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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遠志:懷念伯伯毛澤東

          毛遠志 · 2021-08-29 · 來源:紅色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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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遠志(1923-1990),湖南韶山人,是毛澤民和王淑蘭的女兒,毛澤東唯一的親侄女。1923年5月5日(陰歷3月20日)生于韶山沖,并在這里度過了她的童年。 孩提時代的毛遠志,活潑淘氣,象個“假小子”,常和男孩在野外玩耍,干起仗來毫不相讓,伯母楊開慧覺得她很有趣,曾叫她“野妹子

           

          毛遠志在延安

           

          毛遠志(左一)

                毛遠志自記事就沒怎么見過父親。由于父親和伯伯兩人的革命事業,母親與她在家中的日子很不好過。直到15歲那年,延安邊區的形勢稍微和緩一些,毛主席便將她接到了延安讀書。 毛遠志到達延安之后,恰逢她父親被派到新疆從事任務,她并未與分離多年的父親見上一面。從此以后,伯伯毛澤東照顧起她的學習和生活,給了她父愛般的溫暖。提起伯伯毛澤東,毛遠志心里也充滿了尊敬與感激。

            1959年8月29日,是毛澤東的女兒李敏與孔令華結婚的日子,婚禮很簡單,只是邀請了一些親戚、家人。

            邀請名單是有李敏夫婦提名,毛主席親自定下來的。李敏夫婦把邀請名單給毛主席后,主席在名單上沒有看到毛遠志的名字,于是特別說了一句:“澤民二叔的女兒、你們的遠志姐姐,是一定要請的!”

            接到通知的毛遠志,在當天下午迅速收拾了下,帶著兒子曹耘山、女兒曹立亞來到中南海春藕齋,參加李敏夫婦的婚禮。那天毛主席親自主持了女兒的婚禮,婚禮現場非常高興,用家鄉話和侄女毛遠志談笑風生?;槎Y結束前,毛主席拉著毛遠志的一雙兒女,站在自己的身前,提議大家合影留念。

            全國解放后,毛遠志先后在江西省婦聯、中南軍區司令部工作。1954年轉業后調到北京,先后在中央組織部交通干部處、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干部處等機關工作。1972年,毛遠志調回中央組織部工作。毛遠志晚年身患癌癥,堅持與病魔作斗爭,不幸于1990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終年67歲。

           

            毛遠志和錢希均在毛主席遺像前

                 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毛澤東唯一的親侄女毛遠志寫下了懷念伯伯毛澤東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伯伯的可親可敬與她對伯伯的殷切懷念之情,讀來令人十分動容。

            每當我回憶起伯伯,往事歷歷在目,就仿佛是在昨天。又有多少個不眠之夜,不禁凄然淚下。我懷念、我發自內心地熱愛他老人家。因為他不僅是我的伯伯,更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我們一代又一代。

            回憶伯伯往事,思緒萬千,一時又不知從何談起,就從我的童年說起吧。

            一

            1938年3月,我來到革命圣地——延安,來到了伯伯的身邊。我終于有了溫暖的家。

            我是1922年5月5日生于長沙。這年冬季,爸爸毛澤民從長沙去了安源路礦,從事工人運動。次年,伯伯、叔叔也先后離開了長沙,只有媽媽王淑蘭帶我回到家鄉——韶山。

            1925年2月,爸爸和伯伯一家人都回到韶山。當時伯伯身體不好,爸爸是剛做了闌尾切除手術,他們兄弟倆都說是回來養病。這時我們家熱鬧起來了,經常有許多客人。那時我還小,只留下一點模糊的印象。

            記得有一天,家里擺了二、三桌飯菜招待親友,因我太小,母親就讓我用大人坐的板凳頭當桌子再給我一個小凳子,自己坐在那吃飯,我不時好奇地抬頭看看爸爸,看看伯伯。他們都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個子。爸爸穿一身白粗布衣服;伯伯穿的是藍大褂。他們有說有笑,從天亮到天黑,總是說不完的話。家里的氣氛也隨之活躍了起來??墒呛镁安婚L,先是爸爸走了,后來伯伯、伯母(楊開慧)也帶著小弟弟走了,又只留下了媽媽和我。

            后來我才知道,他們這次回韶山說是養病,實際上是在發動組織農民運動,為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問題,實現工農聯盟的大革命,進行了實際探索。爸爸離開后就去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

