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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七千人大會和“變局”問題的考證

          老兵義雄 · 2021-08-19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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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劉少奇決裂的歷史原因---

            關于七千人大會和“變局”問題的考證

            老兵義雄

            目前,國內黨史學者有一個近乎共同的觀點:1962年七千人大會是毛澤東與劉少奇政治關系的轉折點。他們認為,七千人大會本來是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但因劉少奇在會上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毛澤東有歧見,引起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會議不僅沒有達到統一認識的目的,反而為毛澤東與劉少奇政治上決裂埋下了禍根。七千人大會后,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劉政治關系進一步惡化,最后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本來是接班人的劉少奇被打倒,從此退出政治舞臺。這就是學者們所說的“變局”問題。

            是什么原因導致毛澤東劉少奇的決裂?

            薄一波和國內學者都把視線投向七千人大會。他們認為,毛劉決裂的起因是有下述歧見引起的:

            第一,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與毛澤東在對形勢的估計上有分歧。毛澤東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形勢一天天好起來。劉少奇認為還沒到谷底,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1961年5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嚴肅地說:“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么會這樣減產?為什么要后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系?”“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剡^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⑥他后來在七千人大會上進一步說:“講了這么多年的大好形勢,現在講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形勢,這個話是很難講。我們這回切實這樣講一講。”劉少奇分析道:“對困難的估計,無非是這樣三種:估計夠了,或者估計過了頭,或者估計不夠。”劉少奇認為,對困難估計多一點危險性不大,如果后來發現困難沒有原來估計的那么多,這沒什么關系;但如果對困難估計不夠就有危險性,我們多少年來都因為對困難估計不足而陷于被動”。劉少奇主張把真實情況告訴全黨,對困難和問題一定要講透,讓大家了解困難形勢的嚴峻性。

            第二,在“大躍進”成績和問題的額度上有分歧。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認為,盡管發生不少問題,但成績仍然是主要的,是主流,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劉少奇果敢地推倒了過去“九個指頭、一個指頭”的公式,指出:“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于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F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墒?,全國總起來,缺點和成績的關系,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第三,在對“三面紅旗”的態度上有分歧。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認為,“大躍進”雖然遭受重大挫折,發生不少問題,但成績總是主流,問題總是支流。在討論報告時,鄧小平特別強調,講問題的前提必須首先肯定“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劉少奇在大會發言中卻說:“三面紅旗, 我們現在都不取消, 都繼續保持, 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F在, 有些問題看得不那么清楚, 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后, 我們再來總結經驗, 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確否定“三面紅旗”, 但實際上對“三面紅旗”的懷疑和否定的意向已溢于言表。

            第四,在造成“三年困難”的原因上有分歧。毛澤東認為主要是對經濟規律認識不夠,平衡沒有把握好,要“教育干部”。劉少奇則認為,天災的成分有,但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指導出了問題。對于當時的嚴重困難局面,過去總是歸咎于或者主要歸咎于自然災害,不敢從主觀上從領導工作中找原因。劉少奇認為這種現象是不正確的,如果把困難的原因推給客觀,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利于糾正錯誤和克服困難。1961年5月,劉少奇通過調查,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認為困難主要是由“人禍”造成的。所謂“人禍”,就是我們工作中的失誤。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尖銳地提出:“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災呢?還是由于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劉少奇認為,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那么,我們為什么會發生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呢?劉少奇分析說:“一方面,是由于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于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他們認為,正是上述原因,嚴重的刺傷了毛澤東的自尊心,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不滿,為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埋下了禍根。

