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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驚動全網的三大政策突變, 在一個閉門會上說透了背后邏輯 | 文化縱橫

          文化縱橫編輯部 · 2021-07-26 · 來源:文化縱橫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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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處全球百年變局之際,中國發展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正日趨復雜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在過去一百年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締造了新中國,持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成就,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的時間節點,也是全球性的百年變局發生時刻。然而,站在全球視野來看,我們的理論創新卻相對滯后,至今未能提出可以清晰地解釋中國制度和中國道路,并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的理論體系。身處全球百年變局之際,中國發展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正日趨復雜,已有的理論越來越無法回應今日中國的真實困惑和真實需求。發展階段的轉變,呼喚著理論研究的更新和轉型。為此,2021年3月,《文化縱橫》雜志社邀請各領域著名學者圍繞“新發展階段的理論創新”展開研討,嘗試推進對這些重大問題的回答,明確中國思想界在新發展階段的任務和使命。

            ▍如何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實踐?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在整體上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翌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全面推進。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憑借自身的工業積累、自然資源和龐大人口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成為當代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發動機。在這種語境下,如何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如何挖掘和發揚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因素,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再是一個自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同時對人類未來的發展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指出,繼十月革命后出現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世界體系的競爭后,隨著中美關系趨于緊張,今天又一次出現了國家間、區域間的對立,但這兩次競爭或對立的關系和性質仍有待澄清。在基本社會經濟制度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共同點甚至多于不同點,但雙方在另一些方面確實存在大量差異。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復雜且矛盾的局面,人們對于當代中國的國家性質存在兩種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與西方國家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共產黨執政外,中國與西方的國家在經濟社會領域的角色和作用存在巨大差異,國家的重要性在中國是毋庸置疑的。另一種看法卻認為,當代中國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國家的重要性并非社會主義的充分必要條件。并且,從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視角來看,國家也并不是一個非資本主義要素。因此,如何解釋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體制同異,在理論上仍是一個難題。

            在認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前提下,對于如何識別和論述中國社會主義的具體特征和要素,不同學者也有不同觀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一些學者將這一特征的淵源指向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然而,這種文明論的說法強調了“中國特色”,但未能說清楚中華文明與社會主義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也有一些學者試圖從政治經濟學的要素入手論述中國社會主義的特征,例如土地公有制、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大學科研機構在國家體制中的位置和特點。但是,這些觀點依然只觸及了社會主義體制的局部,并不能充分論述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性質。

            強調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區分邏輯,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述,但中國實踐提供的區別于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版本的市場經濟,究竟是否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仍不是一個完全清晰的問題。除此之外,中國實踐中還存在另一些不太被人重視的社會主義要素,它們與社會主義傳統、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例如,中國的社會訴求和國家回應中體現的社會主義歷史及其價值,雖然在今天它并未形成固定的機制。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國企改革過程中,工人尤其是下崗工人提出的很多訴求是基于過去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想象,因此帶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當代中國的勞資矛盾經常轉化為勞方和國家之間的矛盾,看似是負面影響,實際上可能意味著在中國,國家有義務重新梳理社會關系,這種回應的方式也帶有社會主義性質。

            與此相關,中國的大眾文化領域經常激發起歷史的和現代的社會主義情感,而在精英文化中很少能夠激發起這樣的情感,如何重新吸納這些歷史記憶,使之成為社會創新的機制?在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中如何重新調動這些要素?如何避免用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透鏡看中國歷史,發展出一個區別于歷史資本主義研究的歷史論述?這些問題也值得關注。盡管中國實踐無法提供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但是,今天討論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要素的意義在于,它對所有宣稱歷史終結、社會主義中斷的論調提出了挑戰。

            上海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潘世偉也指出,中國從未放棄社會主義,但中國仍在不斷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并且至今尚未出現一個非常理想的答案。關于如何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中國是用社會主義的方式完成現代化的;

            第二,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嵌入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如人民當家做主、公平正義,因而這是一種更好的現代化;

            第三,今天的中國應當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回應當今世界的一些新議題,如生態問題、文明沖突。

            除了社會主義性質之外,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還有一些其他特征同樣值得研究。首先,從比較長的時段看待和謀劃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傳統,可以稱之為“長期主義”。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都曾為中國發展做過長期主義的判斷和安排。但是,中國的長期主義戰略為什么會成功,這種成功需要哪些基礎性條件和匹配條件,它對于資本主義這種短期主義安排是否有競爭性優勢,它對于其他國家的發展是否有示范作用,這些問題同樣亟待回答。

