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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主流黨史寫作的困境何在:從《周傳》引用的一份假材料說起

          老田 · 2021-03-0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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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歷史虛無主義到處蔓延,可能有很多種原因,但其中必定有的一個重大原因是:主流黨史敘事缺乏令人信服的權威性。

            主流黨史寫作的困境何在:從《周傳》引用的一份假材料說起

            老田

            今日,歷史虛無主義到處蔓延,可能有很多種原因,但其中必定有的一個重大原因是:主流黨史敘事缺乏令人信服的權威性。

            在這里,諱言官場機會主義,并策略性地把相關表現掛在毛教員名下,這樣一個人為選擇的起點,造成了后續黨史國史寫作中間難于超越的系統困境。這個困境是全面而系統的存在:不僅存在著史料短缺和推理邏輯上的難題,還無法在黨史研究中間應用科層制和管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學術積累。是一個人為選擇的起點,決定了后續的全部困境。由此,國家級的研究機構及其學養深厚的大批研究人員,至今受制于這個無法超越困境,無法依靠自身的創造性努力去確立起權威的黨史國史敘事。

            一、黨史寫作中間的“史料短缺”問題

            歷史虛無主義猖獗,與黨史寫作未能確立起應有的說服力,有很大關系。其中,史實甄別方面的缺陷不少,有些地方可能屬于不了解,但有些就是受困于主題先行了?!吨芏鱽韨鳌分虚g,不少地方甚至引用1980年代才生產出來的“后生產史料”,去佐證1958年的事情,這個應該還不是學風不夠嚴謹,而是直接受制于“史料短缺”的可怕困境。

            這些后生產史料,當然不夠嚴謹,但毫無疑問,特別合用,這才導致不得不優先應用。后生產史料中間,有的是“事實性”的——例如說毛教員在政治局會議上硬要憑空增加20億元投資額度(P1227),有些屬文學渲染性質的——例如范若愚回憶說因為心理壓力大導致周總理“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P1394)。這樣的材料甄別手法和寫史選材,照說應該參加作協去寫小說,那肯定會大有前途的,而錯位地選擇這樣“后生產史料”去建立主流的黨史敘事,就太勉強了,其可信度是否能夠經受住常識性的檢驗,就不無疑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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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獻編撰的《周恩來傳》用了不少“后生產史料”,這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兩例

            上左這份材料,老田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完全不靠譜,屬于典型的記憶誤差,或者別的什么偏差。顯然,中央文獻自己也沒有在檔案館查到相關會議記錄,所以就只能夠以一份20多年之后的口述回憶,勉強地用孤證去支持立論。

            在胡喬木追憶的那個時間段,恰好是毛教員剛剛聽完43個工業部匯報、還于4月2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篇講話的主旨是對一五計劃決策權過度集中于中央進行糾偏,要求對地方政府和企業放權,以發揮兩個積極性。依據劉少奇秘書鄧力群的回憶,這個思路后來被劉少奇概括為“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并寫入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的政治報告。假如胡喬木沒有記錯的話,那就說明,毛澤東很熱衷于從中央層次直接定投資盤子,而不是把相關權能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去掌握(這恰是 《論十大關系》講話的精神),那么,同在1956年4月底這個時點,毛教員竟然表達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思路。

            老田算是系統學習過新中國的經濟史,對計劃經濟早期的投資決策程序并不陌生,第一眼看到這份材料,就覺得可信度近零。除了材料“后生產”方面的瑕疵之外,還可以在依據相關投資計劃的決策程序,進行事后檢驗。胡喬木在20多年之后的回憶,其準確度完全依賴于頭腦的記憶力,如果以曾經的宏觀決策程序去檢驗,就可以完成相互校閱。