            毛澤東與劉少奇政治上決裂是因為七千人大會上這些歧見引起的嗎?筆者通過考證,認同他們關于“七千人大會是毛劉政治分歧轉折點”的判斷。但筆者認為他們的研究只聚焦七千人大會,沒有揭示出毛劉在七千人大會上政見分歧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歧見在會上,根子在會外,因而,他們的推論同問題的實質差距甚遠,尤其記述中不能用路線斗爭的觀點解釋他們的紛爭,而是用是非之爭解讀他們的歧見,以及在評述中所表露出的袒劉怪毛的傾向,都是筆者所不能接受的。筆者得出判斷是:劉少奇同毛澤東的歧見表現在會上,根子在會外。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是從人民公社應當怎么辦開始的。人民公社是在劉少奇徐水共產主義試點的基礎上搞起來的。徐水經驗導致“五風”泛濫,毛澤東反“五風”的跟進使劉少奇同志心生怨氣,從此在工作上產生對毛澤東的抵觸情緒。1961年劉少奇到湖南44天蹲點調查,面對共產風給農民帶來的災荒,促使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立場觀點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表現在,他不再認為“大躍進”是一場偉大的群眾運動,開始認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觀點“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躍進搞糟了。何止是搞糟了,在劉少奇看來簡直是對人民的犯罪,使他產生沉重的負疚感。由于立場感情的轉變,使劉少奇變得在對形勢、困難、前途、責任等問題上變得同毛澤東格格不入。從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可以感受到少奇同志憂國憂民的情懷,同時也表露出對毛澤東反“五風”的不滿。毛澤東從七千人大會上洞察到他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在“三面紅旗”問題上要和他分道揚鑣了,這使毛澤東十分失望和憋屈。七千人大會后,尤其在當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程中,毛劉政治分歧愈演愈烈,最后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變局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讓我們從頭說起。

            一、劉少奇七千人大會報告三個“不提了”犯了毛澤東的大忌

            劉少奇為七千人大會起草的書面報告,在會前不足10天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后覺得報告中的一些提法有問題,想組織討論,但會期已定,再修改已經來不及了。毛澤東一改過去的一貫做法,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審議,直接發給大會進行討論。在討論中,與會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為了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劉少奇主持,成立由21人組成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進行全面的修改。1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有各省市第一書記及中央各部部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書面報告。會議進行了3個多小時,朱德、董必武、陳毅、鄧子恢、謝覺哉、王震、張鼎丞等人發言,最后,由劉少奇作總結。劉少奇對書面報告的修改作了幾點說明。他說:有幾件事報告不提了,有些是因為達不到,有些是因為現在還看不清楚。

            劉少奇談到的第一個“不提了”就是關于“趕英超英”的問題 他說:15年趕上英國,超過英國,這個報告上沒有講。我們起草委員會討論過這個問題,頭一次是寫上去了,第二次說還是不寫好。15年趕上英國,原來是這樣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個口號用不著去改,用不著取消,我們做得好,到15年的時候趕上了,就趕上了,沒有趕上,也沒有什么不得了,更多一點時間,多幾年就是了。”“不提了”,從當時和以后的情況看,實際是放棄了。

            劉少奇談的第二個“不提了”是關于《農業發展綱要》的問題?!毒V要》明確,到1967年黃河以北糧食畝產要達到400斤,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畝產要達到500斤,長江以南畝產要達到800斤(這個標準當年稱“四五八”)。劉少奇說:照現在這樣算起來,到1967年達不到四十條那樣的標準。“我們現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幾年就是了。”

            《綱要》從制定到正式公布實施,先后用了4年多的時間,經歷了幾上幾下,應該說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見,又經過近兩年的實踐,1960年4月經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討論通過,才開始以正式文件向全國公布。毛澤東為此花費了很多的心血?!毒V要》一直被視作發展中國農業大躍進的綱領,是農民的指路明燈,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來、陳云主張反冒進,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掃掉了促進委員會,使六億人民泄了氣。還說,反冒進離右派只有50米遠,對周恩來、陳云等造成很大的壓力。已有前車之鑒,劉少奇還敢于“不提了”,其政治勇氣確實令人敬佩;但劉少奇想沒想不經毛澤東同意就私自放棄,“不提了”,毛澤東能放過嗎?

            劉少奇談的第三個“不提了”是關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問題。劉少奇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這個報告里頭也沒有講。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劉少奇說:現在基本核算單位搞到小隊去了,基本核算單位越來越小,還“一大二公”?這個現象似矛盾?,F在情況是這樣的,這個問題,現在還解釋不清楚。在實踐中碰了壁,所以才不提了。等到將來人民公社發展起來以后(意思是待所有制規模提高了),再講“一大二公”。

            “一大二公”是毛澤東1958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來的。他說:“人民公社的特點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農、兵、學、商與農、林、牧、副、漁這一套,便于綜合經營。農林牧副漁是農業合作社就有的,工農商學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這些就是大。大,這個東西可了不起,人多勢眾,辦不到的事情就可以辦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余,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逐步搞掉。”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作出決議:“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如果對于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劉少奇不承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這是公開和毛澤東唱反調,毛澤東能通過嗎?

