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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述革命:工人視角下的廣州起義

          阿里夫 · 德里克 · 2021-08-16 · 來源: 哈扎爾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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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12月11日,以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工人赤衛隊和軍隊為主力,廣州起義爆發了。

            導讀

            1927年12月11日,以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工人赤衛隊和軍隊為主力,廣州起義爆發了。起義失敗后,無論是當時革命政黨議程中的反思與總結,還是后來的學術研究,大多是從“全球”和“民族國家”這兩個維度分析和敘述該事件的,從而錯失了對起義所依托的本土邏輯的發現;而1990年代后的海外研究開始采納以區域為中心(regionally based)等多視角的方法,在極大擴展相關研究學術視野的同時,但卻又有意無意應和了“否定革命”的意識形態預設。對此,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1997年發表了這篇名為《敘述革命:工人視角下的廣州起義》(Narrativizing Revolution: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的文章,希望以一種既區別于既往單一革命史敘事,又反對“否定革命”/“告別革命”范式的方法的重提廣州起義。

            與文中評價的九十年代海外研究者,以及后來同樣關注廣東中共革命地方性問題的王奇生一樣(甚至在史料上,德里克和王奇生都大量利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德里克也看到了黨內的知識分子與工人、黨與群眾以及工人群體內部之間的多樣性乃至分裂。但對他而言,與其說這些事實證明了“革命”的挫折和“階級”的虛構性,不如說證明了革命和階級問題在當時的實存性和重要性:即在存在諸多地緣、血緣關系和其他分歧的人群當中,革命的話語和方法成為一個當事者必須面對的問題。德里克雄辯地指出,那些借多樣性視角否定革命和階級的人,恰恰接受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中教條式的定義,即一種“純粹”的、不攙任何雜質的階級意識。而如果采用多元決定(overdetermined)的階級觀點,便會發現“廣州工人階級的內部分歧并不自然意味著階級意識的缺失,而這反而可以被認為是在階級問題上進行斗爭的標志——在1920年代的廣州,階級問題日益成為理解社會和政治動態的共同基礎。”“激進分子給革命帶來的不同經驗和社會親緣關系在這些分歧中固然重要,但有必要記住他們在爭奪什么:階級、性別和革命。”在說明這一點上,德里克還借鑒了孚雷(Furet)和林亨特(Lynn Hunt)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采用的文化視角,并賦予新的意義:“在后現代主義時代,我們并不驚訝于讀到文字‘不僅反映社會和政治現實;它們是改變現實的工具’……然而我們還可以補充說,盡管諸如‘革命’、‘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類的詞語并沒有明確地指代‘客觀’現實,但它們確實代表了不同的理解方式。由這些不同的現實概念提供信息的話語試圖創造它們的對象,但要令人信服,它們需要提供一種解釋生活經驗的方法。”(在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中,文化視角被認為更多用于“貶低”革命的修正史觀,對于這種評價參見德里克文章注釋【26】)

            而這種共同的“革命問題”,不但表現在起義之前的地方工運史脈絡和起義過程中,也表現在起義失敗之后:那些曾經反對起義的工人也要承擔失敗的代價,“當廣州起義被鎮壓后,李濟深軍閥政府在香港以及粵港華商的壓力下開始關閉所有的工會,甚至是那些沆瀣一氣鎮壓起義的工會”;而在“反帝”意義上,自省港大罷工以來一直響徹反帝口號的廣州城,在李濟深對港督的歡迎儀式中變成了“一座被英國國旗覆蓋的城市。”“敵人”所“反對”的事物,恰恰意味著曾經存在著一個真實的革命。

