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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克誠的回憶錄對毛主席的這段批評成立嗎?

          秦明 · 2021-10-17 · 來源:遙望黎明公眾號
          收藏( 評論() 字體: / /
          1931年4月,“三人團”到達蘇區以后,變本加厲地推行第二輪的“打AB團”,這時毛主席被排擠得更厲害了,被毛主席寫進蘇區政策文件的“堅決廢除肉刑”也被“三人團”廢止了,而李文林、何篤才都是死于這一時期,跟毛主席有“半毛錢”關系嗎?

            最近跟幾位朋友談起《黃克誠自述》一書中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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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再版《黃克誠自述》P112-P113

            我們都知道,80年代初“反毛”甚囂塵上的時候,黃克誠將軍勇敢地站了出來,堅定地捍衛毛主席,并說過“中國丟掉毛澤東思想,會碰得頭破血流”之類的話——這是在“大節”上對毛主席的肯定。

            但是,就“自述”對毛主席“小節”的這段批評——“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組織路線”有問題,“過于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就真的符合歷史事實嗎?

            筆者的朋友白頭豕(歡迎知乎網友搜索關注“白頭豕”)針對這段回憶錄的文字首先在邏輯上提出了幾點質疑:

            1、“自述”對毛主席“組織路線”的批評不是基于大量存在的客觀事實,而是先用一個所謂的“反對毛主席而被靠邊站”的何篤才的觀點,作為對毛主席的第三方評價,然后再引出自己的觀點,這是借別人的口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樣的表述一則缺乏擔當,二則本身就帶著很大的主觀性。

            2、對何篤才這個人的評價,是來自與其交好的黃的主觀臆斷,認為他是因為“反對毛澤東而不被重用”,繼而被整肅。這符合事實嗎?其他人也這么想嗎?

            3、何篤才說毛主席用的人都是聽他話、順從的,就像美國人認為大陸的人都被洗腦了一樣,是作為“對立面”的不滿者的一家之言。退一步假設,即便何篤才說的“因為反對而被靠邊站”情況存在,何篤才明知道毛主席的政治、軍事路線是正確的,還要故意作對,毛主席為了正確路線的推進難道就不該先用“可用的人”?在何篤才以這樣的理由批評毛主席的組織路線時候,自己在組織原則上首先就已經立不住了。

            4、說朱更會團結人、得人心,這就有趣了。因為他口中有大才的毛,就是被朱陳等斗走、逼到地方上工作的。只要求毛主席團結人,不必平等要求別人團結毛主席?

            5、說毛主席只用“順從自己的人”,讓持不同意見的人靠邊站。當時被打倒的毛派里還有鄧,怎么不說他也是“順從的人”,卻偏偏舉出一個與毛主席未必有太大關系的李韶九?

            6、當初排擠毛主席的朱陳,都在古田會議后與毛主席冰釋前嫌,還合作了一生,這怎么說?后來導致毛主席“遭遇一生最黑暗的時刻”的張國燾,在他叛變以后,他的部下徐、許等人都是反對過自己的人,毛主席還不夠“重用”嗎?給毛主席下過無數“絆子”的王明,毛主席后來卻力排眾議堅持選他做中央委員,曾經忠實執行王明路線、極力反對毛主席的博古、凱豐都被毛主席重用,且合作得很好;即便是那個在四平戰役讓解放軍吃過大虧的前國民黨將領陳明仁,毛主席不也“重用”了?

            7、退一萬步講,毛主席的“用人原則(組織路線)”即便不完美(跟同時代的人比又有誰是完美的?),卻絕不是應該以“自述”這段話的邏輯來批判的。“自述”夸耀何篤才有資歷、有功績、有能力、有見識,這樣“高水平”的人卻在明知道毛主席政治軍事路線正確時,因為小事不合意反對毛,造成盲動主義時期重大損失,甚至為了一己之私不惜希望革命失敗。難道在“自述”看來,個人的地位和待遇重過革命路線?重過革命事業的前途?這反而反襯出自述者“論資排輩”、自私狹隘的封建主義意識。這樣的邏輯不也是在發泄自己后來遭遇的“不公待遇”嗎?

