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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戰后國共和談中的“讓”與“不讓”——兼及中國共產黨談判策略的階段性轉換

          于化民 · 2021-08-17 · 來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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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一年多的國共談判,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的讓步,教育了中國人民,讓人民認清了誰在堅持和平、民主,誰在實行內戰、獨裁。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順應全國人民對和平建國的熱切期盼,與國民黨就避免內戰、實現國內和平、推進民主改革進行了長達15個月的艱難談判。從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20多年里國共兩黨分分合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熟知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本性與特點,有著與這個老對手打交道的足夠經驗。盡管戰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影響戰后談判的新的因素增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也較之以前更為困難,更為復雜,中共中央仍能措置裕如,根據形勢變化及時調整談判目標和策略,堅持決不輕易放棄人民勝利果實的基本立場,同時靈活運用談判策略和技巧,盡可能地把談判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對任何談判來說,“讓”與“不讓”是必然發生的問題,甚或是貫穿談判全程的核心問題。如果不是一方占有絕對優勢足以令對方不戰而降,那么談判的一方全“讓”或一“讓”到底的情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只有各方都作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才能達到一定的合作目標。談判中又確實會遇到一些問題,關系自己的根本利益乃至生死存亡,是無法退讓的,也就是談判的底線。作為談判的決策者和執行者,“讓”與“不讓”是必須面對的極其困難的選擇。“讓”就意味著己方某種程度的損失,“不讓”可能陷入僵持或導致談判破裂。何時“讓”,何時“不讓”,哪些問題“讓”,哪些問題“不讓”,“讓”又如何“讓”,是對談判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格局、韌性、定力和談判技巧的考驗。在戰后國共和談中,共產黨通過“讓”展示了自己追求和平、民主和極力避免內戰的最大誠意,贏得了各方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當對方變本加厲、屢觸底線時,則以“不讓”應對之,并成功地將談判桌轉化為教育人民的課堂。雖然國共談判沒能避免大規模內戰的到來,但卻讓國民黨“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心,并為經過戰爭解決問題準備了必要條件。對于戰后國共談判的研究,已有眾多高水平的海內外學術論著流行于世。然而,相關研究對中國共產黨的談判策略的運用,尤其是談判中哪些問題可以讓步、哪些問題堅持不讓及其背后的原因,卻顯得注意不夠。本文擬從這個特殊的視角切入,作些初步的考察和探討。

            一、 重慶談判主動讓步,以和為貴

            日本宣布投降后,蔣介石1945年8月14日起連發3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問題”。8月13日,毛澤東曾對抗戰勝利后的時局作出判斷:“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內戰的危險雖然嚴重,但因為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奮斗使內戰限制在局部范圍,或者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這種可能性是有的。收到蔣介石第二封來電后,中共中央8月23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日本投降后應對新形勢的政策與策略。毛澤東講話的基調有了明顯變化,強調隨著抗日階段的結束,中國“進入了和平建設階段”。他還說: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黨需要和平。和平是能取得的,內戰是可以避免和必須避免的。我們應當利用這個暫時和平時期。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準備隨即赴渝”。中國共產黨作出毛澤東將親往重慶談判的決策,固然與斯大林來電不無關系,而起決定作用的則是這樣一個戰略考慮:“去。這樣,我們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這個主動權,不僅是將來國共關系的主動權,而且是抗戰勝利后“建什么國”和如何建國的主動權。

            既然去談判,除了要看對手“開的是什么盤子”,還要提前準備好自己的“盤子”。為此,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了談判中可能作出妥協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了談判的基本策略,那就是:主要的當然還是進攻,是在和平中的進攻,但部分的會有退卻。他解釋說,我們要準備有所讓步,在數量上作些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讓步換取在全國的合法地位,養精蓄銳來迎接新形勢。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準備在合法工作中去進攻,利用國會講壇去進攻,要學會作合法斗爭。至于讓步的條件,毛澤東也有初步考慮,說:談判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達成妥協。我們準備讓步的第一批地區是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這要看談判的情況,在有利條件下是可以考慮讓步的。如果這些條件還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準備坐班房。會上討論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補充的《目前緊急要求》十四條,以此作為中國共產黨談判要求的預案。毛澤東提醒說,解放區和軍隊問題是最現實的也是雙方所力爭的,將成為談判焦點和最難解決的問題。關于這一條的爭論一定是非常激烈的,雙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蔣介石才能逼著他讓步。“談判如果不成功,國民黨進攻我們,我們是否要打?應該打,但必須打勝仗。”經過23日和26日兩次政治局會議,中國共產黨基本確定了同國民黨談判的總盤子,對于談判目標、可能作出的讓步、將會遇到的困難,甚至談判破局的可能性等,有了清晰的研判,為談判設定了底線。

            毛澤東抵達重慶機場的書面講話表達了這樣的期望:“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 9月2日,毛澤東約見國民黨方面(簡稱國方,下同)談判代表王世杰,在談話中列舉了國共之間存在的政治會議、國民大會、政黨合法化等八個主要問題,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上述問題的觀點。9月3日,周恩來將十一條意見提交給國民黨方面。上述意見的最大特點是把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化原則進一步細化,提出了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辦法。十一條意見既有要求,亦有承諾,清晰完整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為接下來的談判破了題。