            德里克這篇文章還令人想起裴宜理在十五年后完成的革命史名著《安源》。雖然德里克的《敘述革命》在篇幅和深度上要遜色于《安源》,但在對中國革命的“同情之理解”的態度上,在對中共革命所采取的種種“文化策略”的發掘乃至激賞上,在破除原有正統單一敘事的意識上,二者又有諸多相似之處。德里克與裴宜理的區別也耐人尋味:裴宜理在《安源》中極力凸顯一種“非暴力”的革命實踐,在尊重革命意義的同時對革命的暴力發展表現出某種惋惜和遺憾。而德里克則明確指出,在廣州工人階級滿懷復仇情緒的條件下(“報仇的時候到了”,“廣州早就該赤化,還等什么呢”、“要是弟兄們知道這事,會高興地半夜爬起來的”)和地方政治社會態勢中,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內在于革命情勢的一部分,哪怕它的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革命者面對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可行的;最終,在過去幾年在廣州的許多革命運動中積累起來的矛盾的驅使下,他們采取了對于他們來說最具革命性的選擇。”

            在文章結尾與“中國出名的知識分子”的對話中,德里克主要著眼于“告別革命”的李澤厚等人(文章寫于1997年)。當時的德里克可能未曾想到的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游離和邊緣化之后,革命史敘事和革命話語開始重新回到中國意識形態場的中心。然而,在當下流行而彌散的革命話語,不但仍然存在上世紀的單一化、正統化弊病,甚至還可以被國族主義乃至保守主義的“另類現代性”議程所吸納和運用。因此,德里克所說的“話語之間和話語之上的斗爭就不再是對革命的否定,而是一種在不同革命概念中爭奪霸權的斗爭”、“我們必須停止談論單一的革命(a revolution),而應該開始談論復數的革命(many revolutions)”不僅對于理解中國革命史有所啟發,對于用激進視角看待現實也有極大的助益。

            Arif Dirlik. 1997. “Narrativizing Revolution: 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23(4).

            譯者:杰尼、艾倫、Kvanti、郭守敬、土土哈

            校對:白山、土土哈

            正文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點30分,共產黨控制下的軍隊和工人赤衛隊在廣州發動了起義。當天上午6點左右, 起義者控制了廣州大部分地區, 共產黨領導人宣布成立廣州蘇維埃政權。在次日的群眾大會上,蘇維埃得到認可后成為了正式機關。然而,從這一刻起,起義已經進入低潮階段。起義的推動者張太雷,在群眾大會結束后的歸程中遇害。13日4點,廣州被軍閥軍隊和他們的工人盟友奪回。在接下來的五天里,這座城市成為可怖的屠宰場,激進派的男人、女人和兒童遭到屠殺。在蘇維埃存在的六十個小時里, 雙方的傷亡總數約為兩百到三百人。而在隨后的五天里,卻有近六千人被殺,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以最具報復性的可怕方式被殺掉的。在之后的兩年中,大多數參加起義的年輕革命者,都將在白色恐怖中犧牲自己的生命?!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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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孔德、鄭洪流創作于1962年的油畫《廣州起義》

            在起義被鎮壓、蘇維埃失敗后的反思中,工人參與起義的問題可以說是各種問題的焦點。首先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而后是共產國際,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次年1月初,廣東省委在香港舉行了由李立三主持的會議。李立三被派往南方調查和評估起義失敗的原因。會議譴責起義的知識分子領導人未能按原計劃發動總罷工,并將此看作是工人態度冷漠的原因,導致計劃中的群眾運動淪為“軍事投機”。(《中共廣東省委給關于廣州暴動決議案》,1928:249)11月29日致省委的一封信也被轉到上海黨中央。在信中,張太雷列出了總罷工的準備工作,將之作為起義計劃的第一項,隨后是組織工人赤衛隊;還有針對張發奎第四軍的部隊工作,即把他們爭取到起義一邊;再后是在市郊動員農民,各步驟按計劃發動(《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信》,1988:94)。當12月11日起義爆發時,只有對第四軍教導團的動員算得上是無可爭議的成功。正如12月29日陸定一的一份報告所述,12月上旬的情況使人“不知不覺”地被迫依靠軍隊作為起義的主要力量(陸定一,1988:185- 86)。然而,如果工人沒有在起義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將成為主要受害者。在起義失敗后的大屠殺里,大多數喪生的人都是工人。

