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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年變局還是百年變局, 中國真正的迷局其實并沒變

          程亞文 · 2021-06-24 ·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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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千年變局”背景下,現當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題,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在全球化沖擊下的政治重建,一方面,要化解國際等級秩序和資本意志對中國國家性的摧毀,建立新的道統和政統,從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動“世界人民大團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 程亞文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導讀】自清朝覆亡,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之路以來,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道統政治資源被拋棄,如何尋找新的政治資源,就成為現當代中國迫切需要回答的一個政治難題。

            本文發問:從19、20世紀之交英國主導全球化的失敗者,到20世紀后期以來美國主導全球化的弄潮兒,中國的角色轉變是如何發生的?這一轉變,與現代中國的革命與建設,尤其是政治觀念、政治組織和政治制度的重建,又有什么樣的關系?

            著眼于國際秩序重構與中國道統重建的雙重維度,作者指出:在“三千年變局”背景下,現當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題,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在全球化沖擊下的政治重建,一方面,要化解國際等級秩序和資本意志對中國國家性的摧毀,建立新的道統和政統,從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動“世界人民大團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百年變局”背景下,中國曾為之努力的抵御國際強權、構造公正平等國際秩序的政治主題,轉化成了應對隨全球化而來的世界經濟與政治嚴重不平等的世界性挑戰,中國需要樹立“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的新道統,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新方案。未來中國政治道統的重建工作,尤需關注兩個方向:一是開拓新的世界主義主張,二是與中國歷史與傳統更好對接,以利于安頓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3期(6月刊),原題為《現代中國政治主題的重構與道統重建》,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現代中國政治主題的重構與道統重建

            一個半世紀前,在大清王朝行將就木之際,一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大張旗鼓地展開。這一運動的結果并不美妙,1911年,清朝自鴉片戰爭失利以來勉力支撐了七十年的政權,終于大廈傾覆。在晚清陷于風雨飄搖的19世紀中后期和20世紀前期,正是當時世界最強大國家英國所主導的全球化時期,中國被迫卷入這一全球經濟和政治體系。清朝崩潰,很大程度上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化在中國所產生的政治后果。相互聯結的體系化的全球格局,“決定”了中國最后一個王朝的命運,這種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清朝在既定的國家制度安排范疇內,左沖右突也無力扭轉乾坤。

            將近七十年后,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卻主動選擇大幅度轉向融入新一輪由當代最強大國家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在清朝消亡近百年后,中國以全面復興的面貌重新展現于世。從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期英國主導的全球化中的失敗者,到20世紀后期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中的弄潮兒,中國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這一轉變,與現代中國的革命與建設,尤其是政治觀念、政治組織和政治制度的重建,又有什么樣的關系?

            “大變局”與大決裂

            在清朝崩潰前后,有兩件事情今天想來仍意味深長:一是在清朝覆亡前,晚清士大夫或曰知識階層,在不斷加劇的外患內憂面前,由開始時對中國國家能力產生懷疑,又接著懷疑起自己的政治制度,再進而整體否定中國自身歷史文化傳統,并認為國家應該調整前行方向,由此發生了改良派與革命派之爭,前者主張虛君共和,后者主張推翻皇權、另建新制。二是在清朝剛剛覆亡之際的1912年10月,康有為授意其學生陳煥章在上海成立了孔教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力圖讓孔教成為新興宗教,達成“保國、保種、保教”之目的??涤袨榭嘈膭摻捉虝?,今人恐怕很難理解其憂心何在,但置于中國以往的朝代更迭歷史中,就能明白此乃關系中國成其為國家的根本性問題。