            看完這段分析,有些讀者或許會認為筆者及筆者的朋友“小題大作”,因為黃克誠將軍在“大節”上是維護毛主席的。

            但是,負責任的歷史陳述絕不應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回憶錄是個“好東西”,為了把自己說得仿佛一貫正確,可以洗白、可以污蔑、可以淡化、可以轉移、可以掩蓋。各類回憶錄,都在從個人視角回憶毛的各種“不堪”,他們“為尊者諱”,為自己諱,卻獨獨不為毛主席諱,給人感覺是“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然而,這僅從歷史邏輯上講立得住嗎?更別說是不是符合歷史真實了。

            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這從“大節”上看似乎并無大礙,但正是一個個人在一個個具體細節上的不合邏輯更不合事實的歪曲,才構成了對毛主席整體的抹黑和否定,更別說被有心之人肆意發揮。

            “自述”這段話后來被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剪裁使用,惡毒污蔑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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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華這段文字的潛在意思非常明確,那就是污蔑毛主席1930年借“打AB團”清除異己、殺害反對過自己的何篤才。

            高華在這段文字里故意模糊、錯亂了時間線,他說“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事實上1930年黃克誠根本不在紅三軍團第三師,黃克誠在紅三軍團第三師任職的確切時間是1931年4月~1931年10月。這樣的公開履歷很容易查,只是讀者不帶腦子的話根本不會去查就輕信了高華。

            且不論1930年中央蘇區的“肅反”跟毛主席的個人意志沒有多大關系,至少何篤才根本不是死于那次“肅反”。

            真要論履歷,何篤才跟毛主席其實沒有什么交集,毛主席熟不熟悉、甚至認不認識何篤才都是存在疑問的。紅軍七大反對毛主席的不在少數,軍團領導級別的都不在少數,否則毛主席也不會被選下去。紅軍七大時,論反對毛主席的程度,何篤才總比不上蕭克吧;論反對毛主席的級別,何篤才更是遠遠比不上與毛主席平級的陳毅,真要論資排輩,一個“小小的”連長何篤才“算老幾”,值得毛主席“想法設法、處心積慮”地去整他?反倒是陳毅、蕭克被整肅時,毛主席想盡辦法保護他們。高華為了詆毀、抹黑毛主席,就不惜編造這樣既不符合邏輯更不符合事實的低級謠言。

            “自述”當然根本不是高華所“發揮”出來的這個意思,但“自述”的確留下了一個空白,那就是沒有說明白“究竟是誰整死了何篤才”,這才給了高華“發揮”的空間,而“自述”的留白就是典型的“為尊者諱”。

            不過“自述”也交代過,關于黃、何議論“組織路線”的事情發生的事件背景:“第二次大規模肅反打‘AB團’運動,大約是在第三次反‘圍剿’之前就開始了……組織科長周鑒、政務科長盛農、宣傳科長何篤才等,都是這次被肅的”。

            第二次大規模肅反打“AB團”運動發生在什么時候?這個不難查,那就是1931年6月之后的事。為了說清楚究竟誰該對何篤才之死負責,就有必要重新回顧一下紅軍肅反的這段歷史。

            高華在“紅太陽”一書中聲稱,“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作俑”這其實是非常惡毒的話。高華把打AB團追溯到1928年毛主席在湘贛邊界領導的“整黨運動”。

            事實上,1928年4月朱毛紅軍井岡山會師,形勢振奮人心。5月后,黨組織在寧岡一帶公開,紅軍所到之處開始公開建黨建團。“當時是召開群眾大會,掛起公開征收黨員的牌子,由群眾報名”參加,有的還“采取串聯發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個人就“發展了十幾個”……當年毛主席喜憂參半表示:“只有五萬多人的寧岡縣四個區,發展近三千黨員。”(《毛澤東選集》第1卷,74頁)

            隨著黨員的公開征收,許多投機分子混入黨內。1928年8月失敗時,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到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很多人反水,帶領白軍放火燒屋搜山。毛主席離開寧岡到湖南以后,這些人出賣同志,導致有的同志被關、有的被殺,當地黨組織遭到了很大破壞。

            鑒于這種情況,湘贛特委決定對邊界厲行洗黨,具體部署有(一)進行組織整頓;(二)加強黨的思想教育;(三)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洗黨的方法比較溫和:秘密召開支部會議,宣布問題有問題的人,支部會上除名;沒有清洗的黨員,重新填表造冊登記,逐級上報。

            通過“洗黨”,湘贛地區黨的隊伍精煉了,戰斗堡壘作用突出了。何時出現了像高華所言將打擊矛頭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呢?這次整黨時間很短,規模很小,這跟后來的“反AB團”在做法上沒有任何的相似性,事實上也沒有任何關系。

            不過,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詳細闡述打AB團的歷史,僅僅交代幾個關鍵的時間點和關鍵問題:

            1、“打AB團”真正的源頭,是當時的上海“中央”在1929年11月13日根據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清黨”、“肅反”的指示,發出了《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的影響”;并在指示信中嚴厲批評江西省委對“AB團”“沒有引起嚴重的注意”,“說明工作落后”,必須立即行動起來,“積極地擴大反AB團、改組派、第三黨”的斗爭。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壓力,開展了大規模的“清黨”、“肅反”運動。

            AB是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的英文縮寫,AB團是在大革命時期江西省國民黨黨部中的一些極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組織,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區委領導的省工會、農會、學聯,在朱德駐南昌軍官教導團的協助下,一舉搗毀了AB團組織。

            2、贛西南蘇區肅AB團起始于1930年5月。1930年7月22日,中央特派員劉作撫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吉安西區AB團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1930年8月,李文林擔任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并按照上海中央的要求,黨團組織合并為行動委員會,指定李文林為書記,掌控地方肅AB團大權。

            受命于臨時中央的李文林積極推進“打AB團”,其目的就是肅清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打擊異己者,貫徹李立三的冒險主義路線,讓紅軍去打大城市。為此李文林在“打AB團”過程中,大搞逼供信,大量使用“肉刑”。而毛主席在古田會議就力主廢除“肉刑”,但李文林使用“肉刑”的做法卻得到了當時的中央的支持,李文林所依據的正是中央8月份做出的《肅反工作決議》。

            1930年9月,贛西南特委在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壓力下,宣布破獲一起AB團大案。從此,AB團問題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警覺。而這起大案實際上是中央特派員劉作撫對贛西南反富農不力不滿,親自到各路行委推動反富農的過程中,偶然破獲了AB團,真正破獲AB團的準確講不是贛西南特委,而是受到劉作撫批評后的西路行委。“打AB團”實際上在一開始成了上海中央推行左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抓手。

            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立三路線受到批判,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依然在黨內繼續。第一次“反圍剿”關頭,李文林等卻堅持打大城市,又不贊成以東固、富田作為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的預設戰場,煽動根據地的干部群眾破壞“反圍剿”,批判總前委為富農路線。

            3、1930年11月底的“羅坊會議”,紅一方面軍為了第一次“反圍剿”的軍事部署等,根據臨時中央“打AB團”的指示和軍內一些將領的要求,總前委會議決定“快速整軍”,與之相伴隨的的就是一方面軍肅反“打AB團”。在李文林、彭德懷等的推動下,由“政治整軍”變為“肅反整軍”的。會議上,毛主席反而再次強調了廢除肉刑。羅坊會議后,毛主席基本不在一方面軍,多數時間在地方調研和糾正土地分配、經濟政策,更沒有發布過打AB團的指示。

            一方面軍打AB團,是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是由彭德懷的三軍團開始的。彭德懷鑒于三軍團開小差的情況嚴重,認定三軍團內混進了AB團,致函李文林群體,要求他們把開小差的干部戰士當AB團打,而且邀請李文林群體派干部來三軍團成立專門的辦公室。李文林就是因為三軍團的這個公函,才帶人到總前委督促打AB團的。紅軍打AB團,是由彭德懷的三軍團開始的。彭德懷鑒于三軍團開小差的情況嚴重,認定三軍團內混進了AB團,致函李文林群體,要求他們把開小差的干部戰士當AB團打,而且邀請李文林群體派干部來三軍團成立專門的辦公室。

            4、朱德在攻打吉安后,收繳了李文林與“AB團”有關連的信件。打AB團的積極分子李文林及西路行委書記龍超清等人反而又被以“AB團”的罪名而關押,經刑審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書長李白芳、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為“AB團”首要分子。

            12月7日,總政治部派李韶九帶領紅12軍一個警衛連來到富田,先后將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段良弼,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行委軍事部長金萬邦,省蘇維埃財政部長周冕和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8位主要負責人抓了起來。最終導致了“富田事變”的發生。

            5、高華以及“自述”里的何篤才,僅僅因為李文林反對過毛主席,就將李韶九說成是“順從毛澤東的人”,這是極其荒謬的。李韶九的資歷與級別實際上與李文林是相當的,都是受臨時中央極為重視的干部,后來,也是臨時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職。反而是在“富田事變”之后,是毛主席為李文林平了反,直到“三人團”到達蘇區后,才對參與“富田事件”的紅二十軍的干部給予了嚴厲的制裁,下令槍斃了李文林。

            1931年4月,“三人團”到達蘇區以后,變本加厲地推行第二輪的“打AB團”,這時毛主席被排擠得更厲害了,被毛主席寫進蘇區政策文件的“堅決廢除肉刑”也被“三人團”廢止了,而李文林、何篤才都是死于這一時期,跟毛主席有“半毛錢”關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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