            劉少奇在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不提了”的三件事,都是毛澤東最關注的問題。這三個問題是“大躍進”政治路線的要害問題。劉少奇明知道這是犯天威的,他抱著“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信念,即使犯上也在所不辭。劉少奇的做法恰似廬山會議的彭德懷,可敬之,其結局也非常相似。

            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思想觀點的轉變是怎么形成的

            在“大躍進”之初,劉少奇是百分之百的促進派。他為人民群眾表現出的巨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所鼓舞,認為建成共產主義已經不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他在這種認識的驅使下,在徐水組織了共產主義試點,以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把生產資料收歸公有,建立了供給制的共產主義公社。

            毛澤東通過調查發現了,在人民公社的決議上以加批示的方式,批駁了劉少奇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理論。毛主席指出,目前是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很長的時期,人民公社只能實行集體所有制,不能把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毛澤東的批示本來是對劉少奇的糾正和勸導,然而并沒有引起劉少奇應有的重視,他仍按原先設想的全民所有制形式繼續徐水的共產主義試點。

            徐水共產主義試點是人民公社產生的搖籃。徐水經驗推廣后導致浮夸風、共產風在全國泛濫。毛澤東最早發現了浮夸風和共產風的危險。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用9個月的時間,以“反五風”為基本內容,糾正劉少奇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的左傾錯誤。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否定了徐水經驗,批評劉少奇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區別,痛批共產風是對農民的掠奪,浮夸風是圖虛名而招實禍。毛澤東反“五風”使劉少奇丟了面子,也產生了抵觸情緒。第一次鄭州會議形成的決議提出18個問題都是糾左的。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后,劉少奇和鄧小平并未認真貫徹鄭州會議精神。鄭州會議結束不到10天,即11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廣東水稻創雙千的報道,浮夸風和共產風繼續泛濫,這使毛澤東很惱火。為了剎住共產風,毛澤東決定召開武昌會議,把糾共產風作為那次大會的中心議題和研究人民公社工作的方針政策提到工作日程。通過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開始得到糾正,但高指標之風仍在繼續。

            1959年4月下旬,毛澤東接連收到各地鬧春荒的的報告,即有些地方因怎么包產等問題不能下種,面臨荒耕的危險。毛澤東立即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他一改平時工作的程序,竟連夜給省級到生產小隊的領導寫了一封長信。以十分氣憤的言辭告誡基層干部:“南方正在插秧,北方還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還強調說真話做老實人的問題。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毛澤東這封信沒有高深的理論,但從這里看出毛澤東對浮夸風的憎恨,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撇開國務院和書記處,直接和基層干部對話,這是對劉、鄧指導農業工作不力最嚴厲的批評。而此時劉少奇、鄧小平還沒有從毛澤東反“五風”中醒過神來,還對創高產抱有很大的幻想,還在研究怎樣創更多的高產試驗田和更多的“大辦”。從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誰在堅持和違背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是毛澤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

            為讓全黨的頭腦冷下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59年7月,黨召開了以糾左為主要內容的廬山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分析了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做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判斷;提出18個問題,讓大會討論,目的在統一全黨的認識,以便更好地躍進。但因彭德懷的一封信,會議驟然改變了方向。彭德懷那封信的中心觀點是批評總路線的,說“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躍進搞糟了,犯了小資產階級狂熱病,得不償失”。彭德懷的言行有悖會議宗旨,觸犯了毛澤東維護“三面紅旗”的底線,遭到毛澤東的批判。

            有人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發難性的發言不是對毛澤東而是指向劉少奇的。毛澤東從維護黨的團結和維護劉少奇的威信,在大會上主動的做了檢查,對“大躍進”的失誤承擔了責任。人民公社的左傾錯誤是劉少奇同志的指導失誤造成的。作為國家主席,劉少奇應主動的檢討錯誤,承擔責任,但劉少奇沒有這樣做。劉少奇卻借彭德懷的失當言行,把彭德懷定為高崗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加上里通外國的罪名,要從政治上徹底打倒彭德懷,引起毛澤東很大的不滿。