            1927年,繼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軍閥又在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大革命失敗了,湖南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反動派到處捉拿毛澤東,搜捕他的家人,沒收他家的房屋和田產。從此,我便無家可歸。

            我母親是1925年跟隨伯伯和爸爸投入農民運動的,1926年入黨,曾擔任湘潭清溪鄉女界聯合會的副委員長,當然也在大搜捕之列。她不能在家鄉活動了,到長沙轉入地下工作。1929年,由于叛徒出賣,她被捕了,被關進了長沙監獄,我被寄養在鄉下的親友家。1930年初,媽媽為了在監獄中對內對外秘密聯絡的需要,要人把我送到了她身邊。媽媽同牢房的羅星同志也帶著小兒子,名叫華初,比我大一歲,我倆就一起承擔了秘密交通員的工作。直到這年7月,彭德懷帶領紅軍進攻長沙時,母親才帶著我越獄。

            出獄后,媽媽收養了烈士遺孤華初哥,從此母子(女)三個開始過著顛簸流離的生活,三天一搬家,五天一挪窩,一次次逃過敵人的追捕。后來情況更險惡,生活也愈加困難,媽媽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讓華初哥去給人家放牛。不久,我也在一個富農家做了小工。每天喂豬、種菜和燒飯。后來,媽媽又把我送到沅江縣的傅家做了童養媳。

            在那烏云壓頂的歲月里,我自小就一直過著恐怖、流浪、饑餓和遭受種種虐待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靈上,多么能盼望自己也能有個溫暖的家,再也不受人欺凌和打罵。

            這一天終于來臨了。1937年,為了一致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共產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這時父親來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讀書。同年11月,母親和表姐章淼洪來沅江接我到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經辦事處安排,于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一路到了延安。像孤航的小舟飽經了驚濤駭浪的沖擊,終于駛進了幸福的港灣。

            到達延安的當晚,伯伯要我們去了鳳凰山他居住的窯洞。我見到伯伯興奮極了。伯伯高興地吃著媽媽讓我給他帶來的云片糕,連聲說:“好吃!好吃!多年沒有吃家鄉的東西了。他問家鄉的情況,又問到我們一路來的情況。我急急地回答后,便向伯伯打聽父親的去處。伯伯說:“你父親已經到新疆工作去了。”我到延安晚了一個月,不能見到一別十多年的父親,心中不免有些惘然,但很快就被伯伯的一片摯愛所代替。伯伯樂呵呵地同我聊起了家事。他說:“你原來還有個哥哥,7歲那年得了肝炎,發高燒,送到長沙醫院診治,不料洗了個澡就死了。”要不是伯伯告訴我,我還真不曉得自己還有個哥哥。伯伯又問:“你媽媽現在怎么樣?”

            “媽媽送我到了漢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

            后來伯伯又說:“四嫂(伯伯按家鄉習慣這樣稱呼我媽媽)是很會說話的,死人也會被她說活。”說罷伯伯和我都笑了起來。我說:“臨行前,媽媽一再囑咐我說,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不要打攪您。小孩子要好好學習,要靠自己奮斗。”伯伯聽了點點頭。我提出要參加八路軍,要去抗大學習。伯伯說:“你年齡還小了點。”并順手在紙上寫了5個字讓我念。我被考住了,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伯伯笑著說:“你應該先補習基礎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別處學習。”

            “我就是盼著能上學讀書!”

            “那好!”伯伯即提筆給總參謀長滕代遠寫了封信,請他送我去延安魯迅小學(后為保育小學)讀書。我這個流浪兒從此投入伯父的懷抱,盡情享受著慈父般的溫暖。

            二

            到延安的第三天,我便到魯迅小學上學了。15歲,在同學中我的年齡是大的,但文化基礎知識卻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子。因此無論是平常還是節假日,我都住在學校里,如饑似渴地補習功課,希望能盡快趕上其他同學。只有經過冰霜的嚴寒,才知道春天的溫暖。飽嘗了生活的磨難,更能體會到學習的來之不易。

            一段緊張學習以后,我很想念伯伯。陽春5月的一個星期天,我便和章淼洪一同去看伯伯。在談話中,伯伯問我是哪年生人?

            “民國12年,農歷3月20日。”(后來才弄清楚是民國11年,即1922年生)

            伯伯隨手翻了一下日歷說:“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嗎?我還不知道呢,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們就在這里吃飯。”伯伯讓警衛員燒了兩個豬蹄子,還煮了掛面,和我們一起吃了飯。那頓飯我吃的好香!回來的路上,表姐才提醒我說,你知道嗎?伯伯今天給你過生日了!