            談判伊始,雙方在軍隊和解放區問題上的對立就立即突顯出來。毛澤東抵渝前,蔣介石召集國方代表為談判定調: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蔣介石把維護國民黨“法統”視為最高利益,堅持在此基礎上實現政令、軍令的統一,也就為談判設置了最大的障礙。蔣介石還召見國方代表,誣指共產黨十一條意見“惡劣根性徒苦人類”,“實無一駁之價值”。9月2日晚,蔣介石向毛澤東當面攤牌:中國共產黨軍隊編為12個師,“乃中央所能允許之最高限度”。所提解放區問題,“為事實所絕對行不通者”。在“真誠作到”政令、軍令的統一的前提下,可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共產黨人士參加政權,同時堅持已當選的國民大會代表仍應有效。

            9月4日,雙方轉入正式談判。張群、邵力子秉承蔣介石旨意,一開始即責備共產黨“所提條件,距離尚遠”,“根本無從討論”。周恩來委婉地表示,所提十一條已作了盡可能的讓步。“第一,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第二,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之方式,國民黨既認為有推翻國府之顧慮,故我等此次根本不提黨派會議。第三,國民大會之代表,中國共產黨主張普選,但雪艇先生與毛先生談話時既認為不可能,中國共產黨雖不能放棄主張,亦不反對參加,現在亦不打算在北方另行召開會議。凡此讓步皆為此次談判之政治基礎”。邵力子稱,共產黨方案有關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辦法,“實為問題之癥結所在”,根本與國家政令之統一背道而馳。周恩來對此作了耐心解釋:國民大會后我黨將居于少數黨的地位,如此,我黨干部之安插與黨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發生問題。所以我黨主張凡一省一市我黨為多數者,其省政府主席與直轄市市長由我黨推薦,占少數者由我黨推薦副主席或副市長,此系為讓步合作設想,在使兩黨不致對立。他強調,我黨所爭者,唯在人事與組織,決非于中央體制與法令規章之外,另外成立一個相反的體制與法令系統。談到軍隊問題時,國方代表一再要共產黨“放棄其地盤,交出其軍隊”。周恩來、王若飛據理力爭,指出解放區和人民武裝力量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結果,完全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兩黨擁有武裝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必須正視這一現實。

            9月8日,國方提出對中國共產黨十一條意見的正式回復。除了表示原則上贊成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以外,對其他要求要么尋找借口加以搪塞,要么明確表示拒絕。之后,雙方繼續商談解放區和共產黨軍隊數目問題。在解放區問題上,周恩來、王若飛反復申說,指出共產黨關于聯合政府的主張,本就包括實行普選的內容,此種辦法“最為公開和徹底”。因顧及中央政令之一致,在全國其他地區未實行普選前,不愿單獨實行普選,所以才提出在共產黨負責的地區,即由共產黨推薦主要官員。國方代表仍堅持蔣介石所提辦法,不肯稍讓。12日和17日,毛澤東與蔣介石兩次面晤,均談及共產黨軍隊數目問題,亦無進展。凡此種種,不能不令共產黨方面感到“國黨毫無誠意”,“實際上對一切問題不放松削弱以致消弱〔滅〕我的方針”。

            為了破解僵局,毛澤東決定提出軍隊縮編及駐地問題的新方案:(一)關于雙方軍隊比例,我方愿讓步到1∶6,如國方縮編為120個師,我方應為20個師;國方縮編為60個師,則我方應為10個師。(二)關于軍隊、軍隊駐地和解放區。第一步,我方將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個地區之軍隊撤退,集中于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地區之軍隊撤退,將我方所有軍隊集中駐于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分,綏遠之小部分,及陜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解放區隨軍隊駐地之調整而合并。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陜甘寧邊區之主席,山西、綏遠兩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島三個特別市之副市長,由我方推薦。新方案的讓步幅度,已經超出23日會議的設想。周恩來向國方代表通報了這一方案,不料對方仍以為新方案“甚難考慮”,乃至指責“非為謀軍令、政令之統一,而完全為分裂”。9月21日,周恩來對國方觀點展開針鋒相對的回擊:“今日我等之商談,系出于平等之態度,然而國民黨之觀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國民黨及其政府皆視我黨為被統治者,為投降者。”并稱如果成立聯合政府,我黨一切軍隊與政權皆可交出。王若飛說,軍隊國家化,所謂“國家”乃是人民的國家,而非一黨的國家。國民黨所謂“統一”,乃是服從。會談不歡而散。

            即將回國述職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急于看到國共雙方就實質性問題達成協議,勸說蔣介石同意將中國共產黨軍隊數目讓至20個師。然后,約見國共談判代表,要求共產黨方面必須同意立即縮編至此數,不能按國民黨軍隊數目比例縮編,也不能拖延。同時,軍隊和行政不能合起來談,共方必須放棄請求任命北方五省主席和兩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認由國民黨統一,要么談判破裂。毛澤東不卑不亢,稱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不承認,也不破裂,問題復雜,還要討論”。對縮編為20個師的提議要做進一步的考慮。

