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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晚年之問”與中國道路的源起

          張雪琴 · 2021-05-31 · 來源:《博覽群書》2021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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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就曾指出馬克思關于歷史發展的動力存在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即一方面將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將其歸結為階級斗爭。李大釗的思考成果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正是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結合,并由此刻畫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與方向。

            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張雪琴老師的文章《列寧“晚年之問”與中國道路的源起》。

            馬克思通過相對剩余價值參照系理論,以及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病理學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與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之間看似矛盾的內在關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思考無產階級革命的路徑問題。十月革命之后,列寧面對十月革命是否算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質疑,一方面間接承認十月革命自身尚且只是一場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同時提出了克服這一局限性的方案,即以政治革命為先導,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最終實現以生產力的根本進步為前提的生產方式變遷。列寧的這一思考一方面提供了關于“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論”,另一方面通過強調以生產力的根本進步為前提的生產方式變遷,將世界歷史偶然性理論同馬克思世界歷史必然性理論有機結合。對于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問題,葛蘭西與李大釗也有與列寧相似的認識。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就曾指出馬克思關于歷史發展的動力存在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即一方面將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將其歸結為階級斗爭。李大釗的思考成果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正是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結合,并由此刻畫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與方向。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創造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是建立在“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理論”與“世界歷史的必然性理論”有機統一基礎上的一條嶄新道路。以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偉大斗爭為先導,不斷推進生產力的根本性進步,這構成了中國道路的基本輪廓。這一道路,有力駁斥了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不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更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偉大實踐!

            本文原刊于《博覽群書》2021年第五期。感謝作者張雪琴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自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先后在英、法等西歐國家發展起來;到19世紀,隨著工業革命完成,機器大工業取代了工場手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成熟起來,人類社會正式步入市場經濟時代。

            01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產階級時代……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F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資產階級……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可以說,正是在《共產黨宣言》中,歷史通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表達了市場經濟時代的自我意識。這也被稱為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的時代之問:1)為什么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能夠取得如此之大的發展?(2)為什么在生產力突飛猛進的同時,資本對雇傭勞動的統治所帶來的諸如無產階級貧困化、經濟危機等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典型表現的各種矛盾卻不斷凸顯。

            因此,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和資本對雇傭勞動的統治成為市場經濟時代的兩大典型特征,并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學圖景的兩大元素。馬克思經濟學圖景的第一元素強調了“資本的歷史的合理性”,表達了他們對現代市場經濟歷史正當性的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圖景的第二元素揭示了資本對雇傭勞動的統治,表達了他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嚴肅批判。

            恩格斯在回顧和總結馬克思的理論時指出,馬克思畢生有兩大貢獻,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觀,二是發現了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的兩大貢獻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這種統一性具體地體現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上,并由此提供了一個關于“世界歷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論”。該理論的首要任務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對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作出解釋并對其趨勢做出預判?!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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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市中心馬克思-恩格斯廣場的雕像

            一方面,馬克思通過以生產力進步和剩余增長互為前提、合二為一的相對剩余價值參照系理論,回答了馬克思經濟學圖景的第一大元素,解答了市場經濟時代之問的第一問。另一方面,馬克思也通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病理學分析,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何必然受困于“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與“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反趨勢”這一互補性矛盾。這就使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機制不僅會因為資本積累基本矛盾的存在而遭受周期性破壞,而且會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資本勞動比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所導致的一般利潤率下降并最終引發積累率下降而遭受長期性破壞。這就回答了馬克思經濟學圖景的第二大元素,解答了市場經濟時代之問的第二問,科學的論證了為何“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從而為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了科學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表達上述時代之問的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追問道:(1)陷入貧困化的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怎么辦?(2)陷入“資本困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該怎么辦?對上述兩大追問的回答涉及到了制度變遷,這也成為馬克思在19世紀70年代后著力求解的問題。從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馬克思撰寫了大量研究古代社會經濟關系及其演化的筆記,探討諸如古代社會經濟形態的基本特征、農村公社所有制的結構以及卡夫丁峽谷等關涉制度變遷的問題。然而,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暴露出馬克思強調的是基于歐洲歷史經驗的制度變遷的第一條道路。這條道路認為制度變遷服從于生產力進步推動生產關系改變這一基本規律。這也是為何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基于歐洲歷史經驗極為慎重地指出,“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從而俄國農村公社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換言之,由于西歐生產力水平較高,若西歐革命成功,那么俄國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這表明,根據制度變遷的第一條道路,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落后國家實現制度變遷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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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手稿