            我心頭一熱,一股暖流涌上心頭,說實在的,長這么大還從來沒有人給我過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給我過了生日。

            記得那次伯伯問我在學校的情況,我說學校里有個“民族先鋒隊”組織,要我參加,我不愿參加。因為那不是共產黨,我只想加入共產黨。那時我單純幼稚的可笑。

            “參加‘民先隊'也不錯嘛!你現在年齡還小,將來長大了才可以加入共產黨。”隨后,伯伯又給我講了共產黨和其外圍組織的關系。聽了伯伯的話,我回學校不久便加入了“民先隊”組織。這年10月,又被發展為中共預備黨員。

            1939年9月,我剛補習完小學5年級課程,就被調到軍委二局做機要工作。一道去的還有華初等幾個同學。那時我年輕,好強爭勝,又因為自己讀書少,文化程度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和學習。有時一連兩三個夜晚不睡覺,不懂得勞逸結合,時間久了,落下了頭痛的病根。1942年冬,我從安塞去延安醫院看病,順路到楊家嶺去看望伯伯。正好他同幾位客人剛剛吃完飯,警衛員在收拾碗筷。

            “不要拿走,我還沒有吃飯呢!”當時我那身裝束不象女孩子,言行也沒有一般女孩的文雅。

            “趕了50里山路還沒吃飯?那就趕緊吃吧!”伯伯一邊疼愛地說,一邊又讓警衛員再給拿個好菜來。不一會,警衛員端來三個烤辣椒。這的確是伯伯常愛吃的好菜。再看看他們吃的飯菜,也只有二米飯(即大米和小米做成的飯)和一個炒黃豆芽菜。我端起碗來,把伯伯他們吃剩的飯菜一掃而光,還象沒有吃飽似的。伯伯對我說:“學了文化,會寫信了,你寫的信我收到了。你經常頭痛,我聽說了。”

            在座的叔叔問我多大了?是否申請入黨了。

            “我已經是正式黨員了!”

            “你入黨了?什么時候加入的?”伯伯半信半疑。

            “我1938年10月就是預備黨員了。只因為我年齡不滿18歲,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預備黨員。”(那時預備期一般為三個月)

            “哎喲,你好辛苦喲。”伯伯幽默地說。

            “辛苦倒不是,就是有些著急。我想不成為正式黨員就不來見您。”

            “噢,原來你是因為這個才不來的……”伯伯高興地拿了一疊紙和兩支鉛筆送給我。我很激動。因為那時邊區受經濟封鎖,紙張鉛筆都比較困難,能得到這些學習用品,那是相當珍貴了。同時我也明白,這是伯伯對我學習、工作的鞭策。

            當伯伯了解到我是來延安醫院看病時,他慈愛地說:“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我這里住上兩個禮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學習。正好你妹妹(指李訥)和她媽媽住醫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窯洞,吃飯就同工作人員一起吃。說著伯伯領著我看了他辦公和居住的窯洞,然后又指給我看什么地方是廁所,最后帶我走進妹妹住的地方,指指說:“你就住在這里。”當天夜里,我正睡的迷迷糊糊,警衛員把我推醒了。我不知為什么。原來伯伯工作習慣于通宵達旦,白天的飯也移到晚上來吃。夜深了,他要吃飯,讓警衛員也給我送一個小豬蹄來吃。我迷迷糊糊地吃完,倒頭又睡,真是疲乏極了。

            過了兩天,伯伯問我:“頭痛是不是好點了?”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養一段時間。”

            大約住了一個星期后,江青回來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我看住的地方緊張,又怕影響伯伯的工作,不愿再住下去了,便去向伯伯告別:“伯伯,我想回去了。”

            “咱們不是有君子協定,你住兩個禮拜嗎?”

            我覺得頭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們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過不來吧?”

