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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嘉:要注意目前的一些思想動向

          朱永嘉 · 2021-07-26 · 來源:新浪博客楊浦阿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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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相信某一種烏托邦的理想,通過廣場擴音器放大,整個社會都跟著他催眠,進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類社會似乎總是間歇性出現這種情況,法國這樣,中國“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按:

            最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轉發朱學勤《“紅”為何會周期性發作,一旦發作還有那么大的魅惑》一文,這篇文章原題為《我怎么讀<舊制度與大革命>》,雖然是在講法國大革命,但其中內容涉及到中國,這篇文章的觀點完全是錯誤的,不能引用西方的歷史來套今天中國的現實,不要用個別學者的錯誤觀念來講中國問題,挾洋自重是騙不了人的。目前青年向左轉,懷念毛澤東時代,這是一個進步的現象。青年們向左轉是被三座大山逼迫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的產業化,造成了今天的許多社會問題。當年的國退民進,大量國營企業工人下崗,抓大放下,農村集體企業全部私有化,說到底這是搞私有化,導致如今矛盾積累。朱學勤前些年那篇講執政黨的文章我很早就知道,我沒有表示贊同,為什么?共產黨執政目的是什么?是為了繼續革命,不能為了執政而執政,那就忘了初心了。他的那篇文章當時受到領導贊揚,在上海大學成立了一個研究所,請我去給他的研究生講課,我說我的,和他的觀念不一致。我個人與朱學勤之間關系尚好,沒有翻過臉,但思想可以各說各的,可以自由討論。他當時要給我發講課費,不能用我的本名,只能用凌一那個假名,我還是非常感謝他的。下面這張照片就是當年朱學勤來我家里時我的一張照片,看到照片也許他還能記得那個情景。

           

           

           

           

            一個人一輩子為國為民做了好事,人民在遇到困難時自然會想到他,“抬頭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如今青年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原因就在于此。建國以來,我們有七十年的和平生活,靠的是抗美援朝一仗,美國才不敢如對待中東伊拉克、敘利亞那樣欺侮我們。對比中東地區被美國轟炸的那些國家,我們的境遇要好多了,這一切都是我們堅決與霸權主義斗爭的成果。

            另外在微信上還看到有人轉發《張維迎的6句實話,太扎心了》,開頭就說中國太驕傲了,覺得自己了不起,其實沒有那么厲害。整篇文章都在長西方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有一些西方技術處于領先地位,那也很自然的,他們的工業革命在我們之前,我們在1840年之后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起直追。經過抗美援朝,美國不敢再輕易對我們動手,我們才能安心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幾十年來,我們吸取了不少西方的技術,原子彈、氫彈以及導彈技術,還是靠我們自力更生搞起來的。至于引進的技術,也是有得有失,如轉基因技術,其中含有很大風險。另外我們放松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技術引進問題上也吃了不少虧,我不贊成驕傲,毛主席講過,每一次勝利以后的驕傲都會導致吃虧,但我們應該清楚的看到這幾十年巨大的進步和成績,來之不易,氣可鼓不可泄,張維迎的言論對我們的發展不利。拜登上臺以來對中國進行圍攻,我們不能動搖,要堅決頂回去。中國人民要有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的氣概。拜登上臺這半年,對中國圍攻要搞不下去去了,關鍵還是他自己國內矛盾沒有處理好,疫情泛濫成災,而且最近還在反復。美國國內經濟恢復工作沒有辦法,通貨膨脹嚴重,反過來是他有求于我們。我反對驕傲,但要看到成績,正確的路線要堅持下去,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如果這個時候動搖自己的信念,說不定會功虧一簣。我也希望中美友好,前提是美國必須誠心誠意改變錯誤的對華政策,也就是有沒有誠意的表現。美國如今面臨的困境,是他們國內政策的失誤造成的,特朗普時期疫情泛濫,拜登這半年又有新的發展,國內經濟長期無法恢復,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我們,是它對外政策特別是霸權主義導致的。拜登上臺以后,進一步動員各種力量圍攻中國,完全背離了全球化的趨勢。問題的關鍵在于其自身能否正確對待世界發展的總趨勢,平等對待其他國家。這個世界沒有永恒的霸權,我們中國永不稱霸,也不怕任何霸權主義的欺凌和壓迫,我們敢于斗爭,也敢于勝利。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僅在與西方打交道不能背離黨的基本路線,在國內政治路線上不能模仿西方那套東西,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我們在大是大非上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立場,一點也不能含糊。

