飾不了我們民族性中的毒性疵斑,甚至它們還會有機可趁惡性膨脹。如是這等,在以后的文學中是越發昭揭了。像巴金的《寒夜》終了就嚴肅地辯說,“勝利是他們勝利,不是我們勝利,我們沒有發過國難財,卻倒了勝利楣”。而到了錢鍾書筆底便化作了酸辛的諷揄,“這次兵災(按,指日本侵略所造的災難)當然使許多有錢、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窮光蛋,同時也讓不知多少窮光蛋有機會追溯自己為過去的富翁,日本人燒了許多空中樓閣的房子,占領了許多沒有存在的產業,破壞了許多片面相思的因緣。”(《圍城》)但在初時的一派熱烈中,《華威先生》不啻橫空而來的一瓢冷水澆得許多人頓然釋悟:原來,在我們轟轟烈烈的事業中還存在這么些陰暗面這么些各式人等!當然,也令不少人紛紛疑慮不解:抗戰文藝要不要暴露,能不能暴露?

            現在我們已經能夠知道,這次爭議歷史地導致了一個直接的成果——40年代暴露諷刺文學的勃興。所以這篇作者自己寫罷“看著不像小說”的簡捷文字,卻顯然是具有極高文學史意義的作品,張天翼以其天才的信筆開創了十來年的文學主潮,“華威先生”成為抗戰文學諷刺形象系列的先鋒官。濫觴也好,先聲亦罷,《華威先生》都不受之有愧,但這只能在喧囂沉寂時光流逝之后,在當時,沉浮于軒然大波的《華威先生》卻真可謂自身難保。

            日本方面利用了《華威先生》作為宣傳材料,誣蔑我中華抗戰事業,謠言“華威先生”乃我們抗日工作者的代表;有人因而認為“暴露黑暗是幫助敵人”的,是“作者對于抗戰的悲觀主義的流露”(參見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383頁)……在你死我活的斗爭歲月,《華威先生》降世伊始便搖搖欲墜于意識形態的漩渦之中,這是不難理喻的,因為在一個“政治性”凸現于其他文化屬性之上的歷史階段里,讀者——在此不妨采取接受美學的觀念表達——已經被有形無形地規約,擁有了那么一種與社會時代相符的“期待視野”。所以,即使不從意識形態的大節,從政治立場的高度來裁決,在當時,具體到作品文本的解讀也必然地著眼于其現實的政治性。

            而事實上,身歷其時其境,《華威先生》的文本可是怎么讀都讀不離“華威先生”那副“尊容”的。他整日來去匆匆這會趕到那會,以至“叮當,叮當,叮當”的黃包車鈴成了其存在的證明;忙著到處講話忙著讓各會場的人“照例”等他光臨,而講話不是盡是廢話就是千篇一律、邏輯不通的“領導”與“領導中心”;什么都要操縱、壟斷,而稍覺“失控”便要“打聽,調查”竟至于“顫抖”“打寒噤”——典型的一個官僚形象。更加讀得仔細些還會覺著“領導”這個詞觸目,在短短二三千字里重復數竟達14次之多,有12次是出于華威先生的口中,其中“領導中心”的說法共8次,全是華威先生的“一言堂”;既然言必稱“領導(中心)”那么華威先生這個“中心”是如何“領導”的呢,本文中又一言以蔽之:“每天——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所以,誠如我們現在的史書分析國民黨集團在抗戰時期的本質時所揭示的,華威先生這個官僚的典型之“抗日”,其“表/里”“真/假”的確大有文章,換句話說,華威先生便是“掛著抗日招牌而專事破壞抗日的反動官僚”之典型。由此傳統的形象觀,順理成章地,作品的題旨、意義凸現了“辛辣地諷刺了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惡嘴臉”(錢谷融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讀?上冊》第102頁)。

            一般認為,“作者—作品—讀者”共同構成了文學由發生到接受完成的整個完全的過程系統。時過境遷,對于《華威先生》來說作家與文本仍是歷史化了的凝固因子,唯一變化的是讀者群,只不過這一變量的衍化雖無形卻相當徹底。如果說當年爭相激賞《華威先生》的批評家們是因為從中發現了作家直面時代的洞察,那么,現今的接受者對于那個時代簡直有些茫然,他們僅僅是從第二手的文字資料中獲得理性的了解的,所以要讓他們能從小說性的類似(華威先生》的本文中感悟到創作背景的活生生的氣息是困難的,甚至會有些不切實際,最多也只有預先把文本的背景語境一同交付給讀者,但是這又勢必違背了“于本文中讀歷史”的允諾。在我們看來,早在50年代的那柱“公案”中事情已經露些端倪,東一個會西一個會的“華威先生”就只是被視作官僚主義的代表,而作者蘊于其中的意識形態性的時事政治內容卻成了接受的盲點。