            其次,在新中國七十多年和中國共產黨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實際上形成了許多內生性的特征和問題。例如,中國一直在努力創造區別于歐美的現代化的新路徑,這種創造的意愿和努力其實都具有內生性的特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超級政黨,它的治理能力和發展進化,也是一個內生性的現象,任何西方政黨理論都很難解釋它。這一切理論空白都意味著我們在理論建設方面需要做出卓絕的努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魏南枝看來,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關乎著未來中國是要成為新的資本中心,還是要追求另一種可能。疫情發生以來,全世界都在談論危機。但危機主要是國家和個人的,對于資本尤其是跨國資本而言更主要的是繼續擴張和增值的機遇。在國家層面,雖然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改寫了西方各國的社會契約,控制資本主義的肆意性一度成為歐美各國的共同信念和選擇。但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這一輪全球化開始后,各國逐漸忘卻了控制資本主義肆意性的命題,國家機器或多或少淪為資本主義的工具。

            全世界范圍內,資本壟斷了各種權力和資源,它的觸角已經伸向全球治理層面,參與全球治理機制的跨國資本與政治國家之間的矛盾在不斷激化。在個人層面,資本為了方便擴大再生產和獲取利潤,必定會將個體不斷地原子化,人的社會屬性被逐漸剝離,最終異化為生產和消費鏈條上的一個分子。這就使得社會團結的基礎趨于瓦解,結果必然是各種人的危機和社會危機集中爆發。盡管原子化看上去讓個體越來越自主,但實際上讓個人越來越脆弱。原子化的個體脫離了家庭和社會的保護層,本應越來越依賴政治國家提供的社會保護;但在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卻恰恰相反,國家的能力越來越受限制。因此,當前世界的危機,其實主要是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的疊加。

            正是在這樣的危機局面下,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普遍意義和價值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出來。如果中國的崛起只是資本中心的轉移,根本無助于解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無限擴張的生產和無度刺激的消費與確實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必須不忘初心,繼續追求新的可能,其關鍵就在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和發揮人民自己的主體性。新中國過去七十余年和中國共產黨過去一百年的成功,就是因為充分發揮了人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不堅持人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我們也許會喪失方向。

            ▍中國社會主義如何面對新挑戰?

            中國社會主義作為一項仍在不斷展開的活生生的實踐,必須不斷面對新的歷史階段的新挑戰。全球化和改革開放讓私人資本重新回歸中國經濟體系,并且越來越活躍,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對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在堅持市場經濟制度和對外開放的條件下駕馭私人資本——無論是民族資本,還是國際資本。中共吉林省委原副書記林炎志指出,市場和資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情的新要素。市場的優勢是增強競爭和激勵,并且具有靈活性和流動性;資本的優勢是主體的多樣化和自利的法制化。但二者各自優勢的結合會帶來負面影響:市場的負面影響是自由化和拜物教,資本的負面影響是腐敗和極端自私。為了克服這些負面影響,更為了保持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的初心,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在新的經濟社會條件下駕馭資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一個“勞動者-資本-中國共產黨”的二元三層結構:中國共產黨允許私人資本的存在和活動,但竭力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和市場的盲目性;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始終保持與勞動者的緊密聯系,為勞動群眾的利益服務。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重新回歸強勢上升態勢,未來幾年內中國GDP有望超過美國。但這也引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戒懼心理。如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成為今后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遠征指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是中國接受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成為全球普遍適用的制度安排的過程。中國經濟學界接受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自稱不含價值判斷,只是純粹的事實描述,提供的也只是純粹的工程學解決辦法,因此其基本邏輯是普世的。但2017年以來美國打壓中國發展趨勢的加劇,讓人們意識到經濟現象背后必然有價值判斷,也提醒人們政治經濟學分析在當今的重要性。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世界體系論者發展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其中最著名的理論是中心-外圍論:今天的世界體系由中心國家、半外圍國家和外圍國家三部分組成;外圍國家可能成為半外圍國家,但很難進入中心,由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依附性的發展。這一理論認為,這個由資本的全球積累推動形成的世界體系必將崩潰,但在其廢墟上并不會誕生一個無產階級社會,因為無產階級不一定會全球聯合,不同國家的無產階級反而會相互競爭,這一點也為近年來歐美國家民粹主義興起的事實所驗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這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亂象叢生,崩潰似乎已經開始。但舊體系崩潰之后,我們應該建設一個怎樣的新世界呢?曹遠征認為,當前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生態崩潰,使得建設生態文明有可能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有能力為世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從來就是中國人的傳統理念。在共同的危機面前,這些理念有望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并且,與芯片制造等領域不同,中國在低碳技術領域與西方發達國家沒有技術代差。如果在新的時代潮流中,中國能把自身的生態文明理念和低碳技術傳播到整個世界,我們就是在引領全球化,就是在創造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發展模式,并以此來協調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系。這意味著,中國有望在不引發重大國際沖突的前提下,依靠自身提供的普遍價值和先進生產力邁向世界舞臺的中心。