            此外,我們要弘揚和發展中醫,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這次我們在武漢戰勝新冠疫情,中醫的思想理論起了重要作用,無論是輕癥病人的治療還是重癥病人的搶救,中醫都起了巨大作用,現在有的人講到中國在武漢戰勝疫情時,不提中醫的作用,目前對中醫的重視還不夠。不能否認西醫在醫學發展上有重要作用,但其理論是哪里有問題就在那個地方用藥,不會考慮身體的總體狀況,所以往往會產生副作用。在疾病的治療上,西醫更偏向于形而上,哪里有病就在哪里開刀,用藥不注意患者整體的情況,有時候這種方法可以快速奏效,但對某些全身性疾病往往缺少全面有效的處理方法。中醫則是從整體觀念出發,要提高病人各方面的健康因素去戰勝疾病。只強調西醫,否定中醫,這種觀念是不對的,故意把雙方對立起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加強科研,做好中西醫結合工作,更好地為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服務。

            最近看到類似的幾篇文章,還有其他一些作品,感覺有些公知又在抬頭,宣揚具有迷惑性的一些西方自由主義觀念,否定我們黨的歷史和革命傳統。這不意外,因為有國際的影響,只要我們頭腦保持清醒,他們翻不了大浪,提高警惕就可以了,我們只有堅持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史前進的車輪不是個別人搞一些偷偷摸摸的小動作就能阻擋的。

            附:

            朱學勤: “紅”為何會周期性發作,一旦發作還有那么大的魅惑?

            原標題:我怎么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朱學勤

            這些年突然出現“歷史熱”。2012年更奇怪,從年初到歲尾,一本外國老書持續大熱,市面上幾次脫銷。它說的不是那些讓人熱血膨脹的“大秦帝國”、“大唐帝國”或“大清帝國”,而是有點讓人瀉火敗氣的“衰史”——《舊制度與大革命》。還不是一本大眾暢銷書,三十多年前初版,僅僅是法國史學術圈子里的專業書,現在卻成為有識、有憂之士的公共讀物。

            托克維爾這本書出版于1856年,說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怎么會引起萬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們中國人關注?現在海內外在流傳某某某在讀這本書,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本書說了些什么?為什么朝野上下將視線集中于這本書?這本身就是個信號。

            革命緣于三中心共振

            法國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家,地球上要找一個疆域如此勻稱,同時具有大西洋、地中海兩條海岸線,唯此一家。氣候之溫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飛在法國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觀和北京周圍完全不一樣。

            我第一次往法國飛的時候,看到底下郁郁蔥蔥,綠得發黑,想起我插隊時的中原華北,忍不住憤慨上帝不公。法國沒有一寸不是好地,從南到北,我沒有看到一塊沙丘、鹽堿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稱福地。

            政治學界流傳一個共識:要找一個人口與幅員適中,政府邊際效力能抵達最遠邊界,卻又不致形成龐大高壓,那就是法國。但恰恰是這個國家,近代史幾乎是一部內亂史,革命不斷,起義成癮,斷頭臺瘋狂起落!

            舉個例子,《憲法》。英國沒有《憲法》,卻有憲政,從1688年光榮革命一錘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沒有革命,而且還好好地供養著一個王室。王室婚慶大典,百姓如癡如狂,爭睹如潮。

            美國有《憲法》,也有憲政,但是這部《憲法》是1787年在費城制定,正文一個字都沒改過,一直沿用到今天。與時俱進者,是《憲法》后面的修正條款。

            法國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憲法》的國家之一,1791年憲法幾乎與美國憲法同時誕生,到現在《憲法》已經改動十幾次,一部接一部,幾乎看不出最初的樣子了。不說帝制多次復辟,僅以“共和政體”論,已經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現在是“第五共和”。

            我曾經統計過,法國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機會經歷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憲政危機。而1789年發生的那場革命,則是規模最大、時間最久、震動最強烈的一場革命,故稱“大革命”。我們說到英國革命,有沒有稱其為“英國大革命”?說美國革命有沒有說“美國大革命”?唯有法國這場“革命”,名副其實,大家公認它為“大革命”!而這場“大革命”給法國帶來的并不是長治久安,而是長久動蕩。

            今天從影響力上說,法國只能算是個二等國家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但從歷史來講,它不是二等國,曾經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國。