            1959年初,共產風給農業帶來的危害更明顯的暴露出來。4月下旬,毛澤東收到國務院周恩來送來的全國將面臨鬧饑荒的報告。毛主席看了十分震驚。如果幾千萬城市人口斷了糧食供應那將是什么樣的情景呢?毛澤東不敢猶豫,立即親自給各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寫了一封求救信。加的題目是《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各省解決2千多億斤的糧食,為城市和國家機關準備三個月的救濟糧,并要求周恩來在三日內送到省委第一書記的手中。通過這件事,毛澤東深刻的認識到農業在中國大國中的地位,這促使他做出兩個戰略性的決定:一是接受周恩來李富春提出的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調整農輕重的關系,把優先發展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位。二是著手制定農村工作條例,徹底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發展問題。為搞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工作條例,毛澤東把1961年定作全黨的調查研究之年。為應對可能發生的糧食危機,1961年書記處在廬山開會專門研究調糧的問題。因調糧遇到困難又引出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前邊已經提到,1961年劉少奇到湖南進行了44天蹲點調查,面對共產風給農民帶來的傷害,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立場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不再認為“大躍進”是一場偉大的群眾運動,開始認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觀點,即“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躍進’搞糟了”。在劉少奇看來何止是搞糟了,簡直是向人民犯罪。他在黨的會議上疾呼“再也不能這樣折騰了!”。由于立場感情的轉變,可以看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處處充滿了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不滿和悲觀失望的情緒。

            說劉少奇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對毛澤東不滿,除了三個“不提了”的報告,關于農業恢復問題很能說明問題。據材料記述,1959年,毛澤東面對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村經濟,問劉少奇鄧小平:幾年能夠恢復起來?劉鄧答:大概需要12年到15年。毛問:怎么需要那么長時間?劉鄧答:反“五風”挫傷了干部的積極性。毛澤東又找到河南的紀登奎。紀登奎答:最多三年。如果政策對頭,當年可見成效。后來的發展證明紀登奎是對的。到1962年農業基本恢復到歷史的最好水平,正好三年。后來,紀登奎得到重用,提到中央的決策層。毛澤東從這件事看到了劉少奇對他反“五風”的不滿。

            通過上述回顧可以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是有感而發,很尖銳的批評黨的工作。但他回避了自己的責任,而且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這個轉變到后來真的成了毛劉政治決裂的轉折點。

            三、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沒有承擔個人對“大躍進”錯誤的責任使毛澤東十分不滿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討論1962年糧食上調方案時遇到困難,陶鑄提出一個建議:為了打通思想,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個地委書記會議。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示贊成。1961年11月12日晚,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局情況匯報時,提出縣委書記也要來參加會議。毛澤東提議,這次會議要開成總結1958年以來工作總結的大會,要求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主席指出,這幾年各省只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錯誤,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檢討。并明確大會由書記處主持。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會議的主題就由征集糧食會議改為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把“統一認識,鼓起干勁”作為開好大會的指導思想。七千人大會的主報告由劉少奇負責起草。11月5日,劉少奇找參加起草大會報告的陳伯達、胡繩和吳冷西談話,要求報告的起草要根據1959年廬山會議講得那樣,一是成績講夠,二是問題要講透,還有一條就是責任要分清。這就不難看出,劉少奇給報告所定的調子和鄧小平確定的“統一認識,鼓起干勁”的指導思想有很大差別的。

            12月16日,鄧小平在中書記處主持討論劉少奇的主題報告,周恩來也到會參加。鄧小平說提出這個報告對缺點、錯誤是否概括為四點:一是許多具體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違背了總路線,現在需要調查研究,搞一套具體政策。二是計劃偏高、多變,打破了一切程序。三是幾個大辦,而且限期完成,把實事求是作風,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四是體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亂。他還說,報告前面要加上中央總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鄧小平當初的這個思路是客觀的,得到周恩來的認同。但遺憾的是, 1月11日下發大會的書面報告卻脫離了周恩來、鄧小平討論的思路。報告對1958年以來的經濟工作肯定了12條成績,指出了4條主要缺點,總結了16條基本經驗教訓。12條成績從工業、農業、科技隊伍、科學研究、學校、文化教育、衛生、體育、商業、財政、金融、國防等12個方面只作了原則性的肯定,對4條主要缺點和十六條基本經驗教訓卻用了很大篇幅娓娓講來。讓人聽了成績沒有多少,問題和經驗教訓卻是一大堆。

            1月30日,在中央領導發言和小組討論之后,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中心內容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群眾講話。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讓人批評。毛澤東說:對大躍進的錯誤“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他還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今后要下苦功夫調查它,研究它,在實踐中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代表們討論了毛澤東的講話,認真地嚴肅地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的負責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同志都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并主動承擔了責任。