            我還是告別伯伯回到了二局。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伯伯住在一起。時間雖短,但使我深深感受到伯伯無微不至地關心。老人家的一片愛心,激勵著我要更加努力工作。

            1943年,我被調到西北局工作。一次我向伯伯說,我想去前方工作。伯伯笑笑拍著我說:“你還想遠走高飛呀?我看你還是先把病治好吧。”果不其然,沒多久,我的頭痛病又復發了。而且比較厲害,組織上送我到西北局的農場養病。農場就在棗園,離伯伯住的地方很近。伯伯工作忙的厲害,卻還惦記我。我在農場住了一間干打壘平房,自己做飯吃,屋里黑洞洞的,伯伯就關照警衛員拿了一些舊報紙來,把墻糊上。不知誰送了他兩只風干雞,他沒舍得吃,讓警衛員給我送來了。江青也來看過我。說真的,她那時也很關心我的身體健康。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伯伯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當時被人稱頌為“彌天大勇”。但是我不相信蔣介石會放下屠刀,我日夜為伯伯的安危擔心啊!

            “雙十協議”簽定后,伯伯于10月11 日回到延安,13日我就急忙跑去看望,一見到伯伯,我又高興又疑惑地問:“蔣介石對你怎么樣?他不是居心要害你嗎?我們可耽心了,就怕他不放你回來。”

            伯伯笑了:“蔣介石對我挺客氣,還請我吃飯呢。”

            “伯伯,你瘦多了。”

            “嗅,反正就是這個樣子,用點腦子就瘦。”接著他又說:“蔣介石這次請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們就有理,蔣介石就輸了理。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這個不會改變。但是現在他還沒有下山,需要欺騙人民,需要時間作準備。”

            這天我們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親的戰友)和我愛人曹全夫同志。見到我有了愛人,伯伯挺高興,留我們一起吃飯,做了一大碗扣肉,邊吃邊說話。伯伯詢問了全夫的家庭情況和個人經歷,當他知道全夫是一個窮學生出身,來延安參加革命,上了抗大,現在是從敵后又回延安來學習時,微笑著點了點頭,又夾一片扣肉放進他的碗里。那時中央正組織大批干部去東北,創建新的解放區。這次我又向伯伯要求去前方。伯伯問:“要去哪里?”我說我想和全夫一同去東北。伯伯痛快地應允了,說:“你們應該遠走高飛,去鍛煉鍛煉了。”

            談笑之間,余建新突然拿出父親的照片問:“這人現在哪里?”歡樂的氣氛驟然沉悶下來,伯伯臉色陰沉,眉頭緊鎖,嘴角抽動了幾下,半晌,才輕聲說:“被國民黨反動派殺掉了。”

            如晴天霹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來,我一直在等待、盼望爸爸歸來啊!我胸中埋藏著多少話要向他訴說,我要用最好的學習、工作成績向他匯報。遠方的爸爸也想念女兒啊!他只能從照片上看見已到延安的女兒,給女兒來信,捎來做衣服的花布。……我不敢再想下去,并竭力克制自己,不要當伯伯的面悲傷??墒窃鯓右部酥撇蛔×?,淚水簌簌直流,我急忙捂著臉離開飯桌,躲到里間屋去。

            淚眼朦朧中,眼前虛幻著父親留給我那一點少得可憐的記憶。江走過來對我說:“這件事我們早就知道了,怕你受不住,一直沒有對你講,現在你要離開延安去東北,應該讓你知道了。”

            我看伯伯也沒有吃好飯,沉重地坐在一邊。我擦干眼淚走到伯伯跟前,斬釘截鐵地說:“伯伯請你放心,我會堅強起來的。”伯伯慈愛地扶著我的雙肩鼓勵我說:“你的工作、學習我都是放心的,今后要像你爸爸一樣,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

            回到駐地后,我們又給伯伯寫了信,表示我們一定要按伯伯的教導去做,任何情況下,都不做軟骨頭。很快,伯伯就回了信,同意我們結婚,并說:“你們就要到東北去了,祝你們一路平安。”

            再見了寶塔山,再見了延河水。10月中旬,我們告別了延安—她是養育我成長的第二故鄉,肩負著伯伯的囑咐和期望,走向了新的革命里程。

            三

            因為戰爭,交通暫時阻斷,我們沒有到東北,中途留在了張家口。這期間,我曾收到伯伯托人捎來的一張照片。那是一張家庭合影,伯伯站在中間,岸英抱著李訥站在一側。伯伯雖沒寫信,但看了照片就可以明白,這是告訴我岸英弟弟已經回到了他的身邊,同時可以看到老人家的快慰。我為他能享有這樣的快慰而高興。