            面對外部局勢的復雜變化,中國內部的發展和治理也需要向更高質量的方向調整,這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提出了新要求。近年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風重新抬頭。中國共產黨也清晰地認識到了當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的多樣性和變異性,同時強調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因此,挖掘和創造性地轉化黨在歷史上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做斗爭的有益經驗,或許可為今天提供解決問題的資源。

            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韓少功注意到,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今天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第一,理論緊密聯系實際,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與愛因斯坦的科學觀正相契合,即科學是理性(數理)工具與經驗工具的結合,兩者不可偏廢。因此,理論聯系實際,就是中國版本的科學觀。但在歷史上乃至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容易偏頗。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倡導的“科學”,不是方法而是結論,教條主義的“唯書、不唯實”成為大患;改革開放后的“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則是理論缺位。但面對西方知識界提供的種種無法解釋現實變化的教條化的“主義”,理論創新對于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日中國來說已不容回避。

            第二,緊密聯系群眾,克服“唯上、不唯實”之弊,這是中國版本的民主觀。今天,中國的經濟制度和方略大體成熟,社會、政治的制度創新成為短板和羈絆。貪污是明腐,浪費是暗腐,層出不窮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是腐敗的另一種方式;浪費資源和精力,特別是浪費民心、民智的問題眼下十分嚴重,且暗腐一有機會就轉化為明腐,兩者都是極大的犯罪。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重新回顧緊密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確保社會平等和公共參與,實現人民至上的制度化,包括問計于民、群眾路線、防止特權的制度化,以程序民主保證實質民主。

            第三,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中國人的修身觀。西方有宗教,中國的修身是“美學代替宗教”,是致良知的態度和方法。發展不萬能,制度不永恒,事都是人做的,因此既需要對制度和文化,更要對人性、價值觀有所“監控”。知無不言和一日三省,就是自由與自律平衡,權利與責任平衡。但現實卻是避敏感,捂蓋子,鴕鳥政策,只能靠發生重大事故后被動調整,最終形成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越死就越亂、越亂就越死的惡性循壞。因此,今天的中國亟須健全批評管理的制度化??傊?,批評與自我批評如白細胞、氧氣、陽光,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更重要的是高質量。

           

            ▍以理論創新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新實踐

            無論是對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再認識,還是對新時代的新挑戰的及時回應,其實都需要理論創新。外在地看,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復興、全球格局的重大變化與種種危機的爆發,似乎正在讓過去那些看起來天然正確的知識失去解釋力和效用。內在地看,中國知識界長期以來尾隨西方理論的習慣,讓我們無法清晰且自覺地認識自身的歷史和現實;學術生產的日益制度化、規范化雖然在學術界建立起基本的規則,讓知識積累得以可能,同時卻導致學術研究和寫作越來越“八股化”,越來越遠離正在發生的生活實踐。這一切都在呼喚重拾樸素的文風和實事求是的學風,重建面向現實問題和自身歷史文化的知識生產和公共對話機制。

            在人文社會領域,人們對當下的定位和未來的想象,往往與如何講述過去息息相關。歷史觀回答的是人民和民族從何而來又將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認為,黨的領導權建立在歷史觀的基礎之上。從領導權理論的角度看,能告訴人民要往哪里去,能提出為廣大人民所認同的關切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發展目標,是人民服膺于黨的領導的重要基礎。而這正是以具有廣泛說服力的歷史觀為前提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的奠基之作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該文將唯物史觀適用于中國歷史,建立起我們現在熟知的中國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及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敘事;1840年之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此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和歷史敘事。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了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這一系列論述所呈現的歷史觀,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定位和使命以及中華民族的發展目標。