            2月6日,鄧小平就黨的工作問題講了話,講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同時,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也承擔了責任。鄧小平在講話中說:我們有好的指導思想、好的領導。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并且繼續勝利地前進著。”黨的優良傳統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們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夠。這幾年來,我們不大注意調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務往往不是實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號,也有許多不是切合實際的。”

            2月7日下午,周恩來在全體會上講話,詳細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形勢,說明了國內經濟的嚴重情況,提出了克服這些困難的主要辦法。同時,從國務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的問題承擔了責任。他說:這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成績是偉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后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于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于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對于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國家計劃和具體政策,具體措施,有許多是由政府部門提請中央審核批準的。還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沒有經過中央審核批準,就由各部門擅自發出,這更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義行為。計劃上的高估產、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都是有責任的。

            周恩來在代表國務院進行自我批評的同時,還向大會檢討了自己本身的錯誤。他說,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了超過實際可能的關于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即規定農業每年增產超過10%是躍進,超過15%是大躍進,超過20%是特大躍進;工業每年增產超過20%是躍進,超過25%是大躍進,超過30%是特大躍進。他說,自己犯的另一個錯誤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個關于將輕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96%的文件。這是權力下放過多過散,這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產值的嚴重后果。周恩來表示,這些問題,他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做適當的解釋,這是他的賬,要交代。在中央七大常委當中,像周恩來這樣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體的自我批評的獨一無二。聽了周恩來的講話,不少人很感動。有人說,以后再怎樣打屁股也痛快。坐在一旁的毛澤東插話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周恩來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勇于檢討錯誤、承擔責任的人。他在發言中還表明一個不同尋常的觀點,在追究責任時首先要從自己身上找問題。周恩來手持提綱侃侃而談,折服了全體與會者。

            周恩來發言后毛主席接著講話。毛澤東說:從幾天來小組討論的情況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縣、地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為此,毛澤東決定延長會期,要大家出氣,把話說完。毛澤東宣布“七千人一道過一個春節,獲得全場極為熱烈的長時間鼓掌。有兼于此,毛主席作出了“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的決定。根據黨中央的安排,參加會議的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五級領導開展了向上級提意見的“出氣”活動。使這次大會開得生動活潑,達到個個心情舒暢,達到了“統一認識,鼓起干勁”的會議目的。

            然而,應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左傾錯誤負責的劉少奇,從廬山會議到七千人大會,卻沒有主動地開展實事求是的自我批評;反而怨天尤人,帶著很大情緒,把失誤和造成嚴重困難的責任都推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沒有辦好上,實則是向毛澤東撒氣。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如出一家,也是人民公社辦早了,“大躍進”搞糟了。彭德懷因為“糟”論遭到毛澤東的批判。沒想到兩年前積極批判彭德懷的劉少奇同志卻轉變了立場,講出同彭德懷一樣的話。當代表提問為什么不給彭德懷平反時,劉少奇說:不給彭德懷平反不是因為一封信和他講了錯話,而是他有一個反黨集團和里通外國的國際背景。毛澤東心里明白,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矛頭是指向劉少奇的。毛澤東為保護劉少奇,違心地接受他們打倒彭德懷的決議。而今,劉少奇要重蹈彭德懷的覆轍,這才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為什么“憋氣”的真正原因。

            四、劉少奇鄧小平在社教運動中推行一條與毛澤東對立的路線是毛劉政治決裂的根本原因

            根據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和反修防修的需要,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在城鄉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社教運動是針對蘇聯變成修正主義和國內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而做出的。毛澤東估計這場運動大致需要2~3年的時間,并指定由國家主席劉少奇掛帥。為加強對這場運動的指導,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的若干決定(草案)》。這個決定共10條,后被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前10條。5月18日經政治局討論通過,然后下發各省試行。前10條的基本內容是:(一)形勢問題;(二)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還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的問題:(三)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四)我們的同志對于敵情的嚴重性是否認識清楚的問題;(五)依靠誰的問題;(六)目前農村中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政策和方法問題;(七)怎樣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的問題;(八)“四清”問題;(九)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問題;(十)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問題。