            談判中斷數日后恢復。9月27日,雙方商定,對于最棘手的整軍問題,成立另一小組商討后再定。解放區問題,周恩來提出“暫維現狀”,即現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區治理之。若此辦法仍不得同意,只有交給政治會議解決。爾后,雙方又商定了參加整編技術小組的各方人員。由此,糾纏不清的解放區和軍隊整編問題被暫時擱置。周恩來提議,將一個月來的會談紀錄整理出來,擇其能發表者發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10月5日,周恩來將他起草的會談紀要初稿交給國方。10日,國共談判代表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紀要共十二條,如實記錄了雙方談判達成的共識和存在的歧異。其中,雙方一致同意的有第一條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第二條政治民主化,第四條人民自由;基本同意或意見接近的有第五條黨派合法,第六條特務機關,第八條地方自治。其他如國民大會、釋放政治犯、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處理奸偽、受降等問題,雖未取得一致,但表示將繼續商談,求得問題之解決。中國共產黨對于重慶談判主要成果是滿意的,毛澤東返回延安后說:“這個會談紀要,第一個好處是采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第二,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于中國人民的。”

            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的談判策略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在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總方針的前提下,共產黨方面作出了重要讓步,并且是先行讓步、主動讓步,這是連國民黨談判代表也不得不承認和稱道的。這些讓步包括承認三民主義,承認蔣介石的全國領袖地位,承認國民黨的第一大黨地位,放棄聯合政府和召開解放區代表大會的主張,放棄召開黨派會議的提議,不再堅持將共產黨軍隊改編為48個師的要求,準備將軍隊撤出廣東、浙江、蘇南等八個地區。上述承諾不是故作姿態,而是實質性的讓步。通過上述讓步,讓中間勢力和全國民眾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真心促成和平建國的誠意,使得共產黨把和平、民主、團結的旗幟牢牢地抓到自己的手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但是,國共在軍隊和解放區問題上的分歧不但沒有彌合,反而為下一步談判埋下了裂罅。

            二、 停戰談判盡量讓步,求得妥協

            雙十協定簽訂后,周恩來等就政治協商會議等問題與國方繼續談判。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電示周恩來:蔣如不停止進攻,我方對政治會議無甚興趣。偽軍、受降、解放區三問題不解決,縮軍、國大均談不上。周恩來遂向國方提出,政協開會前,須先就國民大會、解放區等問題商得眉目出來。由于雙方已就政治協商會議名額分配達成協議,國方提出以11月1日為開會日期,要求共產黨迅速決定代表人選。周恩來等分析后認為,政協早開對己方不便,但提出不開或緩開,則易給國民黨造成口實,不利宣傳。于是向中共中央建議,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仍強調必須停止進兵方能恢復交通的主張,并表示內戰如不能避免,政治會議很難開好”。借由這個以退為進的辦法,把停戰問題的緊迫性突出出來。中央復電同意。30日,周恩來向國民黨代表提出立即停止進兵、進攻、進占,平綏等八條鐵路線雙方均不駐兵等臨時辦法,并表示,共產黨方面不反對先開政治協商會議,但開會時必須先行解決避免內戰、恢復交通問題。

            國方代表給出的復案,雖然同意雙方部隊暫各駐原地,卻又要求共產黨部隊撤至各鐵路線10公里外。毛澤東認為,國方急于恢復交通,無非是為了向前方運兵擴大內戰,一味在恢復交通問題上糾纏,會使自己在談判上處于被動。11月5日,毛澤東起草了給代表團的電報,指示利用在邯鄲戰役中繳獲的政府反共文件,考慮采取強硬態度,要求立即解決受降(包括撤兵駐防)、處置偽軍、解放區自治三大問題。8日,毛澤東再次致電代表團,指出:目前的談判,彼方全為緩兵之計,并無誠意解決問題,彼方一切布置均為消滅我黨。在美蔣堅決進攻方針下,我們無法退讓,只有自衛一法。由是,共產黨代表轉趨強硬,要求國民黨軍全面停止向解放區進攻;國方則一味推諉拖延,同時繼續向中共軍隊進攻。談判再次陷入僵持。

            內戰危險的加劇,不僅令全國民眾深為關切和憂慮,也牽動著美蘇等國政要的目光。美國總統杜魯門12月15日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在承諾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同時,要求其停止與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敵對活動,召集中國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參加的全國會議,結束一黨訓政,成立一個能夠容納國內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的政府。同時,任命馬歇爾為總統特使,赴華調處國共兩黨爭端。27日,在莫斯科召開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發表公報,一致表示支持中國的團結與民主,贊成國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門應有民主分子的廣泛參與,并要求中國停止內部沖突。

            中共中央敏銳地捕捉到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及時調整了應對的策略。在11月12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方針,既要確定同蔣介石談判,同時準備蔣一定要打。蔣采取兩面策略,我們就學他,也實行兩手。”周恩來認為,“國共關系會在相當長時期內搖擺不定,一時偏和,一時偏戰,而在和之中便醞釀著戰,戰之中又醞釀著和,即使將來大致定了,也還會存在著嚴重的復雜的斗爭,一直斗爭到最后”。“掌握時機,進退攻守,仍為政治戰、宣傳戰所應注意的規律。”他說:

            和平方針是矛,堅強抵抗是盾。戰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難而退,才會走向和。

            但是既稱和,便須有妥協,有妥協便須有價錢。早晚市價固可不同,但一個時期,總要有一個基本價錢,好在有利時機,使妥協能夠得到。否則,我有利,我漲價,他有利,他漲價,其目的便非求妥協,而是在求戰。

            定了價錢,也不是一次就能解決,更不會全盤解決。但是有了定價,而他不解決,其過在彼不在我。如解決了一部分,可使我們有陣地或有資本地進而解決另一部分,到那時另一部分的價錢,也就有可能提得更高些。