            那么革命是個什么樣的狀況?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

            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個時代,在位時間都很長,都長達五六十年,王權專制達到極點,“朕即國家”。路易十四對外擴張,拓展疆土,對內掃平豪強,遷天下貴族富戶三千家于凡爾賽,類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掃平六國,定都咸陽,遷天下富豪于咸陽,收天下兵器鑄十二鐵人,立咸陽道旁。凡爾賽之奢華和氣派,遠超過故宮。凡爾賽成為全法國的銷金窟,貴族、富戶、全國的財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來對整個巴黎的影響、對整個法國的影響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財力,一旦傾覆,全國即刻瓦解。這個局面實際上是路易十四時代奠定下來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發。

            一場大革命為什么能把全法國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個悲劇結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個則從來沒人提,但托克維爾在這本書里說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個中心發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

            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學潮,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出危機,紐約震蕩;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了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國跟著起事。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侖的侄子小拿破侖之命重新規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師的專業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的城市,將那些適于打巷戰的彎彎曲曲小街小路,統統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里面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沖進去。

            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系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么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

            中央與地方關系在這里呈現出病態扭曲。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后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經出過了。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動蕩,如此規模就是你的墳墓。

            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千貴族遷居于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于各地,與地方勢力結合,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歷史上打豪強、削藩鎮,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統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走出我視野。

            這樣的一個結構對法國文化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貴夫人既有閑又有錢,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動物,對藝術、對異端邪說,對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比男人敏感。女人們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廳里開沙龍,聚集、收養各種各樣的異端邪說,挖男人的墳墓。沙龍與宮廷近在咫尺,卻是后者的墳墓,卻寄生在一處!

            沒有貴婦們的沙龍,就沒有啟蒙運動。這是路易十四根本沒想到的事情。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了。盡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鐘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說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

            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占巴士底獄。為什么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里面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后才發現沒有,只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啟蒙哲學。

            啟蒙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干凈,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么高貴者怎么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向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

            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著打開??墒亲詈笠话焰i他打不開了,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奧地利公主,也就是瑪麗·安東內特皇后。她酷愛文藝,像此前所有的貴夫人一樣,民間各種各樣的爭奇斗艷的新學說、新歌劇都要引進宮內。比如法國歌劇叫《費加羅的婚禮》,描繪的是啟蒙哲學最痛恨的那個封建等級觀念,實際上是攻擊統治階層。但是王后不知輕重,打開凡爾賽大門,把《費加羅的婚禮》挪到國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國王也不覺得這有什么了不起。

            法國社會階層明確地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僧侶,第二等級是佩劍貴族,第三等級是商人。按現在的標準就是,第二等級是政府官員,第三等級就是民營企業家。而第三等級之下,也就是說自耕農、小手藝匠人就沒有等級身份。

            這個制度并不像后來我們宣傳的,是農奴制、萬惡的壓迫。早在十三世紀法國就已經明言廢止農奴制。到大革命時,三分之二是自耕農,都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從中世紀大莊園、大奴隸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來。這一進程已經走了五六百年。

            這就是當時法國的情況,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經濟呢?那時處在繁榮的上升階段,并不是我們過去說那種革命公式,一窮二白,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越深。

            這么一個并不算最差的狀況,怎么會觸發這么大的革命呢?這才是托克維爾這本書要解答的問題。

            一個還不算最黑暗的國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時代觸發了反抗性最強的大革命,有長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導火線。長期的原因,托克維爾說,革命實際上并不是發生在受壓最緊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原來壓得很緊,然后逐漸放松的時候。這個道理其實很好理解。

            好壞且不論,單就革命發生機制以及與專制壓迫的關系來講,從我們的體會也能證明二百年前托克維爾講的是對的。真壓緊了,無從反抗,一松開,危機可能反而來了。我并不是說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壞事,一開始就不應該松,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經開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討厭,更令人無法忍受,或者說改掉的那部分與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就來了。

            稅務官是比蒸汽機危險千倍的革命家

            短線觸發的導火線,這個書里沒講。他也有理由不講。因為托克維爾不是以編年敘述為己任,那是另外一種類型的歷史學家的任務。他給自己規定是歷史學和哲學的結合,不僅僅是敘述事情,或者不主要敘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經發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關于具體的導火索,我就補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導火索是什么?錢,稅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來自稅務部門的官員?我一直講,稅務部門是給政府收錢的部門,但同時,也可能是給政府埋炸藥包的部門,觸發革命的往往是稅務部門。