            前10條通過后下發各省試點,應當說基本解決了社教中的政策和方法問題。但試行還不到五個月,劉少奇、鄧小平于同年9月,又制定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這個規定也是10條,被稱為后10條。后10條的內容是:(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基本方針和主要內容;(二)領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三)組織堅強的工作隊;(四)建立堅強的貧下中農組織;(五)團結95%以上的農村干部;(六)必須注意點面結合,積極做好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七)關于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八)認真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九)對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處理;(十)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問題。 從后10條的內容可以看出,這個10條關于運動的性質、運動的對象、階級矛盾的分析、運動的目的及其實施等重大問題上有著質的差別。后10條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雖然批準下發,但毛澤東用兩個10條同時下發的方式表達了對劉鄧的不滿。兩個10條下發后,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組到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試點。工作隊在此工作了40天,總結出社教的桃園經驗。桃園經驗的主要內容是:工作隊進村后先搞扎根串連,然后搞“四清”,再搞對敵斗爭;對基層干部和基層組織是既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況沒有弄清之前,“一切依靠基層組織”是錯誤的;群眾沒有發動起來,要先解決群眾敢不敢革命的問題,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后,要注意掌握火候,防止群眾產生過激行為;干部犯嚴重的“四不清”錯誤,是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和地富反壞右的腐蝕,錯在干部,根子在地富;社教是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問題,其中也包含嚴重的階級斗爭;桃園黨支部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干的是國民黨的事”,這個黨支部書記把持的政權,“基本上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在“四不清”的干部中大部分上邊有靠山,要解決下邊干部的問題,必須解決追上邊的問題;從試點得出的結論,“四清”已不是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庫(倉庫)的問題,現在是要解決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四不清”問題。

            通過兩個10條的比較和桃園經驗的介紹,可以看出,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推行了一條與毛澤東根本對立的路線。這條對立的路線表現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和目的上對立。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運動的目的是提高干部群眾的覺悟,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劉少奇認為,社教中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運動的目的是從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組織上解決農村的問題。在組織方式和依靠誰的問題上,毛澤東提出兩個依靠,即依靠基層黨的組織和基本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劉少奇認為基層組織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們手里”,群眾中有10~20%的有問題,“兩個依靠”靠不住。因此,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放手發動群眾,而是按照桃園經驗,由上級派出大批的社教工作團領導運動,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盡管毛澤東對桃園經驗有看法,因為毛澤東明確社教運動由劉少奇“推帥”,還是同意下發劉少奇的桃園經驗。為迎接全國性的社教運動,劉少奇在全國組織了1000多萬人的工作隊進駐農村,至此,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

            然而,桃源經驗在全國推廣,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生了一系列讓毛澤東不愿看到的情況。這些情況是:工作隊對基層干部采取了完全不信任的態度,撇開基層黨的組織于不顧,非法剝奪基層干部的領導權,一切由工作隊決定。工作隊動不動就批斗干部,甚至用逼供信和對付敵特分子的手法收集他們需要的材料。在許多地方,工作團把持了縣以下各級組織,有權決定縣委書記、縣長以及縣以下干部職工的提拔、調整,任免、撤職、退職和補進,對所謂“四不清”干部可以任意進行隔離審查,用逼供信的手段對付他們。這種極端的工作指導導致不少干部逃跑或自殺。據河北通縣情況核實,這個縣來了2萬人的工作隊,有110個工作隊打人,發生自殺事件70多起,(死50多人)。陜西省長安縣發生自殺事件182起(154人身亡)。其他各省也有類似情況發生。面對社教中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中央政治局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總結前段社教工作,對下步社教作出部署。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乘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匯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后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會議開了兩天,到15日就結束了。沒想到劉少奇鄧小平的這一做法引出一場不小的政治風波。

            12月15日晚,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陪毛澤東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陶曾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少奇。”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有的走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幾天后,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到北京。

            12月20日,毛澤東參加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和劉少奇的政治分歧公開化。毛澤東在會上批評劉少奇:這次運動的重點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于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這一次沒有附和毛澤東。他說: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往階級斗爭上拉。他還說:“有三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錯誤,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地富當了權的。”

            毛澤東說:“不要管什么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是整黨。不然無法,不整黨就沒有希望。”我們應“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打有拉,這套策略,我看現在還用得著,現在這個黨內就是國共合作嘛!也有統一戰線。”“還有少數爛掉了,省委也有爛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爛掉了!你青海不是爛掉了!貴州不是爛掉了!甘肅不是爛掉了!云南還是‘個別’的不夠。河南吳芝圃‘左’得很嘛!”毛澤東接著講:這次“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

            李先念插話說:“不整當權派,最后就整到貧下中農頭上。”

            毛澤東肯定地說:“根本問題就在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接著說:“大的搞了,其他狐貍慢慢地清嘛!我們對冶金部也是擒賊先擒王,擒王鶴壽嘛!”