            周恩來指出,今后談判應“本著反內戰、爭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針,實行政治進攻、軍事自衛的原則,確定雙十會談紀要我方提案為基本價錢,來進行‘邊打邊談’的談判”。杜魯門發表聲明當日,中共中央決定派出周恩來、董必武等7人出席政協會議,與國民黨重開談判。

            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抵達重慶。經由馬歇爾斡旋,國共談判于12月27日正式恢復。周恩來率先提出無條件停戰的三項辦法,要點為:(一)雙方部隊在全國范圍內均暫各駐原地,停止一切軍事沖突;(二)凡與避免內戰有關之一切問題,均應于軍事沖突停止后,經和平協商解決;(三)在政協會議指導下組織全國各界內戰考察團分赴各地實地考察,并隨時報告和公布事實真相。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明確電示代表團,必須首先停止沖突才能恢復交通,不能以恢復交通為停戰的條件,并且恢復交通必須是雙方的,雙方運兵必須協商。周恩來與馬歇爾3日和5日就各自起草的停戰令草案交換意見。馬歇爾曾提出,就停戰而言,國民黨軍為重新建立在東北的主權而開往東北及在東北境內調動,“當系例外”。周恩來表示承認東北的特殊性,同時要求目前正在熱河、津浦路發生的軍事沖突,應當馬上停止。在3日與國方代表的會談中,周恩來表示原則同意對方復案,希望馬上全面停戰,尤其是國民黨軍在熱河的進攻應迅速制止。雙方商定以馬歇爾、張群、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馬歇爾為主席。1月5日,國共雙方就停止國內軍事沖突辦法達成初步協議。

            1月7日三人小組舉行首次會談。張群節外生枝地提出,停戰應將東北和熱河的赤峰、察哈爾的多倫除外。赤峰、多倫地處華北通往東北的要道上,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同蘇聯、外蒙聯系和向東北輸送部隊的戰略支點。8日,中共中央致電代表團稱:如國民黨軍隊進入赤峰、多倫而不退出,停戰即不可能,我并將在其他方面采取攻勢。周恩來在三人小組會議上提出,可以將東北作為“例外”不包括在停戰令中,但赤峰和多倫則完全不同。政府與蘇聯無接受此兩地的協議,且兩地主權已由八路軍接收。他對馬歇爾說,我們開始便提無條件停戰,故不附任何條件,也未提任何新問題。政府提出的熱、察問題是一個純然的新問題?,F如因赤峰、多倫兩地之爭而致停戰不能實現,我們則恕難負責。共產黨在赤峰和多倫問題上寸步不讓,馬歇爾轉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說如果不停戰政協會開不成,下一步應是三國干涉,你要考慮。蔣方同意停戰令“暫時不提”這個問題。

            10日,周恩來和張群正式簽署《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及恢復交通的命令與聲明》。依據商談結果,國民黨軍為收復東北主權開往東北和在東北境內的調動不受上述規定約束。停戰協定的簽訂,使國共之間一觸即發的大規模內戰暫時停止下來,也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掃除了最大障礙,“給中國人民一個希望,戰爭可能停止”。周恩來總結停戰談判的經驗時,特別強調停止內戰必須是無條件的。“如果要爭論條件,一定得不到解決”。“我在三人會議中間,把原來要提出的,也是應該提出的要求,一律予以保留,政府方面提出的條件,我們認為合理的,無不接受,其可以考慮的,也是盡量讓步。停止沖突,當然要無條件。”然而,由于將東北排除在停戰協定之外,所謂停戰終究還只是一個有條件的、局部性的停戰,國共軍隊在東北的沖突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三、 政協會議的力爭與整軍談判的折沖

            中共中央起初對政協會議不抱太大期望,認為國方急于召開的“目的是強迫各黨承認舊代表及籌備登極大典”。政協召開前中共中央的看法轉趨正面和積極,指示談判代表團“應作一些解決問題的準備,而不只是利用政協來作宣傳”。1946年1月16日,復就政協將要討論的問題指示代表團:一是不接受國民黨的政府改組方案,必須堅持破壞獨裁,不許多數黨在政府中超過1/3。二是改組政府達成協議前,對國民大會問題決不讓步。三是軍隊國家化問題,應明白表示非有廣泛代議制政府則軍隊無法統一,國民黨的龐大軍隊是軍隊不國家化的關鍵,必須首先要徹底國家化。周恩來在大會報告中開誠布公地表示,中國共產黨承認孫中山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承認蔣介石的全國領導地位,承認國民黨第一大黨地位,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正是這些承認的存在,“證明不是敵視,而是建立政治解決的基礎”。同樣,中國共產黨也要求國民黨對諸如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陜甘寧邊區及其他解放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等給以應有的承認。本著上述精神,代表團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同國方就改組政府、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大議題展開爭論。共產黨方面的基本立場如下:

            改組政府問題。(一)改組政府應有一個包括人民自由權利等規定的共同綱領作為基礎。(二)結束訓政,國民政府委員會是最高決策機關,應有用人權,至少政府重要職員應由委員會選定。(三)國民黨是第一大黨,在國民政府中人數可以多一些,但在政府主要職員中所占人數不超過1/3。(四)國民政府委員人選不能提交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如此則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五)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的命令要經委員會議通過,而且要有人副署。(六)國民政府委員會中可成立常委會。(七)國民政府改組,應包括下屬各院部會的改組,使各黨各派與無黨派的民主人士有廣泛機會參加政府工作。(八)政府改組后,黨的費用不應再由國庫開支。