            二、史實甄別與事后的決策程序檢驗

            胡喬木記憶力多好,可以存而不論,顯然他沒有主管過經濟,完全不了解計劃經濟下的投資決策程序,故他對可能的記憶誤差缺乏自我校準,結果在程序方面完全對不上卯。關于投資決策程序這方面,閱讀《薛暮橋回憶錄》的相關內容發現:歷年包括五年計劃的投資,到底是怎么定盤子定項目的,他自己說計劃投資數量主要取決于對未來年份的年產值和財政收入預估,數量厘定過程多由主管投資計劃的負責官員(例如五人小組)的手下去搞的。政治局層次與這個確定投資數量程序,一點關系都沒有,這個完全不是孤證,在投資計劃與相關預算編制方面,毛教員自己就對缺乏“決策參與機會”多次表達過不滿,我們將在后文去檢驗這個對照性的說法。

            帶著這份懷疑,老田后來去北京特意找了國家計委的老專家劉日新教授,求證此事。劉教授1956年從人民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在國家計委工作,直到退休。據他介紹1950年代的決策程序是:1952年開始確定了項目審批方面的“兩上一下”程序(地方議定項目投資意向和設計向上報批,分定額以上或以下規模在不同委部過審),然后,在中央和國務院層次是以陳云為首的“五人小組”定盤子——誰上誰不上。他很肯定:不存在政治局事先決定投資數目這個程序,連一次都不曾聽說過。據劉老回憶,毛教員非常不滿意的事情是,因為定年度計劃定項目、定投資方面的事情,往往是由下面秘書和其他工作人員匯總之后,才會到達“五人小組”那里,五人小組的高官自己也對項目和盤子到底如何確定的,缺乏深入了解,無法事先就決策理由與毛教員等順暢交換意見,所以,往往是一大本材料直接“送到會場”“強迫簽字”。毛教員對此很不滿意,幾次批評之后,五人小組也未取得多少進步,后來陳云想到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在計委辦一份刊物每期兩三千字,發一份給毛教員。但這個“懶辦法”,依然沒有解決財經口主官,如何事先與中央決策層深入交換意見,從而在決策之先就實現實現思想交流的目標。

            經過多次打招呼之后,不見任何改進,1958年元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教員再一次公開批評說:“關于向人代會的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于強迫簽字。只給成品,不給材料,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要思想提出來交談。說明為什么要這樣辦,不那么辦?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報告也一般不大好談,不講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和義理之學。前者是修辭問題,后者是概念和推理問題。”【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印刷,58-60卷】

            1957年2月,鄧子恢就三門峽水庫建設事,給毛教員寫報告,毛教員依然批給五人小組去處理。很顯然,據毛教員所知的辦事程序,彼時依然是由五人小組的大佬們,在處理相關事務。

            三、毛教員批評意見的針對性到底在哪

            新中國高層管理者中間,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象周總理那樣格外勤政的又少,一些人似乎也不太喜歡動腦筋去鉆研業務和新問題,按照周總理1956年的說法,他們多數時候是在“閉眼批公事”——在缺乏靠譜信息和知識的條件下盲目做各種決策。而各種投資與項目決策匯總,多是“二排議員”(秘書)處理完并匯總之后,陳云等人才過目和上送的,所以,他們的處境跟毛教員是一樣的,也鬧不清那一大堆材料和觀點到底咋回事——為何要這樣不是那樣,對此他們自己也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與毛教員進行事先交心,倒不是刻意封鎖毛教員,不讓他與聞經濟決策,而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依據在哪。差別在于:五人小組和財經口的大佬們,安于自己的不理解,也不想費心費力去學會理解,而毛教員則不滿足于“不理解”,還很計較這個,所以就老是在大會小會“敲他們腦殼”。

            這種工作狀況,可能近乎今日的“治庸治懶”范疇,毛教員對此十分不滿,有一次甚至威脅說:要是完全依賴二排議員的話,那就把二排議員扶正,叫他們來匯報工作。也是在南寧會議上,毛教員真的象小學教員那樣,手把手地教導高官們如何寫作文,專門制定出《工作方法六十條》教他們如何寫材料,如何處理材料與觀點的關系,如何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要求他們竭力避免短時間內給出一大堆材料和一大堆觀點,說那樣屬于“強迫受訓”和“強迫簽字”,為達此目標,就要走出完全依賴秘書的“革命意志衰退”表現:

            “把材料和觀點割斷,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觀點互不聯系,這是很壞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觀點,不說明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種方法更壞,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帥這些材料。……一般說來,不要在幾小時內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觀點,而這些材料和觀點又是人們平素不大接觸的。一年要找幾次機會,讓那些平素不接觸本行業務的人們,接觸本行業務。給以適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個早晨突如其來的把完成品擺到別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幾小時內下幾百公厘的傾盆大雨。‘強迫受訓’的制度必須盡可能廢除。‘強迫簽字’的辦法必須盡可能減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語言,必須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報知識。……作經濟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時候,不但要注意準確性,還要注意鮮明性和生動性,不要以為這只是語文教師的事情,大老爺用不著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起來作。……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或者‘二排議員’。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種表現。”【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印刷,58-60卷】

            很顯然,姑且不論胡喬木記憶力何等超人,要在20多年之后準確復述某次回憶的發言內容,難度是不小的。中央文獻諸人,輕率地選擇使用這樣的材料,還以孤證立論,顯屬在中央檔案館找不到相關會議記錄;也許還因為合用的證據特別稀缺,就只能夠不得已而求其次,為此,各種證據甄別程序就只能夠“選擇性”地遺忘了。想必,文獻研究室諸公,不會缺乏機會和條件,去求證計劃經濟早期投資決策程序到底咋樣吧。

            我們的資料條件遠不如文獻研究室,但在這同一個具體問題上,還能夠找到程序校驗之外的證據互校方案。除了胡喬木這個事后追憶之外,相關問題上,毛教員自己就留下了很多現場評論,兩相對照之后,到底哪一方的說法靠譜,相信中央文獻諸公也不乏判斷力;很遺憾的是,這個方面的簡單對照和校驗,文獻諸人也是“忘了做”。據老田在事后的對照判斷,毛教員的評論意見才更吻合實際,毛教員1958年元月曾說過已經兩年不看給人大的報告了,但不登報聲明以免影響團結。這個可是有現場的會議記錄留下的,比事后追憶要可靠的多。而且,校之以相關投資決策程序,以及決策層諸公的工作狀況,都是毛教員的說法,比胡喬木的追憶更為可靠。

            很顯然,在相關決策程序上缺乏事先參與意見的機會,持續了很長時間,雖然經毛教員疊次批評,相關方面的改進基本上沒有,到了1962年毛教員再次就同一個問題,發出了更嚴厲批評:

            “中央有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軍事、外交,有些部門像計委、經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中央大權獨攬,情況不清楚,怎樣獨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個部門鬧革命,為什么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下面去革命呢?……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干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決,陳伯達同志說不能再給了。……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系中央,下不聯系群眾。……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干些什么?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印刷,61-68卷】

            基于毛教員的批評意見,我們可以如實地看到,新中國早期最高決策層的短板所在:文化水平低,經驗少且業務不熟悉,似乎還存在著學習動力不足的“懶政”表現,對自己主管業務說不清楚,由此帶來了決策層之間缺乏門檻水平的意見交換。在1962年的批評中間,還可以看到最高決策層中間,很多人缺乏尊重程序的起碼自覺,對“黑暗風”“單干風”的激烈批評,實際上指代了那種嚴重的“非程序執政”和“胡亂作為”——幾個領導人在執行環節(在西樓會議這樣一個并無決策權能的工作會議上)直接推翻兩個“總路線”決策。此后,中央集權程度超過了1958年放權之前,相當于直接推翻了1958年對下放權的“兩條腿走路”總路線,而且,相當多的決策層公開言論還直接反對1953年決策的“一化三改”總路線。1962年這一次批評,之所以更為苛刻,主要原因就在于財經委重新集權過程,直接逆轉了1958年的放權改革,還沒有經過任何事先的對上與對下協商程序,想要咋辦就直接辦了,似乎共產黨高層就沒有存在過決策和議事程序似的。