            在傳統中國語境中,儒家(教)是政治道統的主要來源,皇權則是政統的體現,在道統規范下的政統及展開的治理,是政治秩序形成和維持的關鍵,歷朝歷代雖然不時有治體即皇權實際承載者的變更,但象征“天子”權力的政治制度即帝制從沒有改變過;同時,雖然“皇帝輪流做”,但只要新的統治者足夠尊重傳統道統,經歷朝代更迭后的新朝很快就能俘獲人心、重建政治秩序,不管其是否為“外族”。這是傳統中國社會形成“超穩定結構”的政治密碼。然而,清政權的倒臺卻打破了上述歷史慣例,不僅就此終結了體現傳統政統的帝制,還以打砸孔廟、擱置孔祀的行為,全面在符號層面放棄以儒家(教)為核心的傳統道統。清朝崩潰與以往的朝代更迭的最大不同,是將帝制和儒學(教)都“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民國元年,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簽發《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借行政力量廢除學校讀經,就是在國家教育體系中的“廢孔”行為。

            廢孔和打倒帝制,在現在看來理所當然,是走上“政治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它在一百多年前的歷史時刻,改變了中國政治歷史的慣常軌道,給當時中國人如何前行帶來了巨大困擾。全面拋棄以傳統道統和政統為關鍵內容的政治資源,由此帶來的一道政治難題,是現代中國政治重建需要獲取全新的政治資源,然而,新的政治資源在哪里?落地中國能不能生根發芽?道統作為一種穩定的符號系統、精神結構和制度構造,是在長久歷史實踐中慢慢磨合而成并被內化和普遍接受的。

            鑒于民初的種種亂象和儒學(教)危機,1912年7月底,康有為在致書陳煥章創辦孔教會時,直斥清朝和民國政權更迭使得“禮俗淪亡,教化掃地,非惟一時之革命,實中國五千年政教之盡革”,乃使中國處于“進無所依,退無所據”的尷尬境地??涤袨榈倪@個認識是深刻的,如不能獲得政治資源再建道統,傳承了數千年的“中國”,真有可能就此消失。相比于以往的朝代更替,道統不變,治體有變,這實在是成色十足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此一“大變局”當然也給當時士人們的心理帶來了大波動,從晚清張之洞提出“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到清亡后康有為建孔教會,所憂都在一處,即政治道統和政統的同時遭棄,可能會導致國將難存、種也不保。他們的憂患也被后來中國的經歷證明并非妄言,從1911年清朝終結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現代中國遭遇長達38年的內部分裂與外部侵略,在面對外敵時屢屢無法達成內部團結,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也難以形成共識,直至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中國才重新實現初步統一,其間歷經磨難,可謂九死一生。

            “大變局”在清末民初之際還有另一個重要內涵。自16世紀以來,以歐洲的對外殖民、強力通商為手段,世界進入全球化進程,但直至19世紀之前,“全球化”都還沒有達及全球,全球經濟、政治在歐洲之外一直并立存在其他分庭抗禮、互不統屬的文明地帶,主要是亞洲東部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教)文明圈、亞洲西部的奧斯曼帝國體系。但在進入19世紀中后期以后,這兩大文明區域也被深深裹挾進以歐洲為中心的資本-政治進程,全球化前所未有地達及全球,無數世紀以來相互離散的世界轉變為等級化的、相互關聯的世界。在全球化的中心地帶,歐洲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日益加劇,維護歐洲內部平衡的“維也納體系”也逐漸難以為繼。這些結構性的變化使全球格局進入大變動大調整的新軌道。這一輪全球化以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及其對外擴張為主要動力,晚清中國與當時的美國、日本一樣,同處在以英國為主的歐洲工業化國家對外擴張形成的全球化格局中。

            清朝的崩潰,相當程度上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化在不同空間造成的政治后果。全球化世界的形成,顛覆了清朝276年的國運,使之在治體消散的同時,政統和道統也無法經受全球化的沖擊而坍塌。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上半葉發生的“大變局”,從政治本身來說,是中國延續數千年的道統與政統之變;如果我們將這種政治變動置于全球格局觀察,這又是由19世紀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變動引發的大變局——在當時世界資本運動的新階段,在國際資本與強勢國家的合謀下,中國被迫卷入全球化,面臨“帝國主義”的壓迫,陷入國際等級秩序和資本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解構中。