            施政綱領問題。共產黨代表團向大會提交《和平建國綱領草案》,總則共三條:一是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各黨派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尋求以政治方法解決國內政治的、民族的糾紛;二是主張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徹底實行三民主義;三是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各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的必由途徑。草案囊括了人民權利、中央機構、地方自治、軍事改革、國民大會等各個部分。

            軍隊國家化問題。針對國方代表提出的《全國軍隊國家化確保軍令之統一案》,周恩來坦率指出:“政治民主化在先,還是軍隊國家化在先?我們回答:執其一端,必致造成對立”。“我們意見,認為應該并行前進,歸于一途。”他專門向大會作關于軍隊國家化問題的報告,闡述了“軍隊屬于國家”“軍隊屬于人民”的建軍原則,“軍黨分離”“軍民分治”的整軍原則,以及共產黨關于軍隊國家化的建議。

            國民大會問題。共產黨主張,改組后的國民政府應負責協同政治協商會議商定民主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選舉法、組織法,并立即根據新的選舉法,進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確定在本年內召開有各黨派參加的、自由的、普選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并依據憲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聯合的國民政府。

            制憲原則問題。共產黨代表堅決反對國方只對《五五憲草》作形式上的修補的辦法,指出該憲草“大權獨落于元首一身,這容易流于個人專制之弊”。制定憲法應遵循下列原則:(一)憲法應保障人民權利,不能以普通法律限制憲法所規定的民權自由;(二)中央、地方應均權,總統權力不應過大;(三)以省為自治單位,實行自下而上的普選,省長民選,省制省憲;四、憲法上應明確規定有關軍事、文化、經濟各方面的民主政策。

            經過反復的討價還價之后,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關于政府組織、國民大會、和平建國、軍事問題、憲法草案五項決議案。上述決議“和中共歷來的主張還有一些距離”,如共產黨主張國民黨在政府中的席位最多不得超過1/3,主張重新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等,都沒能實現。但是,共產黨仍認為這些協議是好的,解決了許多長期性的歷史性的問題,“為中國政治開辟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政治協商會議能夠取得成功,當然是與中國共產黨的讓步分不開的。周恩來在談到為何妥協和如何妥協時說,“政治解決就是相互容讓、妥協。容讓、妥協也要有一定原則,不能在形式上妥協了,而實際上不解決任何問題”。妥協和讓步,必須是“對國家人民有利,而不是僅對哪一個方面有利”。妥協應當是相互的,此處你讓一步,彼處我讓一步。讓步是為了更好地進步。

            政協閉幕后,軍事三人小組隨即啟動關于整編軍隊問題的談判。2月初起,談判圍繞著馬歇爾提出的《整編中共部隊與中國政府軍合并之基本方案》進行。該方案采用西方國家軍隊與政治分離的制度,禁止政府和任何黨派擁有軍事力量。整編后國共軍隊的比例為5∶1,即在第一期整編時,國民黨軍隊編90個師,共產黨軍隊編18個師;第二期整編時,國民黨軍隊編50個師,共產黨軍隊編10個師。中共中央研究該方案后認為,這個方案對于破壞國民黨及地方系軍隊的原來系統是徹底的,應在原則上予以贊成。但方案中的許多東西是馬歇爾的幻想,是今天行不通的。8日電示談判代表團:“軍隊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必須謹慎處理”;“國共軍隊互相插入合編,其目的是企圖消滅或控制中共軍隊,故絕不能答應”;強調“美蔣的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讓步,軍事上取攻勢,即最后奪取我之軍隊,此種陰謀必須嚴重注意”。

            后面的談判主要圍繞國共軍隊的比例、整編的時間和程序進行。關于國共軍隊的比例,周恩來主動表示,雙十會談紀要上曾載明雙方軍隊應按90個師和20個師的數目進行??紤]到政府代表處境困難,他個人可以負責向延安建議:“(一)在第二期整編時不再依此比例,而另商辦法;(二)愿由三人小組來商定第二期整編時國共軍隊的比例數。”張治中拒絕這一提議,說國共軍隊的比例應為6∶1,即共產黨軍隊保留15個師。經馬歇爾調和,商定目前國民黨軍隊裁編為90個師,共產黨軍隊裁編為18個師。整編全部完成后,政府軍50個師,共產黨軍隊10個師。整編的時間和程序上,周恩來不同意使用“混編”一詞,主張仍用政協決議中“統編”的概念。他提出,應分階段完成統編。在整軍的第一階段即前12個月內,國共軍隊各自完成復員整編的任務,國共軍隊的統編,應在此后的第二階段進行。最終,國共雙方接受了馬歇爾的折衷方案,整編開始6個月以后,雙方軍隊先以軍為單位混編,從第7個月開始,每月編成1個集團軍,每個集團軍由國共各1個軍組成,共編組4個集團軍,駐扎于華北地區;從整編開始后的第13個月起,再以師為單位混合編組。2月25日,軍事三人小組正式簽訂《關于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