            解放戰爭經全國人民特別是解放區軍民的苦戰,短短兩年,戰爭全局就發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變化。伯伯堅持轉戰陜北,達到預期目的后,于1948年4月,率領中央領導機關來到河北省阜平縣陳南莊。(那時晉察冀軍區司令部住在這里。)一天下午,伯伯叫我們去了。他穿了一身灰色的舊軍衣,在院子里坐個小木凳,兩腳伸在前面,腳上穿一雙破布鞋,兩腳的拇指都露在外邊。全夫看到這一情況著急地說:“該換一雙鞋子了,邊區每人節省一針一線就夠您穿的了。”

            伯伯卻說:“破了沒有關系,舊鞋子穿著舒服。”

            伯伯看到我穿的衣服東一塊、西一條的補丁就笑了:“看來你還會打補丁嗅!你的衣服呢?”

            “好一點的給孩子改做衣服了,舊的縫縫補補自己穿。”

            過了一會兒,伯伯問:“現在土改了,你們那里怎樣?”

            我不加思索地說:我住的老鄉家隔壁是個地主,被掃地出門后沒有房子??;另一家地主有一個兒子是小學教員,聽說半路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后來怎么樣了?”

            “地主婆娘沒處去,半夜敲我的房門,問我怎么辦?”

            “那你怎么看?”

            “我認為這樣做不合適。掃地出門了,破房子也該給一間住嘛!他們沒地方呆,就會跑到國民黨那邊去了。”

            當時中央正在解決土地改革中發生的“左”的傾向,伯伯很關注這個問題。但是伯伯同我的談話,與其說是為了解這里的土改情況,不如說是在了解我的思想狀態。

            解放戰爭迅速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春,中央領導機關進入北京。建國初期,伯伯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不想打攪他,所以很少去看望。他住在香山時,我匆匆看望過一次。這年冬天,我又去過一次。我因身體不好,格外怕冷。伯伯見我有點畏縮的樣子就問:“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點衣服?”

            “只發了一套棉衣。聽說還要發一件棉背心,還沒有發下來。”伯伯就把他的一件舊棉衣和一頂舊氈帽(當時的軍帽)給了我。

            “你丈夫哪里去了?”伯伯問。

            “已經南下了,現在江西軍區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要去看看老區的人民,不能忘記他們啊!”

            多少年來,為了避免影響伯伯工作,我寧愿少去打攪,即是逢他生日,我也很少去看望。記得只去過兩次。

            一次是1944年,伯伯51誕辰。當時我住在和平醫院養病。賀老總見到我說:“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這離棗園那么遠,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車子一起去嘛!”

            到了那里,伯伯正和朱總司令坐在一起。他指著我風趣地對總司令說:“這是我的侄女,澤民的女兒,叫遠志,志向遠大啊!就是頭痛個要死。”這天華初、覺民帶著海英、森洪都不約而同地去了。吃飯時,伯伯和領導同志們在一起,我們幾個和李訥妹妹在另一間窯洞里,伯伯走過來看看我們,很高興地說:“祝你們身體健康。”

            1963年伯伯70壽辰,我們和李敏相約去了,這是我第二次陪他老人家過生日。一見面,伯伯就說:“遠志你來啦!這么多年為什么不來,信也不寫?你的頭痛病好了嗎?”是的,說起來已有十多年了,這期間除李敏結婚那次外,我再沒有去看望伯伯,信也不寫。我怎么不想念,我是經常思念著伯伯啊!但是我不能再去干擾他的工作和休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回避這種關系。我上前緊緊拉著伯伯的手,凝視著他慈愛的面容,什么話也說不出來。

            那天晚飯,除了伯伯身邊的人外,在坐的還有程潛、章士釗和王季范三位老人。李敏和我坐在老人這桌。飯后,伯伯送走客人,看見我正準備走,便招手叫住了我:“遠志,來!”我趕忙走過去,坐在他的身邊??梢月牭某?,他的鼻子有點不通氣。

            “伯伯,你有點感冒吧?”

            伯伯吸吸鼻子,拍著我的手說:“這感冒呀,不發燒就不要緊的。”稍停,他又接著說:“人啊,隨時都可能死……”我感到納悶了。剛才吃飯時伯伯就講:“人啊,坐飛機可能墜落摔死,乘火車可能翻車撞死,騎馬也可能掉下來摔死……”怎么現在講起死的問題?嗅!我想這是伯伯對做壽的回答吧!