            新政治主題的形成

            中國自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全球層面的近代世界格局之變,共同決定了清朝覆亡之后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也決定了現當代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政治主題。

            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1912年元月中華民國正式建立,然而,政權的前后鼎革卻沒有想象的那樣容易。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創立,不過是近現代中國進入新動蕩期的又一個開始。自此之后,中國陷入南北對立、軍閥割據、外敵入侵局面,列強和買辦階層長袖善舞、左右時局,民族分離運動也應聲而起,國家既無法“攘外”,也無法“安內”,在央地(中央與地方)、經政(經濟與政治或商業與政治,近代以來主要表現為資本與政治)、族際(民族問題)、軍政(軍事與政治)、政教(政治與宗教)等關系上,悉數出現嚴重挑戰。清朝崩潰后中國全面滑向政治失序,反映了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在其危難之際面對問題與挑戰的高度復雜性,以及展開政治重建的無比艱難。

            近代以來“革命”話語在中國的興起,正是呼應了此種現實。在清朝崩潰之前,“革命”的必要性仍有需要商榷的成分,通過“改良”而實現革新也并沒有窮盡可能性。但在清朝消亡、帝制和自身政治傳統被完全非正當化后,“革命”已轉變為必須做出的抉擇和必然經歷的過程。中國共產黨1921年創立時,更是從頭做起,尋覓新的政治資源,重建中國政治。

            中共創立者們深知當時中國的危機所在,這首先體現在對中國革命目標的認識上。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講演中,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是對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的繼承發展與吐故納新,無論“舊民主主義”還是“新民主主義”,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認識到了中國革命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在構想“新國家”時要重建道統。當然,為示“革命”及與過去的決裂,他們都沒有在其政治話語中延續傳統中國政治語言,而以政治概念即“名”的變換,達成道統和政統創制之“實”。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國體”“政體”,就不知不覺暗合了歷史中國對政治的理解方式。以往道統所規范的正是“國體”;在毛澤東和中共的構想中,“國體”不再是傳統的夷夏之變和儒家大一統,而是以階級劃分所界定的政權性質,且又是以毛澤東所極為重視的“新文化”作為精神結構。“新文化”所要填補的,實際上是儒家義理和符號系統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后所形成的精神真空。至于 “政體”,也不再是吳唅、費孝通等在1948年系統討論過的“皇權與紳權”,而是體現革命階級政治要求的政權機關和制度形式,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民主集中制。

            其次體現在對革命任務的理解上。在1939年完成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任務,“主要地就是打擊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帝國主義”被排到“三座大山”之首,早在中共創立之初即已明確,中共二大制定的黨的最低綱領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是基于對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認識。毛澤東在1937年的《矛盾論》《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兩文中深入闡明了這一點,又在整個革命戰爭時期反復強調。把“帝國主義”作為主要斗爭對象,并非始于共產黨。1916年9月,孫中山到海寧鹽官觀看錢塘江大潮,回上海后寫下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他所看到的“潮流”,正是中國已處于全球化的新的歷史時間中,已無法回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蹂躪壓迫。1924年11月19日,孫中山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的演講中說,“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軍閥的禍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國主義的禍害,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中國革命要與帝國主義勢不兩立,乃是包括中國國民黨在內的近代以來中國革命黨人的共識。