            02

            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第一條道路的觀點事實上與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矛盾緊密相連,這一矛盾具體表現為如何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市場與國家這三對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馬克思對制度變遷第一條道路的強調不自覺的給歷史唯物主義蒙上了一層決定論的面紗。在馬克思逝世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經濟)一元決定論”理解大行其道,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經試圖批評并糾正這種傾向,由此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史上圍繞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次爭論。不過遺憾的是,實踐的發展尚未成熟到讓馬克思恩格斯做出彌合歷史唯物主義內在矛盾的境地,以至于恩格斯將這種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理解視為主要是馬克思和他本人對于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得不夠充分而造成的誤解,而非歷史唯物主義內在矛盾的表現。對此,盧卡奇指出:

            “恩格斯在晚年曾作過堅持不懈的(但徒勞的)努力,試圖把機械的庸俗的錯誤的認識論的經濟優先觀(有人把它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引上辯證法的軌道:他試圖防止這樣一種觀點,就是似乎任何社會現象都能從經濟中‘作為邏輯的必然推導出來’。”

            然而,在恩格斯逝世后,以普列漢諾夫、布哈林等為典型代表的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理解作為最通行的解釋占據了思想界的主要舞臺并構成了十月革命爆發前后的理論底色。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宣告了蘇維埃政權的確立,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然而,受對歷史唯物主義決定論理解的影響,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對十月革命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在他們看來,生產力水平落后的俄國尚且沒有發展到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從而十月革命不可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針對上述質疑,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反問道:

            “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正是在這里,列寧一方面間接地承認了十月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即十月革命尚且只是一場政治革命;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為克服上述局限性提出了可能的解決方案,即通過政治革命作為先導,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最終實現以生產力的根本進步為前提的生產方式變遷,這表明,制度變遷不只有“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而是存在第二條道路的可能。鑒于列寧以反問的方式回答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質疑,國內著名學者孟捷教授形象地將此稱為“列寧晚年之問”,其核心要點可以歸結為下述兩點?!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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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

            第一,列寧提供了關于“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論”。在列寧看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具體而言,列寧關于“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理論”寓于其關于革命主客觀條件統一的思考之中。一方面,列寧在《怎么辦》等重要著作中提出了先鋒隊政黨理論,解決了由誰領導這一革命的主體性問題;另一方面,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分析了革命所面臨的客觀條件,指出沙皇俄國不僅在內部面臨錯綜復雜且尖銳的階級矛盾,而且由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帝國主義之間也面臨著尖銳的矛盾,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俄國客觀上成為了“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由此,就可以掄起先鋒隊政黨這柄結實的鐵錘砸向“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從而實現革命的成功。因此,列寧關于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論意味著要在世界歷史稍縱即逝的條件下創造機遇,實現革命主客觀條件的有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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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 《怎么辦》

            第二,列寧通過強調以生產力的根本進步為前提的生產方式變遷,實現了其關于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論與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論的有機結合。正文上文所指出的,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的必然性理論具有下述兩大特點:(1)就市場經濟一般而言,馬克思對市場經濟時代之問第一問地解答設定了生產率提高和剩余價值的增長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良性循環的前提。這必然意味著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用盡一切辦法提高生產力。也正是基于此,列寧在其晚年著述中反復強調在新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賽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決定性意義。(2)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病理學分析而言,馬克思對市場經濟時代之問第二問地解答表明由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機制不僅會遭受由于資本積累基本矛盾所致的周期性破壞,還會面臨技術進步導致的積累率下降所帶來的長期性破壞。這表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純粹是烏托邦,國家與市場并非截然兩分,而是相互嵌入。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寧意識到,盡管俄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并沒有脫離市場經濟時代,他甚至借用了“國家資本主義”一詞試圖表達市場與國家的有機結合。因此,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并非純粹的政策改換,而是具有政策范式變遷意義的重大轉變,并隱含著市場經濟一般并不等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深刻命題。