            整軍方案具有兩面性,即如周恩來后來所說的,“整軍方案是使中國人民的武裝受束縛的,但也受保障的”。共產黨方面對于整軍問題始終保持著高度戒備的心理。在2月12日討論整軍方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美國和蔣介石要以全國軍隊統一來消滅我們,我們要統一而不被消滅。軍黨分立還不是最危險的,合編分駐才是最危險的。我們現在只有對付好,才能擺脫危險。全國軍隊統一,原則上我們只好贊成,實行步驟要看具體情況。軍隊國家化是和平建國不得不然的選擇,而蔣介石借此削弱乃至吞并共產黨軍隊的企圖又是如此明顯。為此,中共中央2月24日電示各中央局、分局:“為了準備將來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對我舉行突然襲擊時,我仍能有效的組織自衛斗爭起見,中央決定除將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隊編為保安部隊外,再保留一部分(大約三分之一)好的軍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區隱蔽起來,不要去請求國民黨加委”。不過,隨著國共關系趨于緊張,整軍方案很快失去實施條件,變為一紙空文。

            四、 東北問題一再容讓,政協決議堅守底線

            中國共產黨方面對于停戰協定將東北排除在外原本就是持保留態度的。停戰協定生效后,關內戰事一度趨于平靜,東北局勢卻越發緊張,沖突不斷。中共中央提出,對東北的方針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實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設東北”。同時強調:實行上述方針,“還必須經過嚴重的甚至流血的斗爭,才能達到目的”?;趯|北戰略地位的認識,中國共產黨雖以謀和為上,但在應對策略上則突出了軍事斗爭的作用。

            1、2月間,國共軍隊為爭奪營口多次發生沖突,周恩來一再催促馬歇爾向該地派出軍調部執行小組。2月21日,周恩來從延安返回重慶后,向馬歇爾轉達了毛澤東關于整軍應包括東北等三點意見。三人小組到訪延安,毛澤東向馬歇爾當面提出,解決東北問題,內政和外交應分開。內政應停止沖突后整軍。拖到3月9日,蔣介石才勉強同意向東北派遣執行小組,還附加了一系列限制性條件。周恩來當即指出,這些條件實際上是要共產黨軍隊從全東北撤退,共產黨決不會接受。強調解決東北問題,應該遵循外交和內政分開、軍事和政治平等解決的原則。然而,馬歇爾提出的草案照搬了蔣介石的條件,卻只字不提軍事與政治平行解決的問題。直到馬歇爾回國,也未能彌合雙方分歧。

            中共中央準備再作一些讓步,3月13日電告代表團,“可以承認在停戰條件下國軍可以接收沈陽至哈爾濱之長春路上各城市”,但路兩旁不在內。“我們內心的盤子,長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陽至哈爾濱)及撫順、鞍山、本溪、營口、遼陽等數地,是要讓給國民黨的。但此種讓步須有交換條件。”我們“想以讓出長春路主要部分及撫順、本溪交換國方從熱河撤兵”。16日,又電代表團:“若無政治上、軍事上、地盤上之交換條件并同時解決,我決不能讓出地方。停戰協定并未規定讓國民黨接收全路及全撤退區,可見具體問題須再協商決定。”此后雙方相互詰難,無法達成協議,周恩來暫時退出談判,返回延安。

            得知東北事態嚴峻,馬歇爾催促吉倫盡速派出執行小組。吉倫派人接回周恩來,軍事三人小組恢復商談,決定采納周恩來的建議,協議只采用國共雙方沒有爭議的前三條。27日,軍事三人小組簽署《關于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沖突的協定》(又稱東北停戰協定)。此時距共產黨方面首次提出向營口派遣執行小組,已經過去兩個月了。

            從3月開始,中國共產黨還同國民黨破壞政協協議的行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政協閉幕不久,就先后發生了國民黨特務制造的較場口慘案、大鬧北平軍調部、搗毀《新華日報》和《民主報》營業部等事件。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企圖推翻政協協議。中共中央3月16日致電談判代表團,對蔣介石的策略作出如下分析:首先推翻憲草原則,只要憲草原則推翻,成立獨裁政府,則國大、改組政府、綱領、整軍等決議,勢必成為具文,全部推翻。來電要求:應即強調政協決議每一條每一句均必須實現,修改憲草原則及其他決議的任何主張,均必須予以痛駁。不要害怕破裂。“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有這種準備,才能使我們在一切問題上立于主動,應付裕如。” 21日,返回延安的周恩來向中共中央通報憲草談判情況,毛澤東說:他們要制定他們所要的憲法,十個、八個,由他們自己制定去吧!必須制定共同遵守的憲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個憲法!

            國民黨軍在蘇軍撤出后占領沈陽,并以沈陽為中心向北、東、南三面進攻。蔣介石一面大打,一面卻要求各方在4月20日前交出參加政府及國大的名單。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指出:“東北情況已變,許多問題須重新估計”,美企圖助蔣接收長春路,“非打不足以殺其鋒”。中央復電:我應堅持如不停止沖突、停止運兵,則一切無從談起。我決不在武力進攻下答應國方任何要求。周恩來13日公開宣布,在政治與軍事問題沒有完全獲得解決以前,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擬于5月5日召開的國民大會。