            世界歷史上四次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只有俄國革命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造成混亂,給列寧創造十月革命,他的財務危機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門來。其他三場革命全因為稅收引起,都是因為稅務部門或者說王權要加稅,未經民意機關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經過民意機關同意,想加就加,加成習慣了,像吸毒上癮一樣。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覺得此前加得比這更厲害,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稅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稅收。

            法國革命的稅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兩年,也就是1787年,美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兩次革命相隔兩年,相關人員相互來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稱“姊妹革命”。在革命的傳導鏈條上,前一事之結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國要加稅,北美十三州才要獨立。北美獨立戰爭實際上是因稅收問題引起的“內戰”。

            北美獨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災樂禍。為什么?因為在美國獨立前,英國跟法國打了一仗,叫“七年戰爭”,爭奪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國打敗,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笨耸羌幽么蟮囊粋€核心省,是說法語的一個省,前兩年還要鬧獨立。這些法國人哪里來的?就是那次戰爭打敗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戰爭打敗,法王記著這筆賬。到了1787年,英國人自己起內訌,13州要獨立了。法王樂觀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獨立。

            華盛頓他們當時只是民兵,打不過國王的雇傭軍,尤其是民兵沒有海軍。海軍從哪里來?法國支持。所以北美獨立戰爭打八年,法國前期是隱蔽介入,后期是公開宣戰。

            對華盛頓來說,實際上這是忘恩負義的行為,因為1765年的時候英王的軍隊幫北美趕走了法國人,華盛頓是參加過那次戰爭的,受過英國的戰爭訓練。一轉眼,他站在法王這邊,要法王出兵幫著打英國人。

            前期隱蔽介入的時候是什么呢?是民間軍隊。民間軍隊當時有一個我們后來也用的稱呼,就叫志愿軍。為什么叫做志愿軍?因為他不是政府軍。當時法國和英國還沒有宣戰,但是法國的武裝力量介入了,但又沒有宣戰,所以這批軍隊就叫志愿軍,武裝的NGO(全場笑)。

            在座各位笑得對,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才叫志愿軍,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獨立戰爭后期,法王才向英國公開宣戰,出動了海軍。當時出動海軍相當于現在出動二炮部隊,非常昂貴,只有政府才養得起。那真是幫了華盛頓,幫北美打贏了這一仗。

            打完這一仗,國庫虧欠得厲害。當時法國的貨幣單位是鋰。國庫虧欠達到五億鋰。路易十六對這個五億虧空的想法很簡單——由貴族承擔,因為此前都是貴族承擔。他把貴族召集起來,貴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在當時實際上符合啟蒙運動的要求:把貴族底下第三等級召集過來,類似我們現在的民營企業家,問他們:“你們出不出?”

            企業家齊聲說:“不行,憑什么我們出!”正如前面說的,當改革改到一半時,剩下的一部分更為觸目、更讓人反感。

            這個三級會議路易十四時代就停止了。所謂的三級會議就是民意會議。路易十四覺得“朕即國家”,我想怎么著就怎么著,還開什么會。到路易十六,已經停開一百五十多年。停了這么久的三級會議,路易十六恢復了,可謂開明進步。

            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按法國中世紀的傳統,三級會議是分廳議事。不想這次三級會議召集了以后,他們自說自話,做了個決定,要合廳議事,三個等級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咱三個等級要形成“共識”,不能被國王分而治之!國王覺得這不是造反嘛!我已經這么開明了,讓你們開這個150多年都沒有開過的會,你們還得寸進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進尺。國王下令把三級會議的會議廳鎖起來,不讓他們開會。人都到了,會堂鎖起來,這些人就在廣場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們自己找了一個露天網球場,三級代表就在那里發誓,說我們一定要開會,還要給法國制定出一部憲法,用憲法來規范國王和我們之間的權力分割!