           

            《華威先生》連環畫內頁

            又是40來年過去了,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華威先生》的文學性無疑更多地取決于讀者的理解,譬如,只要爾今的讀者愿意,作者張天翼類似“決不能……拿'華威先生'這號人做'一面鏡子'來檢查自己的什么'性格、作風和毛病'之類”(《關于〈華威先生〉》)的告誡,便是不足為訓的。然而,我們并不擬取接受美學之極端,因為有一個辦法既能充分解決問題又不失之偏頗,這便是:從慣于僅僅把《華威先生》置于當時抗戰初期的歷史語境那樣一個思維定勢中解放出來,換一種角度,把《華威先生》視作張天翼的一篇作品而放到作家個人的整個文本系列這一參照系中去。不難發現,由于“華威先生”置身的語境不一樣了,所形成的“互文”關系也不一樣了,很自然地,“華威先生”的藝術形象在作家個性化的全部文本的新語境里將必然有其新的色彩。

            由此,我們必須返顧一個充分風格化的作家張天翼,他本人的作品以及關于他的定評。讀《華威先生》撲面而來的“諷刺”感,事實上遠在30年代就屢被批評家如錢杏村等所指陳過(參見《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尤其不易的是,在張天翼成名作《二十一個》發表后半年,李易水(即馮乃超)就在其著名的《新人張天翼的作品》(載1931年9月《北斗》)中準確地暗示,張天翼實乃魯迅的《阿Q正傳》的“模仿者”——這一點后來越來越成為文學史家們的共識,像海外研究者司馬長風也認為“無論在文字的簡練上,筆法的冷雋上,刻骨的諷刺上,張天翼都較任何仰慕魯迅風的作家更為近似魯迅”(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而唐韜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中說得更明確:“張天翼在小說中寫的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識分子的庸俗虛偽,以及他們矛盾可笑的心理狀態”。即,如果說張天翼是魯迅風格的忠實傳人的話,那么他主要承繼的是文化反思的立場、“國民性”批判的態度;如果說張天翼是位諷刺奇才或大家的話,那么他始終把針砭的鋒芒直指一切民族性中的“劣根”。

            面對作家大量的作品,我們只能擇要而議,不妨以其諷刺名作《包氏父子》為證。這部以貧困家庭的子弟包國維就學之“艱難”、失學之“輕易”為敘事線條的小說,顯然把敘述重心更多地傾向于父親形象老包的刻畫,通過包氏父子兩代人面對共同的現實境遇不同的行為、思維方式的強烈對比,有力地消解了父親老包克制現在、將空洞的希望寄于子嗣未來的“傳統理性”,同時也無情地粉碎了兒子小包在商業文化熏染下、以無端地揮霍現在來幻想性滿足的“羅曼諦克”,它們交互因果紐結成緊張的諷刺索鏈,在“望子成龍”這樣一個模式化甚至有些原型意味的敘事表層底下,不斷地強化內在張力,最終導致一個重大價值命題在深層涌動欲出,即,傳統封建文化向資本主義文化逐步蛻變的“歷史斷層”時期內,舊的已然轟毀、新的也即夭折,民族的精神文化基質亟待“脫胎換骨”,實現“創造性轉化”。在對《包氏父子》的底蘊獲得這樣深切的體悟之后,我們或許能夠更加逼近張天創造的文本世界,即如分析“包氏父子”的形象,也就不會止于諷刺“望子成龍”心理的經典論說。從更深一個層次來講,老包無疑是阿Q不死的明證,只不過他要比阿Q“進步”一些,阿Q是說“從前”(“從前老子比你闊多了”等等),而老包倒也“實在”不少,想的是通過兒子的“未來”,——而在作為傳統中國人的老包看來,“兒子”只是他生命的延續,只是他的工具,所以他還有的是“希望。那么老包們希望的又是什么呢?便是小說中兒子小包現在時態的“提前消費”——地位、權勢及其所能帶來的一切。