            “推翻帝國主義”口號所折射的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問題,是國際資本與列強結盟,共同構造了國際關系中的壓迫性等級體系,以及資本運動帶來的全球化內化,成為瓦解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強大力量。中國國將不國、松散分裂最符合資本意愿,但如果中國處于全面混亂狀態,也不符合資本的利益。為此,國際資本要與強勢國家政治意志相結合,形成共謀控制中國內政,才能實現在中國獲得最大收益。當這張全球性的經濟、政治網絡試圖牢牢捆扎住中國的手腳時,現當代中國欲獲新生,就必須要對19世紀中后期以來的全球化做出回應。一方面,要在全球已然一體的空間觀、時代觀中框定中國問題的來源和性質;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全球性的資源化解全球化和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壓迫,包括通過幫助其他受壓迫者形成“國際統一戰線”來發展壯大自己。19世紀中后期以來的中國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的一部分,因此,“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義論》),中國問題需要有全球性的解決方案,這也是與以往世代大不相同的地方。在承接全球性資源時,全球性的價值觀念和理論體系也不可缺席,它也參與規范了現當代中國道統重建的方向:傳統道統在近現代中國所面對的困境,是其無力對接“中國救亡”吸納利用全球性資源的需求;新的道統體系在繼承傳統道統體系或對其“創造性轉化”(林毓生語)的同時,也要在可感的價值觀念和話語體系中承接外來思想和理論,才便于中國的訴求能在中國之外得到理解和回應。這是梁啟超提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概念,孫中山主張“三民主義”并在后來轉向“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以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擁抱馬克思主義,并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機緣所在。

            置于1911年后中國不斷“向下沉淪”的語境,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受命于危難之際”,其創黨立意和實踐經歷不僅內生于中國歷史與政治,也是因應現代資本主義運動對中國的摧毀、意圖突破世界體系中的等級制的結果。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中國建立新經濟、新政治和新文化,產生列寧所說的文化領導權和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是艱難的。這場革命,顛覆了中國傳統政治鼎革的常規,以往的朝代更迭從未發生過同時更新道統與政統的情況。其艱難還在于,在重建道統和政統時,需要面對全球化的新語境,如不能很好回應,也不可能建立新統,迎來中國的重生。有基于此,現當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題,乃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在全球化沖擊下的政治重建,其要又在于化解國際等級秩序和資本意志對中國國家性的摧毀,建立新的道統和政統,從而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有利于推動“世界人民大團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塑造對全球化的免疫力

            1949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一個“站”字,既概括了近現代中國的國家命運,也表明了近現代中國的革命追求。隨全球化而來的帝國主義讓中國喪失了自主決定自我命運的能力和機會,中國在這段時間受盡屈辱,是“瘸”著甚至是“跪”著的。在此期間,中共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力量為中國的獨立自主而奔走奮斗,一邊廣泛發動人民群眾,一邊外建國際統一戰線,終于在1949年重新初步實現了國家統一,獲得了政治自主。在追求政治自主的過程中,現當代中國撿起的一個重要外來理論武器,是民族國家的“現代”主權概念,“國家主權神圣不可侵犯”。近代以來歐洲的主權觀念及相關制度安排,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政治追求在關鍵方面是相通的,表達的都是政出于一的理想。何休在《解詁》中說:“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施政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對“統”作為“始”和“總系”的觀念,與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提出的“主權者”概念是可以通約的。近代歐洲在由散亂無統的封建社會轉向民族國家時,主權者所起的就是“定于一”的“統”的作用。這個“統”承始于天、“上帝”或神圣化的“人民”,又是世間一切法令的由來, 所謂“受命改制”,即近代以來歐洲政治所說的“主權者立法”。“存在先于本質”,在政治秩序的重啟時刻,“主權者”或道統建構者的現身具有本體論意義。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曾以此為定位,但其選取的觀念體系、所用的方式方法、所取得的實踐效果都不能充分急當時中國之需。中國共產黨則最大程度滿足了現當代中國的道統與政統重建需求,也因此決定和規范了當代中國的政治內容。