            劉少奇說:“恐怕不能太絕對了?,F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種矛盾交叉。”

            毛澤東說:“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說:“還是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張霖之是煤炭部部長。這一句脫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奉為圣旨,把張霖之活活打死。

            與會的常委們面面相覷,會場有些僵持不下。

            毛澤東轉換話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做法。他說:“擠牙膏,擠那樣干凈?寬大處理嘛!退賠從嚴要合情合理,不必講徹底。”毛澤東說:“有的地方只有18戶,沒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寬,不可打擊面過寬,二不可潑冷水,不要下去潑!現在還在反右”。“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澤東既強調“打擊面不要太寬”,一方面又強調“不要潑冷水”,他這樣解釋自己的想法。他說:“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根據毛澤東12月20日講話精神,政治局對16條進行反復修改,加進了關于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和“重點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包括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當權派”的內容。修改后的文件加了兩條,刪去一條,新文件變成了17條。修改后的17條27日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簽了“照發”。12月28日,17條以中央811號文件發出。然而,毛劉間的政治沖突并未平息下來。

            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壽辰。毛澤東以反過去不讓別人為其祝壽的做法,在中南海的住所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代表和領導人吃飯。赴宴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夫婦、胡耀邦及陶鑄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還請了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宴會開始后,毛澤東走了進來環視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諸侯”坐下,開場白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了。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飯……”毛澤東提高嗓門道:“今天李敏回來了。我問,你回來干什么?李敏說:給您祝生日,我說:你沒資格。因為你不下鄉!”“脫離人民群眾,脫離基層生活。官作大了,驕嬌之氣。拒絕到農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適喲,不出修正主義才見鬼!”毛澤東這段開場白誰都能聽出,這不是說李敏的。李富春和蔡暢夫婦與毛澤東是世家友好,關系與眾不同。毛澤東扭過頭來大聲地對李富春說:“富春啊,你們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講啊,什么話都不同我說,現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們是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這沒頭沒腦的責備,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著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釋,只是大口地吸煙。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獨立王國”雖然是對李富春說的,但決不只是批評李富春。只是拿他當話由而已。劉少奇、鄧小平心里明白,同樣一言不發地大口吸煙。席間,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說話,那天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過了一會,毛澤東大聲地贊揚錢學森:“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錢學森是兩彈的功臣,毛澤東不表揚錢的貢獻,只表揚他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也另有寓意。接著,毛澤東又旁敲側擊的批評了社教運動中“只靠工作隊,搞神秘主義,打擊面過寬”的問題。曾志回憶說:“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么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的瘆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里嘻笑斥責,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鑄后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少奇。”(這就是文革炮打司令部的來路,筆者注)

            12月28日,毛澤東又來到會場。他帶來兩本書放在桌子上,一本是《黨章》,一本是《憲法》。然后發言。再次提出社教運動的性質問題。他還聯系到1962年的“包產到戶”和“單干風”,說:“要搞階級斗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毛澤東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毛接著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么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毛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毛澤東講這些話許多人摸不著頭腦。劉少奇、鄧小平沉默不語。會場的空氣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靜。毛澤東氣憤之烈溢于言表。

            12月30日,毛澤東又授意陳伯達在“17條”關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段話中作了如下修改:“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31日,毛澤東又將加批的內容批轉劉少奇:“照改的第二頁倒數三行文字,重印。請少奇同志閱后交機要室辦。這是伯達同志建議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則請交辦。”經劉少奇同意,中央辦公廳發文“停止執行”中央811號文件。說這個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請停止下發,并自行銷毀。”

            1965年1月3日,三屆人大選舉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

            當天,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又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文件40天不進村搞“繁瑣哲學”。劉少奇解釋說:“工作隊集中學習文件是為了反右傾”,毛澤東嚴厲地說:“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扎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說第二個“10條”“太長了,太繁了。”毛澤東提出:四清運動“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扎根串連”,要依靠群眾,清少數人。“有則清清,無則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中央對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內容從17條變為23條,改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月14日會議討論通過后由彭真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修改23條時,在開頭部分加進了一段措辭嚴厲話,指出“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提法不妥。他寫道:“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么社會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段話雖然沒有點劉少奇的名,但事實上毛劉的爭論已經半公開化了。