           

            彩色故事片《包氏父子》(1983)劇照,謝鐵驪執導

            《包氏父子》寫作后4年,作家張天翼面臨了抗戰爆發這一新的形勢,在某一天靈感忽降,他又寫出了《華威先生》。誠如前文所述所錄,《華威先生》有其特殊的創作動機與目的,甚至在寫作心境上與《包氏父子》時期迥然相異,有了區別于純粹藝術虛構的實在考慮及實際背景。即便如此,在我們想來,只要《華威先生》是張天翼真誠、認真創作的作品,那么它就必然地帶有作家一以貫之的個人化風格標記,尤其是作家長期以來關注的焦點、敏感的神經就不能不自然而然無意識甚或潛意識式地流泄于筆端,又何況張天翼早已是位成熟老到的作家,他還有心無心地作了題旨轉換,虛構了“華威先生”這一新的藝術形象呢。

            “華威先生”作為張天翼創造的新典型,由此不但可以歸入抗戰文學的形象系列中去,必然地,也足以與作家個人創作的文本體系中所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形成充分的“互文”關系。別的不說,即像華威先生與老包,貌似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一個是生活底層的貧民,一個四處開會風頭擺足,一個到處借債洋相出盡,但,在其精神實質上、民族根性上又何其相似乃爾!上文說到,老包鮮明地表現了傳統國人為了地位、權勢在沒有地位、權勢的時候所表現出的情態、心態,他可以“忍辱負重”甚至做奴隸,但內心始終博動著強烈的“權力欲”,那么一旦他獲取了地位、權勢,他又將是如何一種面目如何一種心理呢?很大程度上,我們不妨說《華威先生》正是《包氏父子》的續篇,因為“華威先生”就提供了一個有權有勢者的形象,雖然作品囿于特寫的體式所限,沒有也不可能對華威先生的深層心理多作開掘揭露,但讀者完全不難從華威先生的言行中窺探到他骯臟的內心世界。

            先察其言。前文分析華威先生開口閉口“領導”、“領導中心”是其代表黨派利益居心叵測的表現,現在稍作角度變換看來,那還對他多有拔高,與其說華威先生滿口“領導中心”是要以其一己的不斷強調來樹立他所屬群體、黨派的權威,不如說華威先生動輒欲以“領導”自居是要依靠所屬群體、黨派的勢力來為一己的“中心”地位揚威,簡言之,華威先生并非為虎作倀,而是狐假虎威。再觀其行,太顯然了,華威先生這會趕到那會不過是為了招搖過市、炫耀權勢罷了,對于這位“權力欲”膨脹的官僚來說,知悉他的權勢的人數無疑是與他權勢的強大成正比的,所以他在乎會議的量,甚至不惜讓黃包車跑得“像閃電一樣快”,甚至在文末酒醉之中仍然清醒地記著“明天十點鐘有個集會”,總之“華威先生”是不可救藥的了。

            那么,這是不是足以見得“國民性”中對于地位、權勢的貪婪也無藥可救了呢?我們說,穿透《包氏父子》、《華威先生》這兩個“互文反題”性質的文本的確還能夠發現張天翼的更深刻處,也就是作家沒有駐足于“劣根性”批判的立場,而已經追問到歷史的幽暗地帶展開傳統文化的批判了。中國的儒家文化是一種以人倫為基礎的文化,“倫者輪也”,即無數的同心圓式的結構成了傳統社會的形態,而作為圓心的如一家之長一國之尊(所謂“天子”)就依賴這種倫理的宗法的制度及其觀念,實現著人身與精神的雙重統治和壓迫。如果這種簡言之屬“官本位”的文化不被徹底清理的話,似乎張天翼很難對于“國民性”的展望能有多么積極,也許這也是作家一再敘述《皮帶》、《包氏父子》之類的故事,且在急就章如《華威先生》中還保持其慣性的潛因根源吧。當然,此番新的理解也決沒有抹煞作家意圖、經典解釋之意,這就像接受者也不妨從《包氏父子》文中讀出底層生活的艱難,因為說到底“華威先生”是個怎樣的形象與這個形象承載的文化內涵并非水火不容,甚至《阿Q正傳》的研究史已經表明,當年爭論不休的阿Q形象問題或許在文學領域還不啻是個“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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