            馬歇爾返華前夕,中共中央電示周恩來:向馬歇爾表示再不能讓步的立場,要求國民黨在東北停戰、停運,承認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聯軍及地方民選政府,并改組中央接收機構,由各黨派參加,堅決反對國民黨對政協協議的破壞。并特別提示,除非美國公開全面地支持國民黨實行內戰與獨裁,否則不要和馬歇爾弄僵。22日,周恩來與馬歇爾會晤,直斥國民黨在談判中蠻橫無理,“他們方面每提出一個要求,我們便都得答應。甚至由于他們的破壞而把一切條件改變了,他們仍要求我們嚴守原來的約束”。馬歇爾幾次嘗試提出新的方案,被蔣介石以各種借口推脫延宕。馬歇爾無計可施,轉而勸誘共產黨接受蔣介石的條件。周恩來列舉事實向馬歇爾說明,共產黨從來沒有反對政府軍到東北接收主權。“過去我們所答應的,他們不接受,今天當形勢已經起了變化,反要我們答應得更多,這很困難。”

            周恩來于5月13日向中共中央發出長電,分析了對美國在東北問題上的矛盾態度,據此判斷:“前途在目前看來真正好轉絕無可能,全面破裂尚有顧慮,但危險已增長,半打半和也許較多,最后要看力量的變化和對比來決定。然即使能和也不會安定,必然仍在不安定的斗爭中對峙下去。要動員群眾,以待決戰。”中央贊同上述看法,于5月21日通告全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是避免挑釁,拖延時間,積極準備。”后又致電代表團:東北方面我們讓到長春雙方不駐兵為止,此外再不能有任何讓步。美蔣要打讓他們打去,要占地讓他們占去。我們絕不能在法律上承認他們的打與占為合法。通過幾輪交換意見,前后方對談判前景的判斷達成一致,且已估計到最壞情況發生的可能。

            共產黨軍隊撤出四平、長春,蔣介石背棄諾言,繼續向東、向北進攻,并經由宋美齡致信馬歇爾,脅迫共產黨不得阻礙政府接收東北主權,并且提出新的五項條件,后又要求馬歇爾與政府一道向共產黨施加壓力,逼共產黨讓步。共產黨方面對此反應強烈,周恩來向馬歇爾尖銳指出:蔣的一切都是找借口。這種出爾反爾的伎倆,是“欺騙延安,欺騙人民”。他反問道:蔣既然全面打,破壞根本協定,我們是否就不該全面抵抗呢?并于28日夜電告中共中央:“蔣自進長春后,在全國更積極備戰,拖美下水,現內戰已臨全面化邊緣。除非馬給蔣壓力,或我給蔣以決定性打擊,恐難有挽救可能。”

            6月3日晚,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再次報告了他對馬歇爾和蔣介石的觀察:

            (馬歇爾)在第一時期對停戰、政協、恢復交通、復員、整軍的意見和辦法是公正的。第二時期對東北問題就偏了,只要我們讓,不要國民黨讓,而且讓了還不停戰。

            (蔣介石)在第一時期還聽馬建議,但不愿其成功,放縱和指使部下違約反對。到第二時期便準備大打,借口主權、交通使內戰全面化。偽裝改組政府騙取外援。

            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有恃無恐是因為美國的縱容,決定一方面發起輿論攻勢,“暫時停止談判,將問題在國際輿論界鬧大,愈鬧得大愈好”,一方面放開手腳,“在各地采用報復手段”。共產黨軍隊在膠濟路、津浦路和熱河、南滿同時展開攻勢,從戰略上牽制了長春路上的國民黨軍。蔣介石食言而肥,將馬歇爾置于十分難堪的境地,以退出調停相要挾,要求蔣立即發布停止政府軍攻擊的命令。國民黨軍因四面出擊已感兵力不足,蔣介石送馬歇爾一個順水人情,于6月6日發布東北暫時停戰聲明,宣布從翌日起停戰15日。

           ?。ㄒ唬┱嫉?,他不退出;而我占的,還要我退,例如,東北仍要我退至兩省半。

           ?。ǘ┱?,我們答應了的,他還要,如哈爾濱之類;而我們要,他們答應了的,又不給了,例如恢復一月十三日和六月七日的位置。

           ?。ㄈ┱?,我未答應的,他現在還要,例如蘇北要我不駐兵,東北的地方政權要我退出;而我們要,政府不允的,他決不給,如我駐兵承德的事。

            周恩來還說:照蔣的公式,不僅駐軍如此限制我們,把我們分開、包圍,而且地方自治縮到最小,在聯合政府中使我們毫無作用,想這樣迫我屈服。蔣介石的八項條件就像哀的美頓書。全面破裂的局面已定,這是蔣造成的。第三方面人士經反復磋商,于10月28日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分送國、共和馬歇爾方面。該方案與共產黨恢復1月13日雙方軍隊位置的主張相去甚遠,并越權規定共產黨軍隊在東北的駐地和接收共產黨各縣政權??吹椒桨负?,周恩來悲憤不已,指責第三方面違背約定。第三方面人士自覺理虧,設法將方案收回。于是,由第三方面主導的調處亦告失敗。

            蔣介石11月8日下達停戰令。11日國民政府宣布國民大會延期3天,以等候中國共產黨交出參加國大的名單。11日,周恩來最后一次參加三人小組的非正式會議。他指出:“這個‘國大’不是根據政協決議或通過協商來召開的,這個大會一開即表示政治是分裂了。” 12日,他在政協綜合小組會議上告知國方代表,共產黨不參加也不承認這個由國民黨單方面召集的國民大會。民盟主席張瀾也發表聲明,表示民盟絕不參加一黨國大。15日,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召開。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決不承認這個“國大”。和平之門已為國民黨政府當局一手關閉了。19日,周恩來、李維漢等返回延安。至此,抗戰勝利后開始的國共和談徹底宣告破裂。