            總路線這樣的重大決策,也不是不能夠在事后針對現實變化而修訂,但最起碼要透過與決策層次等同的對上對下協商程序,尤其是不能夠以工作會議上少數人意見或決定去隨意推翻。因對于“非程序執政”和“胡亂作為”的指責,性質太過于嚴重,還直接涉及到常委和副總理多人,毛教員僅僅“指桑罵槐”地批評過內務部某司長,似乎,試圖由此收到敲山震虎的效果,說那位司長大人在下面離開總路線這樣的關鍵決策和政策胡亂講話——“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ldquo;內務部一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對下面有所幫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隨便提出個人意見。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東西都應由中央批準,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印刷,61-68卷】

            四、戒掉學術分析框架:把毛教員構建為官場機會主義唯一責任人帶來的嚴重困境

            與主流黨史選擇“對某些高官進行完美呈現”相反,1950年代共產黨執政年頭尚短,很多高官尚處于“學徒期”的經驗不足階段,很多人甚至還沒有學會“當班長”以順暢地完成科層制內部所必需的上下協商與交流,甚至還沒有學會按程序執政(往往本能地就選擇了程序越界,忽左忽右,大起大落)。此外,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官員個體利益與整體目標不一致,這是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空間,也確實存在著不同程度和范圍的官場機會主義表現。

            針對這些管理層短板,毛教員又恰好是黨內高層唯一一個具有管理方法自覺的人,他不斷地教育和批評這些現象。人為地把毛教員構建為極左源頭和官場機會主義的責任人,毛教員就成為黨史敘事中間唯一合法的批評對象,結果就需要透過貶低毛教員去抬高其批評對象(把有待成長的學徒工群體進行完美化拔高),這個選擇帶來的潛在困境是:突出毛教員的錯誤和學徒工們的正確,此種扭曲的敘事對照,顯然與管理技能提高的正確方向是背道而馳了,最后就如同黨史書寫所呈現的那樣:直接把黨史研究與一切管理學常識和既有的學術積累絕緣開來。

            文革期間毛教員曾經試圖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我們的陰暗面”,如果說那是一個極端的話,顯然,徹底否定文革之后的黨史寫作,則未加反思地跳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對官場機會主義及其表現,完全諱疾忌醫,試圖以人為的選擇去抹殺這一點。

            據老田的粗淺考據工作發現:1958年除了經過正式決策程序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外,還有一個在徐水等地搞的“趁窮過渡到共產主義”典型試驗,而所有的極左或者共產風表現,都是把未成功的“窮過渡”試驗,以極其霸道的方法推廣到全國帶來的惡果,這個才較為充分地體現了官場機會主義這個“黑暗面”。而中央文獻和黨史研究室的黨史寫作中間,則把在陸續“窮過渡”混淆起來,試圖抹掉與“窮過渡”有關的官場機會主義表現,憑空構建出一個“合一”的解釋體系,然后說所有的機會主義都是總路線帶來的,然后再把這個掛在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賬戶下。正是在這樣的人為構建中間,既存在著“事實短缺”的困境,還存在著推理邏輯的困境,兩方面困境才導致嚴肅的《周恩來傳》寫作中間,缺乏起碼的史料甄別,饑不擇食地濫用史料不說,同時還“不得不”大事文學渲染手法——這是試圖以文學解釋去填補邏輯短板。

            依據目前可資查證的靠譜文獻,在1958-1960年期間,對于由“窮過渡”野蠻強推帶來的機會主義及其惡果,決策層中間,有且僅有毛教員一個人沒有責任和參與,還進行過公開的反對和批評。但是,在文革后的主流黨史敘事中間,反而把這個是非徹底顛倒過來了,說毛教員本人要對1958年及其后的官場機會主義完全負責。因為這樣的人為選擇,才出現了黨史寫作中間有關的事實和邏輯的困境?!緟㈤喞咸锱f文:《毛主席也有豬隊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兒》】

            我們無妨假定,經過歸責于毛教員的“聰明”選擇,以及事后選擇性的事實發布,在事實和邏輯兩方面都可以達成黨史書寫的“滿意”狀態。伴隨而來的新問題是,就算如同主流黨史定論所言毛教員本人極其不堪,是政權組織內部唯一的破壞性因素,那么一個直接問題隨之而來:毛教員的極左或者破壞性,是如何透過政權組織傳遞出來并得到普遍執行的?這就與“窮過渡”試驗及其野蠻推廣過程帶來“共產風”不同,這個野蠻推廣過程有著執行鏈條上的完美證據鏈,雖則其完全沒有通過正式的決策程序。