            伯伯又一連串地問:“你今年多大了?”“還在中組部工作嗎?”“現在幾個孩子?都在哪里?”“遠新去看過你嗎?”就這樣陪伯伯坐在那,輕松愉快地談了好一陣。我看到他下身只穿了一條棉毛褲,一條薄呢子褲,怕他坐久了受涼,就說:“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真的,伯伯的手又暖又軟。那天他老人家興致很高,又站在那里同身邊人員一一合影。我們擔心他太累了,請他坐著照。他說:“站著好,不要緊。有時我不是站一兩小時嗎?”

            四

            在延安的時候,伯伯對軍委二局(現在總參三部)的工作很關心,經常聽匯報和過問那里的情況。在這里我只講兩件事。

            1939年秋,我們二局的同志發現安塞河灘上有一輛小汽車拋錨了,趕忙跑過去一看,是毛主席。原來,伯伯是在外參加會議后回延安,剛到真武洞,汽車就走不動了。同志們接他到二局休息,并請他給全體工作人員講話。記得他說,你們在二局工作要有長期打算,準備干一百年,你們不能干了,兒子、孫子接著干下去。他還講了一個很生動的寓言故事來教育我們。他說:“古時候人們修了一座拱橋,合垅后就差那么一塊小石頭。這塊小石頭雖不大,但要求很結實,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難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塊打草的小石頭,長年累月的磨礪,既光滑,又結實,拿來放在橋上正合適。你們二局的工作就是這種性質。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會通報嘉獎的。你們只能默默無聞地作貢獻,像那塊補橋的小石頭一樣,不顯眼,但卻非常重要。”伯伯非常善于作誘導說服工作,他說話深入淺出,而且詼諧幽默,把道理講得淺顯易懂,使人聽了受鼓舞,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事是1942年冬,我到楊家嶺去看他那一次。他安排我住下后,就向我問二局的工作、生活情況。我就扳著指頭一五一十地給他念叨,誰是我的科長,誰是股長,工作是怎樣忙,幾乎天天開夜車。……“你們伙食怎么樣?”

            “唉,凈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時酸水還從鼻子、眼睛往外流。”

            “唉喲,那樣厲害呀!你做過飯嗎?”

            “我幫廚呀!”

            “那你會做什么菜?!”

            “會切土豆絲、胡蘿卜絲呀!”

            “炒菜放多少油?”

            “用油很少。一大鍋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澆上半菜勺油,漂浮在上面。”

            “你們那里年輕人多,工作又緊張,看來伙食是差了些。我認識的三個人就病倒了兩個半(兩個指毛順義和毛華初,我是那半個)。”后來伯伯就向二局的領導交待,從他的辦公費中節約出三分之一給二局作為本錢,辦個合作社。不久,二局果真開辦了一個消費合作社,合作社賺的錢就補在伙食里,我們的伙食有了明顯的改善。

            這是一件很具體的事例,但是通過這件事使我受到了教育。伯伯日日夜夜地忙于天下大事,但他仍時刻關心群眾的生活,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

            五

            領袖偉大而又平凡,他有慈和愛,也有熱烈的感情,但又很講原則,嚴格要求子女和親屬,不能有特殊。有這樣幾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影響。

            前面已經談到,多年來,伯伯對我的關心和疼愛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又不允許有特殊。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次錢希鈞媽媽去看他,當談到我時曾說:“澤民不在了,你要照顧一下遠志。”伯伯回答說:“不能照顧,一照顧就要特殊了。”

            我從湖南初到延安時,吃小米飯一下子不習慣。為了節省吃飯時間,我常愛用水泡小米飯鍋巴,稀里糊嚕地吞下去。結果,時間一長把胃搞壞了,經常胃疼。有一次去伯伯那里,秘書了解到這一情況后,給了我一元錢,讓我胃疼不能吃飯時就買一碗油茶喝。后來伯伯問我:“有些人吃小米不習慣,你吃得慣嗎?你要吃不慣就得餓肚皮嗅!”過后我悄悄問秘書是怎么回事。他說,伯伯已經知道我給你錢買油茶吃,讓我以后不要再給你錢了。我明白了,伯伯是嚴格要求我,要和同學們一樣,不能有特殊,我便把一元錢退給了秘書。