            總之,列寧通過對生產力的根本進步的強調,相當于從事后的角度承認了生產力所具有的歸根結底的重要性。國內學者孟捷將此稱為“有機生產方式變遷”,并指出這一生產方式變遷存在兩種情形:(1)一種更高級的生產方式全面取代了一種較低級的生產方式,從而相對剩余勞動的比重在根本上得到提高;(2)在既定生產方式內,相對剩余勞動所占的比重較絕對剩余勞動而言有顯著提升,由此表明這一生產方式由較低階段發展到了較高階段。因此,實現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既可能是通過生產力進步推動生產關系改變這一馬克思所強調的制度變遷的第一條道路,也可能是通過先變革生產關系,并最終帶來生產力的根本進步這一為列寧所強調的制度變遷的第二條道路。列寧的指認不僅確證了制度變遷存在兩條道路的可能性;同時通過這一指認,列寧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意識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市場與國家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嵌入。這在一定程度上撕掉了掩蓋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定論面紗,從而間接地為重構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基于此,列寧實現了其關于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論與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論的有機統一。

            03

            有意思的是,意大利共產黨領袖安東尼奧·葛蘭西在撰文評論十月革命的時候,直接以《反<資本論>的革命》為題,他一方面明確表示:

            “布爾什維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多于事件的意義。這是反對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革命……布爾什維克否定了卡爾·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動和所取得的勝利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并不像人們可能認為和一直想象的那樣是一成不變的。”

            另一方面,他指出:

            “俄國將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驗來使自己迅速達到與西方世界同樣的生產水平……受著社會主義教育俄國無產階級將要在英國今天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上開始自己的歷史。既然她必須從零開始,它就將在別處已經改善了的基礎上起步,因而將迫使自己達到被馬克思認為是集體主義的必要條件的那種經濟水平。革命者自己將創造為全面達到他們的目標所需要的條件。而且他們創造這些條件的速度,將比資本主義所能做的更快些”?!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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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蘭西

            這表明,葛蘭西不僅意識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矛盾,而且同列寧一樣,他也初步指認了制度變遷存在第二條道路的可能性。事實上,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內在矛盾的認識也反映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身上。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就曾指出馬克思關于歷史發展的動力存在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即一方面將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將其歸結為階級斗爭。對此,李大釗專門以現代勞工階級聯合、英法兩國土地所有制的具體情況為例,強調“階級的團體活動,雖未至能改造經濟組織的程度,而有時亦未嘗沒有變更經濟形成趨勢的力量”,并認為“經濟現象和法律現象,都是社會的原動力,它們可以互相影響”?!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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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刊登在《新青年》雜志上

            李大釗的上述思考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同志正是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偶然性(特殊性)與必然性(一般性)的結合,并由此刻畫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前行方向。一方面,毛澤東同志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套“偶然性(特殊性)理論”,強調了革命主客觀條件的有機統一。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中,毛澤東同志具體分析了革命的客觀形勢,并撰寫了系列文章進一步發展的列寧的建黨理論,從而實現了革命主客觀條件的有機統一。另一方面,毛澤東同志在《關于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論聯合政府》、《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以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多次談話中均強調“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結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回應了馬克思的“必然性理論”。也正是基于此,中國共產黨不是代表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性政黨,而是肩負特殊歷史使命——不斷解放發展生產力——的“使命型政黨”。改革開放之后,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以類似的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鄧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即同1949年的之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相比,改革作為第二次革命其目的在于破除阻礙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切制度性障礙。習近平同志發展了鄧小平同志的思想,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因此,制度變遷第二條道路的提出有力地撕掉了馬克思根據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經驗所強調的制度變遷第一條道路而不自覺地為歷史唯物論覆蓋上的決定論面紗,并以偉大的實踐雄辯地駁斥了被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奉為圭臬的生產力(經濟)一元決定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市場與國家的相互嵌入與有機結合,從而為歷史唯物論的重構奠定了基礎。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創造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是建立在“世界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論”與“世界歷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論”有機統一基礎上的一條嶄新道路。這條道路以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偉大斗爭為先導,并通過偉大斗爭不斷推進生產力的根本性進步為根本特征,從而型構了中國道路的基本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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