            畢竟毛教員不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他的錯誤思想或者個人專斷,即便是在決策層小圈子占據了優勢,但離開了執行鏈條,也一樣無法起作用并產生社會影響的。為了彌補這方面證據鏈的短板,黨史寫作中間根本不提黨內高層有無正式的決策程序,更徹底遮蔽了執行鏈條中間的命令下達過程,把“決策與執行”程序兩方面都統統含糊甚或遮蔽起來。這樣一來,不要說共產黨這種多級次多部們的龐大政權組織,就算是層級較少的多成員幫會或者公司,也不可能“毫無決策與執行規則”地順暢運作的。就這樣,官方主流黨史敘事,透過人為構建的單獨個人對整個官場機會主義表現負責的故事,相對含蓄地向人們推薦了這么一個不可思議的想象力——共產黨如此龐大的政權組織,其實并沒有正式合規的決策程序與執行程序,隨時會因為高層小范圍幾個人的爭論及其勝負,就產生重大決策,然后還不需要執行鏈條的中介,就能夠直接帶來全國性的惡果。

            不得不說,這樣的解釋想要成立的話,就需要隱晦地構建出一個“上帝模型”來作為“虛擬中介”——這樣毛教員才能夠甩開共產黨政權龐大的決策和執行鏈條,直接對整個科層制政權組織的全部環節乃至于全社會產生影響。毋庸說,“上帝模型”所推薦的那種想象力,與管理學常識是不可能兼容的,依據這樣的想象力去構建歷史敘事,就得戒掉或者較為徹底地遮蔽掉管理學常識和觀察視野。

            同時,還因為不承認官場機會主義的普遍存在,把這個解釋為僅僅與毛教員個人的極左狂熱相關,也就是說,要論證政權組織內部的官員機會主義表現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僅僅只與毛教員的某些政策選項相關),這也需要戒掉與官場機會主義相關學術分析框架和既有的學術積累。就這樣,分析共產黨執政的歷史,首先依賴于“上帝模型”去遮蔽掉共產黨政權的決策與執行程序,然后共產黨執政后形成龐大科層制組織及其內部相關權能分析,也需要戒掉相關科層制與機會主義方面的學術積累。畢竟,所有的學術努力,都是幫助人們在紛繁復雜海量史料中間,完成去粗取精和去偽存真的分析過程,現在是人為構建的解釋經不起此種檢驗,所以,就需要假裝不知道世界上有學術積累這回事,直接把應用學術積累分析大規??茖咏M織的努力方向給“戒掉”了。就這樣,我們看到:幾十年來黨史國史研究長期停留在低水平重復層次,相關研究還呈現出無限發散的開岔態勢,既然無法收斂出共識來,也當然很難產生出令人信服的權威學術成果了。

            五、主流黨史寫作的困境是全面的和難于克服的

            在老田的口述史訪談中間,還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對照:在1958年的歷史現場,很多親歷者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首要印象是“兩條腿走路”(對地方和企業放權、小土群和小洋群等);到了1980年代的宣傳再現中間,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印象,就一變而成為“多快好省”和“高指標、浮夸風”。為了支持這個新的“大印象”,有一大批“后生產史料”被集中發布,也還存在著“故事新編”——例如把有關“反冒進”的爭論直接附會解釋為一個總體的決策過程。事后構建解釋的巨大缺陷,依然存在且相當明顯,有關“反冒進”的爭論范圍很小,即便可以視為一個“非程序”的重大決策,但并沒有進入大范圍執行鏈條,找不到被系統執行的完整證據鏈配套。

            這個事后的構建,較為成功的地方,是把從1955年底開始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正式決策諸環節,完全遮蔽和替換掉了,似乎毛教員三(四)次批評“反冒進”社論就定下來了,這就不言而喻地推薦了一個“振聾發聵”的解釋:共產黨政權高層決定稱之為總路線的重大決策時,竟然沒有通過任何正式的協商或會議討論表決,是毫無決策程序的重大決策!!!