            現代中國革命的政治主題是抵御外來強權與改組中國社會、規制資本權力的合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一主題并未消失,因為中國仍“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建設國家而非革命戰爭已成為主要任務,踐行這一主題的方式因此發生了變化。20世紀下半葉前期,中國進行了國家制度的重建,與清朝后期和國民政府時期相比,其中突出的政治增量,是強化了政治對資本的規制和對國家財富、資源的協調分配。這體現為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中的政治平衡觀念、宏觀掌控資本運動的經濟計劃(規劃)制度以及黨對國家事務的審議權力等,從而建構起了國家發展主動權,包括對長遠發展的規劃能力以及在發展中分配資源、維護公平公正的能力,得以在外保國家安全的同時,內部免于資本無序擴張可能帶來的社會失序。

            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建設,始終貫穿了對19世紀英國主導的全球化造成的中國崩潰的政治反思。這在20世紀上半葉主要體現為爭取民族獨立的反帝運動與戰爭;在20世紀下半葉前期則體現為對沖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政治制度、機制及相關機構的建設;等到能夠抵御外來沖擊的經濟基礎、政治能力形成即筑起“防波堤”后,1978年后的中國,再次選擇對外開放,“融入人類文明主流”。但如果簡單地認為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在“本質上”反對對外開放或抗拒全球化,也是錯誤的。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第十條“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中明確提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對于科學技術“大部分先要照辦”。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都表達了向外國學習的重要性。如此就可以理解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口號仍飄蕩在全國各地的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系為什么會忽然發生出人意料的轉寰,它與此后不久中國全面轉向“改革開放”,是同樣的政治邏輯使然。當代中國在前期建構了對沖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機制和能力,才保證在后來重新加入全球化時,能夠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好處,又避免被全球化所撕裂。

            以“國體”“政體”“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為表述的新道統和新政統建構,曾以“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極端方式展現出來,它鮮明地體現了對國家以往悲慘經歷的深刻記憶,是對此做出的本能性過激回應。“帝國主義”和霸權曾經是全球化的另一面。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又與曾經的盟友蘇聯分道揚鑣甚至反目,看起來很不理智,但其實背后的政治思維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當年美國和蘇聯各自主導的“半球化”中,都有瓦解其他國家的經濟、政治自主的取向,這是曾經因喪失國家發展主動權而備受痛楚的新中國所不能忍受的。新中國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從“帝國主義”和霸權中掙脫,才能獲得自我掌控國家發展的能力。當代中國在重新選擇加入全球化潮流時,所考慮的乃是它需要什么樣的國內基礎,在通過自身努力在體內植入對全球化負面效應的“抗體”后,中國才使全球化為己所用,而非再次被全球化卷入深淵。

            新的時代性問題

            現當代中國政治主題的重構,及由此展開的道統與政統重建,引導了當代中國的理想追求,塑造了維護國家完整性和對沖全球化負面影響的能力,這使得當代中國不僅免于19世紀后期國家崩潰的命運,而且對沖了此輪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但是,要全面開新,重構政治主題下的政治實踐,行程仍備顯艱難。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與建設,也許只有同時置于中國悠久歷史傳統和近代以來全球史的進程中,才能更好得到理解,也才能明白其巨大意義。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說:“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由于在顯意識上徹底與既往道統與政統相決裂,現當代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因此是一場在“一窮二白”前提下的政治重建,無論能夠利用的政治資源還是可以吸收的政治經驗,都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沒有充分的經驗可鑒,新的道統與政統意欲快速達到完全成熟的狀態,是不太可能的。在20世紀下半葉,無論在踐行“為人民服務”,還是在推動“世界人民大團結”上,中國都既有成功經驗,也免不了有挫折和失誤。如何以更合適的方式,在推進國家復興構想的同時,又使中國的國家發展進程獲得“全球化”空間的理解、支持甚至效仿,在傳播世界主義愿景的過程中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共利,仍需要當代中國人深入探索。