            伯伯不允許親屬有特殊,但對于合理的要求就及時解決。1939 年,帥媽媽(孟奇)從湖南到了延安,帶來媽媽的口信,要我們好好學習。同時她還告訴我們,你媽媽現在很苦,仍是以討米為生干革命。我和華初當然了解媽媽以往的困苦,想到現在的條件應該和過去有所不同了,便給伯伯寫信反映了這一情況,并建議組織給以生活接濟。伯伯很快批復:“錢可寄去,好好安心學習。”后來我知道,伯伯是通過黨組織給母親寄去20元錢。

            暑假期間,魯迅小學組織一些干部子弟去看望中央領導同志,讓我當隊長。我們采了許多野花,一路歌聲一路歡笑。有的同學提議,讓我代表大家向伯伯提出要求,送我們到蘇聯去學習。我說我不提。但有的同學還是當面提出來了。記得當時伯伯耐心地向同學們解釋說:“蘇聯現在正在搞建設,不能給他們添麻煩。另外你們年齡還小,現在邊區學習也很好嘛。等你們長大了,學習有了好成績再說吧。”同時,伯伯又鼓勵我們要好好學習,好好勞動,要為我們的父母親爭光。臨走時,伯伯送給我一桶餅干,讓我抱回去分給同學們吃。

            1946年10月,我們撤出張家口,我便把孩子寄養到河北平山縣東黃泥村老鄉家里。1948年秋,老鄉捎信來說,孩子病重,讓我趕快去看看。從阜平去平山100多里路,我只顧騎著馬趕路,路過西柏坡(中央駐地)時遇到熟人也顧不得打招呼了。突然,我聽到身后傳來隱隱的叫喊聲:“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一會兒,就有個陌生的青年人把我攔住了。“你是毛遠志嗎?”

            “是啊,你是誰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去?爸爸前幾天還打聽你呢。”

            我們從小分離,多年沒見過面,彼此不認識了。這次相遇我們都很高興,但顧不得細說。當他得知我的孩子病重時,直催我快走,并說需要幫忙時就給他捎個信來。

            我匆匆趕到老鄉家時,看到孩子因患痢疾已經病的奄奄一息了。村里無醫無藥,我趕忙托人捎信給岸英。很快他就騎著馬趕來了,我們一起抱著孩子來到西柏坡,經醫生急救,孩子轉危為安。這時,我和岸英才松了一口氣,吃過飯,我們又聊了半天,而且非常談的來。那次同岸英弟弟的交談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我在他的書摞中發現有一本《馬恩列斯毛論思想方法》,我想要。他卻說:別的書都可以給,這本書不能送你。

            “為什么?”

            “爸爸講了,他不同意提‘毛澤東主義',也不能把他同馬恩列斯并列,說他不夠資格。你看,這本書的封面是馬恩列斯毛的頭象并列,所以就不能送給你嘍……”

            岸英嚴格按伯伯的要求做,這對我是個很好的啟迪。

            1950年,我們在北京又見面,也通過信。岸英弟弟虛心好學,對人誠懇熱情,很有志氣,很有希望,我為失去這樣的好弟弟而悲傷。點擊查看“蘇聯彩色紀錄片:戰神林彪”。

            伯伯不僅對岸英弟弟嚴格要求,對我們這些小字輩,他都是比較嚴要求的。使我銘刻在心的是,我將要離開延安時伯伯對我的一再叮囑。當同意我們去東北時,他說:“你們應該到實際中去鍛煉,闖一闖好。但要記住,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講團結,和人民群眾講團結;不論到哪里,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不論到哪里都要依靠組織,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當我們已向他告別走到院子里時,伯伯緊拉著我的手,又一次叮囑說:“你在二局的表現不錯,今后工作中還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眾,不能特殊。”

            伯伯一再懇切地教導我,期望我能站的直,走的正,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伯伯的心意我明白,他是盼鐵快成鋼啊!

            ……

            伯伯,我最敬愛的伯伯,從60年代中期以后我再也沒有去看過您,但我內心深處卻時常惦念著您。只因那時國內外世事紛亂,您日夜操勞,我怎么能再去打擾。特別是后來得知您病重,我多么心焦!可是欲去不能,欲罷不止。突然噩耗傳來,使我心碎……

            當您安祥地躺在人民大會堂的花叢翠柏中時,我曾三次守在您身邊,哭著依依不愿離去。有多少個夜晚,我一次又一次靜悄悄地慢步在紀念堂外面,在月光的照耀下,我仿佛看到您面帶微笑,健步走來,接著您那慈祥和藹而又幽默的言語縈回在耳邊……夜深了,我才默默地走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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