            知情的上層干部憂心忡忡。毛劉之間的分歧不同于毛澤東與彭德懷的分歧,這意味著黨可能發生分裂。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會后,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受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數人的委托,進言劉少奇:“你們兩位主席發生矛盾,下邊就亂了,無論如何不能和毛主席發生矛盾??!”劉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又在自己的家里舉行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檢討了不尊重主席的錯誤。常委們批評了劉少奇。之后,劉少奇主動找毛澤東作自我批評。毛澤東卻對劉少奇說:“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不讓步的。”至此,兩個主席之間的裂痕已難以彌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時間里,劉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但毛澤東已不再同劉少奇和書記處通氣了。毛澤東在文化革命開始時講過“北京有兩個司令部”,可能這才是毛劉政治決裂的根本原因吧!

            通過上述回顧筆者深深感受到,毛劉之爭不是是非之爭,是理論之爭,是路線之爭,用認識與是非之爭解讀他們的歧見,只能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

            五、怎樣評價劉少奇“大躍進”時期的歷史貢獻

            劉少奇是中國人民公社運動的創始人和“大躍進”的推動者。研究人民公社就不能回避對劉少奇的評價。毛澤東把劉少奇打成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文革”中被推下政治舞臺。這是不是全盤否定劉少奇呢?不是的??v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發展史,雖然劉少奇后來對人民公社的認識產生動搖,但劉少奇不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者和“大躍進”的推動者,開始時他是百分之百的促進派,在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史的功勞薄上仍應有他一席之地。筆者通過考證認為,劉少奇在“大躍進”時期在理論和實踐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貢獻。

            第一,對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劉少奇由于受全國人民高漲的社會主義熱情的感染,太樂觀地估計中國社會革命的客觀形勢,認為被馬克思批判過的空想共產主義在中國有了實現的可能性。正是立于這樣的判斷,他認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已經不是很遙遠的事情了。在這一理想的驅使下,劉少奇一反過去冷靜謹慎的處事風格,親自指導制定了徐水共產主義的藍圖,在徐水進行了共產主義公社的試點,為全國性人民公社的興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徐水共產主義試點的許多內容雖然被毛澤東否定了,但它具有許多共產主義的萌芽,其組織形式仍然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在毛澤東的精心整頓下,初期人民公社的極左做法得到糾正,使人民公社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邁進。劉少奇雖然因前期左的理論指導受到批評,但劉少奇勇于探索,勇于實踐的創造精神是不能否定的,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也是不能抹殺的。

            第二,劉少奇提出的農村人民公社農工商學兵五位一體的組織模式,后來成為人民公社存在發展的組織基礎。使人民公社既是基層政權,又行使領導和組織生產的職能。實踐表明,在人民公社時期,黨的基層組織得到加強,使農業真正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發揮了巨大的統領作用。按照五位一體的組織模式,農村不僅以糧為綱,還發展農副業生產,還要辦學校、辦工廠、辦商店、大辦民兵組織。在“大躍進”時期,農業大學、農業中學在城鎮普遍興起,對農民知識化和推廣科學種田創造了文化條件。通過發展社辦工廠、社辦企業,促進了農村工業化的進程,為農村城鎮化準備了條件;后來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中國工業兩條腿走路方針中發揮了一條腿的作用。人民公社在發展生產的同時,還普遍建立了地方民兵武裝組織,有條件的還大辦民兵師,在不脫產的情況下,實行全民皆兵,在鞏固政權和加強國防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人民公社還開辦農村福利事業,對貧困戶進行救濟,對和鰥寡孤獨失去勞動能力的實行五保,農村小學實行義務教育,大隊辦起合作醫療,這些舉措受到農民的歡迎。

            第三,充分發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勢,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以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的偉大斗爭。僅在“大躍進”的三年里,全國建成大中小不等容量的水庫上千座,不僅解決了大城市的用水問題,還解決了 幾百億頃農田的灌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靠天吃飯的問題。據國家統計資料,1956--1966年間,就修建大中小水庫8.4萬座,“其功績遠遠超過了萬里長城的影響。這功勞也有劉少奇的一份。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些打著擁護劉少奇的人卻向人民公社猛潑臟水。他們想詬病毛澤東,豈不知,劉少奇同志是人民公社的創始人,全盤否定人民公社,就等于要全盤否定劉少奇這一時期的主要貢獻。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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