            如今,特別需要開新的是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開拓新的世界主義主張。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的全球化帶給中國的痛苦經歷,已成過去。然而,在那一輪全球化中曾出現的時代性問題,卻并沒有完全成為過去。近年來,作為這一輪全球化的發起者,美國的內部撕裂日益嚴重,與中國之間的激烈紛爭也牽動全球;同時,歐洲出現進一步衰敗的跡象,世界各地的混亂局面也在加劇,由此構成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百余年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遙遙相應。與百年前有著絕對等級差別的國際權力秩序相比,“二戰”后建立起來的是一個在一定程度上已可共享的世界。但世界各國享有的權力和權利并不真如《聯合國憲章》所聲稱的那樣全然平等,而是仍然分出強勢/弱勢國家兩類,前者是少數,后者必然是多數。雖然當前弱勢國家可以在相當大程度上按照自身意志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而且已與強勢國家處于同一種話語平臺,但國際規則基本由強勢國家制定,弱勢國家不但主導不了國際秩序,對于國際事務也缺乏影響力。這一體系在理論上的表達,是以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為代表的霸權秩序觀,即認為國際秩序的建構和維持主要靠霸權,有實力的霸權國家提供了更多國際公共品,因此也應享有更多國際權力和權利,即對世界事務的主導權。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一票否決權”,就是這種現實的突出體現。當代世界是一個“共同而有差別”、等級壁壘已有所弱化但不平等關系仍然明顯存在的世界。這決定了從“三千年未有大變局”到“百有未有之大變局”,抵御國際強權、構造公正平等的國際秩序的政治主題,仍然沒有消失。在當代中國,這一主題經常體現為“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對外政策表達。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全球化潮流,在其演進中再次重構了資本與政治的關系;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在國際關系和很多國家內部重新塑造出中心-邊緣的經濟、政治格局,重現了19世紀后期資本運動瓦解國家和顛覆國際秩序的場景。隨全球化而來的世界經濟與政治不平等的加劇,也使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一度弱化的規制資本權力的政治議程,如今也在重新強化。中國需要在規范當代世界的資本運動與政治的關系上,做出不同于其他國家,也不同于過去的努力。現代中國的政治重建,需要利用和創造全球性的反抗資源,才能突破霸權的空間格局。“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的新道統追求,是對全球性問題的中國回應,也因此包含了對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方案。在中國革命與以往的建設年代,新道統構建已將歷史中國的虛擬的“天下”空間觀,實體化為“全球”或“世界”,由以往基于自身能力主動為“天下”提供公共產品,轉變為為化解自身問題而不能不吸納全球性資源,并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這種行動在20世紀及本世紀初因中國國力所限是被動的、有限的,但隨著近些年來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已需要增強主動成分,也需要增加量的供給。

            二是在道統完善過程中要與中國自身歷史與傳統更好對接,以更有利于安頓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在長期的革命與建設中,圍繞新的政治主題,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先鋒隊”“民主集中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表述,在一系列價值與義理展開中重建了政治道統。“以人民為中心”取代了歷史中國的“仁”,但又暗合了“仁”對于政治世界的價值規范;人民英雄紀念碑、烈士陵園以及與現當代革命進程密切相關的紀念活動等,成為新的政治符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邊對外打開大門,另一邊對傳統元素的重視也是既往所未見,比如公祭炎黃人文始祖、祭孔活動的經?;?、將一些傳統重要節日列為國家法定節假日并增加假期天數等,這些都是一種新嘗試或文明自覺,即將傳統道統中的符號和價值嫁接入現當代革命與建設歷程。百年前的全球化逼迫中國改變傳統政治語言、重構政治主題,今天在修改政治語言時如何與中國自身歷史傳統對接,以免因道統中斷而使政治秩序發生紊亂,這是現當代中國在重構政治主題、重建道統和政統時所要面對的一個難題。這個難題并沒有完全消失,當代中國圍繞國家發展方向不時發生的一些激烈爭論,就可見其端倪。道統的正當性與穩定性是在較長歷史積累中形成的,當代中國內部的精神秩序仍面臨著很多問題,與自身歷史重新對接是解決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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