            但這樣的敘述并不符合實際,據老田的口述史重建,參考文獻資料得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決策過程,并不是在小范圍內爭論而輕率定下來的,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且經歷過正式決策程序才得到確認的。主要的的決策環節和參與決策人員有:毛教員關于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1955年12月上旬),政治局常委議定以此主題寫作八大政治報告(周總理在1956年1月知識分子會議上披露過此事,另見《劉少奇傳》中央文獻版),毛教員《論十大關系》講話(1956年4月底),八大政治報告以及有關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周總理1956年在國務院進行兩個半月的改革協商,周總理責成陳云起草三個體制改革與權力下放的決定(1956-1957年)并于1958年元月1日開始執行,八大二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中間劉少奇對“兩條腿走路”總路線的正式而權威的概括(1958年5月)。

            另據老田所做的考據,1958年被充分執行的,并不是這個總路線,而是另外一個未經正式決策程序且從未寫入正式文件的“窮過渡”試驗及其野蠻推廣——舍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思想上的極左表現。主流黨史敘事的缺陷,是不恰當地混淆了“總路線”與“窮過渡”兩個獨立事件,也由此在解釋上陷入了混亂和困境。由此可知,“后生產史料”的諸種問題,也與解釋與史料短缺的困境直接相關,發布相關材料的生產者,也許并非出于個體的敗德選擇,而是服務于整體的解釋困境和需要,這恐怕得有點敬業精神的人才肯去干吧。

            就這樣,我們從對1958年的黨史寫作分析中間,就可以看到主流黨史敘事的困境所在:事實短缺,邏輯推理不順,最后為了做成毛教員一個人對機會主義負責的鐵案,還需要戒掉有關管理學權能分析框架以及科層制的學術積累。這么寫出來的黨史,其權威性和說服力到底咋樣,可以從歷史虛無主義的猖獗,在反面檢驗出來。

            老田并不是說寫黨史的人不行,應該如實地承認,在今日中國,論檔案史料的熟悉程度,中央文獻與黨史研究室的人士肯定居首;而且,老田也確信,在那么多老資格的研究員中間,完全不缺乏學養高深和學風端正的人士,但是,在選定了把毛教員構建為官場機會主義唯一責任人的解釋起點之后,后續的寫作困境就“一次性”被全部決定下來了。從近30多年的表現看,這個被選定的起點,決定了一系列后續的敘事困境,至今體制內無人能夠超越出去。

            老田不知道,這種難堪的現狀還要延續多久,想必,體制內也不缺乏有學術抱負和事業心的人士,也會同樣期待這個可怕的困境,能夠早點結束吧。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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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必須充分意識到:國民黨在關鍵時刻從未與大陸相向而行!
          8. 我們不做新聞,我們是外媒的搬運工;別問真假,速轉就是了!
          9. ?王成是逃兵?網紅@老兵尹吉先 再次侮辱英烈,抓起來審審吧!
          10. 被賤賣的稀土
          1. 是誰隱瞞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2. 中共的另一面,讓有些人膽寒!
          3. 關于毛澤東的18個謊言的最新進展
          4. 【憤怒】“央證公開課”公開侮辱毛主席,他們是什么鬼?
          5. 他是統戰高手,為我軍帶來33個團,晚年預言主席地位將來會更高
          6. 歷史只記錄了朱元璋屠戮功臣,卻沒記錄功臣對老百姓干了什么
          7. 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錯誤和責任人
          8. 老田|主流黨史寫作的困境何在:從《周傳》引用的一份假材料說起
          9. 戈爾巴喬夫,竟還不忘指點江山
          10. 天津肖老師歧視學生,家長卻集體簽名要留住老師,事情真相如何呢
          1. 歷史文獻:毛主席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2. 張文茂:為什么會在理論上出現這么多的混亂?
          3. 是誰隱瞞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4. 毛主席早看何止50年!
          5. 他們到底怕什么?
          6. 公知的哀嘆,30年啟蒙都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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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潘家干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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