            周恩來在總結最后一個階段談判的特點時說:“這個階段是表面談判,實際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全面內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為何不立即宣布談判破裂?周恩來認為,那時“馬歇爾、蔣介石還在欺騙。假如那時我們不談就會孤立,因為人民不了解,我們只有在‘國大’開了之后才能走”,“這樣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課”。談判變成了宣傳戰、人心戰,而通過一年多來的談判,中國共產黨在贏得人心方面收獲甚大,就連一向親美的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士,也不再相信美國所標榜的“中立”與“公正”,轉而跟著共產黨這條路走了。在爭取人心方面取得的勝利,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在戰后國共和談中收獲的最大成果。

            結 語

            戰后的國共和談,臺面上是國共兩黨之間的折沖博弈,卻又時時涌動著美蘇兩個大國競逐角力的暗潮。從一開始,中共中央就把國共談判看成是一場爭奪政治主動權的斗爭。盡管談判形勢錯綜復雜,變幻無常,中共中央坐陣延安,統籌全局,談判代表團戰斗在一線,便宜行事,前后方協調配合,在對待談判中“讓”與“不讓”的問題上,把原則性與靈活性巧妙結合起來,凡事從最壞處打算,往最好處爭取,最終還是贏得了這場爭取人心的政治戰,并且留下極其寶貴的歷史啟示。

            首先,辯證看待“讓”與“不讓”的關系,明確“讓”的客觀必要性與現實可能性,同時設定“不讓”的底線。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既然是談判,必然發生“讓”與“不讓”的問題。談判雙方的利益之爭,最終都要反映到“讓”與“不讓”上??箲饎倮髧H國內人心思和,中共中央適時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積極推進和平建國大計,準備向國民黨作出讓步,以數量上的讓步、局部的讓步換取黨、軍隊和解放區的合法地位。盡管作出讓步,意味著付出代價,意味著中國革命要“走曲折的路”,但中國共產黨已經為此作好準備。但是,讓步是有原則和底線的。這個原則和底線就是“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一旦對方的要價超出了底線,損害了人民的基本利益,不管壓力有多大,也不管蔣介石背后有沒有美國的支持,都別指望中國共產黨會不作抵抗地答應。

            其次,“讓”與“不讓”作為達成談判目標的必要手段,必須服從不同階段談判策略的要求,既不是寸步不讓,更不是一讓到底。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談判的總方針和總目標當然是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進而完成和平建國大業。但是,在談判的各個階段具體的談判目標也有所不同。由于形勢是在不斷變化的,“就要根據形勢來決定策略”。國共和談瀕臨破裂時,中共中央回顧了談判以來中國共產黨方面所作的八次重大讓步??梢钥闯?,從雙十協定、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到整軍方案、東北休戰協議,談判中每一項重要協議的達成,都與中國共產黨讓步直接相關。即便是讓步,由于對國內外形勢的估計和談判前景的判斷發生變化,讓步的節奏和幅度也不盡相同。重慶談判和政協期間的“讓”,和整軍談判中的“讓”、東北停戰談判中的“讓”,就有明顯的區別:前者是主動地“讓”,大開大合地“讓”,后者是隱忍地“讓”,仁至義盡地“讓”??梢哉f,沒有共產黨方面一次又一次的讓步,國共之間一項協議也談不成。對于不能讓不該讓的,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民主化和軍隊、解放區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則是爭所必爭,堅持不讓。如重慶談判時赫爾利企圖迫使中國共產黨放棄對華北政權的有關要求時,就被毛澤東用一句“不承認,也不破裂”頂了回去。軍隊國家化是國民黨用以逼迫中國共產黨在整軍問題上讓步的主要借口。中國共產黨的原則是“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雙方在這個問題上互不相讓,爭論不休,極力爭取對己方有利的結果。解放區問題也是一樣,“根據地比什么都重要”。蔣介石極力壓縮共產黨的生存空間,想把共產黨及其武裝隔絕在幾塊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等待機會加以消滅。共產黨當然不會讓對方的圖謀得逞,無論是最初的赤峰、多倫之爭,還是后來的蘇北問題、張家口問題,不管國民黨如何威逼,中國共產黨沒有退讓半步。

            最后,當讓至底線,人民根本利益受到危害,“讓”無可讓時,不怕破裂,決不再讓?;趯κY介石反共本性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堅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從未放松軍事斗爭和對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國民黨迫害民主人士、撕毀政協決議、進攻中原解放區等倒行逆施,加之談判中的反復無常,予取予求,令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談判前途逐漸失望,不再指望談判能夠解決國內問題。1946年6月下旬,毛澤東判明蔣介石大打決心已定,指示談判代表團不要再作讓步。蔣介石8月提出五項條件、10月提出八項條件,中國共產黨均予以嚴拒,作為反制,提出恢復1月13日國共雙方軍事位置、實行政協決議的要求,實際上否定了再作任何讓步的可能性。隨著國民黨攻占張家口,召開一黨包辦的制憲國大,國共和談的最后破局也就不可避免了。通過一年多的國共談判,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的讓步,教育了中國人民,讓人民認清了誰在堅持和平、民主,誰在實行內戰、獨裁。“從和平到要用武力,其間有個過程,有個變化,就是人民認清了一個道理:只有靠武力才能解決問題。”國共和談正是這樣一個使越來越多的人不斷覺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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