            改革開放后,這一歷史觀框架逐漸被認為并不完全契合中國歷史的真實發展過程;更重要的是,它無法兼容改革開放的諸多實踐(如實行市場經濟)。為此,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這是一種實踐主義的考慮。從具體的政策話語來看,中國共產黨目前著眼的是未來三十年左右的發展目標,是遠景目標和當下發展的中和。我們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際上整合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兩個三十年和未來三十年的歷史敘事。但當我們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目標后,中西方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屆時我們必須直面如何重建面向未來的歷史觀,闡明我們的遠景目標的問題。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景躍進在教學和研究過程中發現,要講清中國故事,政治學面臨的問題和壓力同樣不小。這要求中國政治學界必須思考自身的理論創新問題。今天政治學的新知識生產可分為意識形態話語的重構與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兩個維度,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關系,同時也有相對的區分,因為二者針對的問題和需要完成的任務是不同的。重新建構中國的政治學學科體系的重要性在于,新世紀以來,這一學科的問題意識發生了翻轉。以往,學術界需要回答的是韋伯式的問題,即為什么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歐?或者這一問題的中國版——為什么中國不能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但在如今中國崛起的語境下,學術界需要回答的問題變成了為什么中國行?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為什么中國道路走得通?而當我們試圖回答這個全新問題時,敘事的邏輯和故事的版本出現了有趣的翻轉:之前一些曾被認為是負面的東西,現在有可能變為解釋成功的原因;過去認為是各種弊端之淵藪,現在可能被認為是體制優勢之所在。總之,這表明今天的中國政治學人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政治。

            中國政治學界以往認為西方政治學是普適的,應當依據西方政治學改造中國政治。西方政治的邏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政治市場和經濟市場的邏輯是一致的,投票者對應消費者,政黨競爭對應市場競爭。但是,中國政治有自己的道路和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催生的是集體主義的政治。為此,重構中國政治學的目標是超越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建構一門基于集體主義原則的政治學。具體而言,可以從方法論的反思、研究議題的重置、部分核心概念的重構、中國實際的經驗描述、因果機制解釋與學科/分析框架的建構六方面入手。

            但是,一系列問題隨之而來。首先,中國在經濟領域實行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在政治領域則以集體主義為基礎,這意味著中國文化、經濟、政治、社會這些不同領域,支配性的原則和邏輯是不一樣的,那該如何協調和平衡?其次,如果存在個人主義政治學和集體主義政治學的分野,那在這之上的一般政治學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經濟聯系和信息聯通越來越緊密、頻繁的今天,如何理解普遍性?如何平衡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系?普遍性可以分為兩個維度:經驗維度的普遍性和價值維度的普遍性。經驗的普遍性可以用科學方法加以總結和提煉,比較好處理?,F在的困難在于如何建構中國政治在價值維度的普遍性。如何在西方的個人權利/社會契約論之外,建構一種與中國道路相適應的規范性學說?如何系統論證政治共同體是最重要的價值?如何理解現代性?為什么現代性不等于個體性?這涉及一系列重大的哲學和價值命題,涉及對西方現代性的系統反思,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包括政治學在內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付出持久且艱辛的努力。

            ▍結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全球性的經濟低迷已經持續多年。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信息通信技術(ICT)革命紅利與蘇東國家和中國加入全球市場帶來的市場擴張紅利已經充分釋放。新的生產力革命尚在醞釀過程中,全球資本主義市場再次面臨生產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構性矛盾,人類21世紀第二個十年實際上已經處于一種低烈度的長危機之中。2020年以來的全球新冠疫情危機,更加劇了此種政治經濟危機,并將人類帶入一種普遍的焦慮情緒之中,“文明沖突”“新冷戰”“大分裂”的觀念、言論乃至行動重新上演。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啟節點,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是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過程中,將自身與全球發展更有機地結合起來的世界歷史使命。在這一歷史節點研究和討論中國社會主義,不是為了懷念過往的輝煌,而是為了思考當下的問題和未來的可能,必須擺脫資本主義霸權爭奪的觀念陷阱和秩序想象,探索更具普遍性的人類社會發展邏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述討論只是一個開始,未來仍需要更多思考者和行動者的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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