            這又進了一步,不討論稅收,討論憲法。國王覺得巴黎已經失控,軍官們在凡爾賽宴飲,把象征巴黎的紅藍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亂踩,撒酒瘋說要血洗巴黎。這些話傳到了巴黎,一時謠言四起。

            謠言是革命最大的動員者。一個社會什么時候謠言四起,就說明革命已經在收集烏云。巴黎市民爭相散播謠言,說凡爾賽要血洗巴黎,與其你血洗,不如我起義。7月14日這一天起義果然發生。因為一個稅收,引發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

            馬克思當年曾說,蒸汽機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補充一句,稅務官是比蒸汽機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制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制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了一年多。

            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制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劃法國的行政區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

            但問題來了,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后面跟來了“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

            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制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沖進去吶喊。巴黎的國民公會、立法議會等等,最后都是被無套褲漢和編織婦們吶喊聲所控制。贊成、投票,不贊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們的聲音最響亮。

            這時進入革命的比賽階段,會有各種派別,只要前面一個派別比后面一個派別顯得溫和,后面那個派別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寧左勿右,誰更左、更激進,誰上臺。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政時發生了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回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

            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了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局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

            如果說第一階段僅僅是政治革命,改變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變主人,在主人旁邊加一個憲法,緊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個階段就開始有了社會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個階段就是羅伯斯庇爾,雅各賓執政,更上層樓。

            但是,要推翻吉倫特派,你總要顯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這個階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還真把自己稱為“文化革命”!就是說,早在毛##文化革命以前兩百年,法國人就玩過這一把。

            法國的所謂文化革命,總共一年,從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進的階段,政治改,社會改,最后他們認為,最難改,但最應該改的是精神結構,要鏟除舊人,要塑造法蘭西新人!于是這一時期產生了大規模的教育改制,誕生了與傳統文化徹底切割的新文藝,即所謂“唱紅”,流行法蘭西小紅帽,還流行改人名、改地名……(此處有刪減)

            羅伯斯庇爾早在1793年的法國,就玩過這一把。但凡玩“唱紅”這一手,一開始確實是意氣風發,老百姓覺得從來沒有活得這么意氣高揚,這么慷慨激昂。但事實上,革命革到最后就與人心為敵,與每一個人為敵。

            思凡、出家和還俗

            “紅”為何會周期性發作,一旦發作還有那么大的魅惑?個人有短期發熱,人類群體有沒有短期發熱?

            有。個體發熱,精神至上,逐漸厭世,會經歷一個削發為僧或為尼的極端事件——“出家”。在寺廟中待久了,春心萌動,又會“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還俗”。

            這樣一個“出家”-“思凡”-“還俗”三部曲,在人類群體生活中也會出現。大革命來的時候,人似乎都能舍棄物質生活,顯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集體出家”的社會學現象即此降臨。

            這個“雞犬升天”,是說一個人相信某一種烏托邦的理想,通過廣場擴音器放大,整個社會都跟著他催眠,進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類社會似乎總是間歇性出現這種情況,法國這樣,中國“文G”也是這樣。

            但在廣場上折騰時間長了,每一個人都開始思戀“廚房里的火雞”,從廣場偷返廚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現象開始出現。

            “文G”中后期出現逍遙派,女同學熱衷于編打毛衣,交換編毛衣的各種線路。男同學熱衷于在宿舍里裝半導體收音機,交換各種半導體收音機的線路。實際上就意味著廣場上的路線斗爭已經被“思凡”置換,置換為女人手里的線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機線路,已經置換為世俗的追求。

            同時,手抄本也開始流傳開來。到這時,必有某派某黨意識到這個潛流,“出家”的時代結束了,“思凡”、“還俗”的時代開始了,從不食人間煙火的山間寺廟回到山下廚房正常生活, 衣食住行、男歡女愛。如果他成功地發動政變,社會就會順著他的政變改變發展方向,我稱“社會大還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國發生了一個從精神向世俗的轉變。因為是在夏天熱月發生,俗稱“熱月事變”。熱月事變推翻了精神烏托邦,三天后,又將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臺,然后重新組織政府。這個組織起來的政府從革命時候的瘋狂,向世俗生活大規模退卻,這種退卻,用鄧小平允諾香港的那句話來講最形象:那就是“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樣炒”,正常的生活回來了!

            這種集體“還俗”的社會現象歷史學稱為“熱月現象”。我們可以說,熱月現象實際上不僅僅屬于法國,它既是法國的,也是俄國的,更是中國的。

            中國的“熱月事變”什么時候開始?1976年。我們的熱月事變有兩件事,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寫上半篇,我寫下半篇,這樣來完成。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件,一個漢語版的“熱月事變”,把“中國的羅伯斯庇爾”張春橋、江青送進監獄,后者差一點送上斷頭臺,中國人開始回到正常的世俗生活。

            一個人相信某一種烏托邦的理想,通過廣場擴音器放大,整個社會都跟著他催眠,進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類社會似乎總是間歇性出現這種情況,法國這樣,中國“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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