            省委對起義領導人的譴責甚至在其寫就之前就受到了挑戰,上海黨中央發布的另一份報告不贊成省委的觀點,這導致了省委和黨中央之間前所未有的長達一個月的沖突。關于廣州蘇維埃的爭議持續了七個月,直到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達成正式決議,隨后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也作出了決議。

            盡管關于蘇維埃的評價有許多分歧,但對起義領導人未能動員廣州工人卻幾乎沒有爭議。省委將失敗歸咎于“主觀”因素,即起義的知識分子領導人的無能。黨中央則歸因于“客觀”因素,即主要是敵人的力量太強,以及和帝國主義者的勾結。但兩者都未聲稱工人在起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終,動員工人的失敗,將消失在領導人的諸多“錯誤”清單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廣州起義成為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最重要的象征。話雖如此,對起義的學術研究卻也承襲了這一看法。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對華政策,對這一問題基本沒怎么關注。最近,基于區域(regionally based)的研究在闡明廣州工人狀況的復雜性以及工人與共產黨的關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起義方面卻留下了一些未解決的重要問題。這反過來影響著我們構建下列問題的方式:革命中的階級和階級意識,組織起來的革命者與廣大人民間的關系,以及1920年代中國革命的進程。通過仔細考察廣州起義中的工人參與,我試圖在本文中分析包括上述在內的一些問題。

            在1928年2月9日在香港召開的廣東省委常委會擴大會議上,著名的工人領袖鄧中夏被派往香港解決中央和省委之間的沖突。他觀察到,因為“這次暴動參加者有2萬人,或許可以說這太少了,但不能說這不是群眾”( 《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28:324)。他在會議早些時候也觀察到,人數較少本身并不是領導者未能動員群眾的證據,因為在武裝起義中,只有最先進和勇敢的工人愿意冒著生命危險(第304頁)。鄧給出的數字并非無可爭議。關于參與人數的報道在起義之后變化很大:從較低的3200人(一個簡稱為“A先生”的人提供,包括1200名教導團成員),到軍事總指揮葉挺給出的4200人(包括教導團成員在內),再到特別委員會估計的23600人,最后是廣州工人代表大會提出的30000人以上?!?】這種數據上的變化既反映了起義過程中的混亂,也反映了其準備過程中的保密性。最了解這些準備工作的兩個人張太雷和周文雍(負責赤衛隊)在起義期間和起義后不久被殺,所以確定參與者的人數成了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鄧中夏所說的2萬“群眾”的數字并非不合理,盡管怎樣算參與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事件發生三年后,鄧仍然將“只有5000人參與起義”的言論指責為“誹謗”(中夏,1930:50)。不過,他也承認,正如他早些時候所說,2萬人的數字仍然遠低于預期。

            上述任何一個數據都可能把人數說少了。但我認為,在有一點上鄧中夏是正確的,即堅持認為工人在起義中的參與不應被忽視,因為一個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工人作為軍事行動的一部分而參與起義。雖然,我認為工人參與有其意義的原因與他的想法有所不同。對工人參與的解讀有兩個重大的詮釋性后果。首先,它要求將廣州起義作為中國革命的一個事件加以有意義的再敘事化。其次,它提供了對革命動態發展的重要見解,尤其是關于階級和階級關系的問題。

            中國革命中的蘇維埃和公社:革命的民族化和全球化敘事

            在起義中承認工人的存在,需要一個立足于廣州的革命敘事,而不是局限在民族或全球舞臺上的革命敘事。后兩者主導了中國共產主義歷史編纂學和中國革命研究者對大多數事件的描述。民族敘事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有著明確闡述,其中廣州起義是構成一系列的三個事件中的最后一件,標志著向獨立的共產主義革命戰略的轉變: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以及廣州起義(《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1927年)。當然,這種轉變所隱含的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內部激烈爭論的問題。無論如何,把這三個事件放到一起,是為了塑造起義敘事的空間和時間維度。共產黨方面對廣州起義的記述,往往是從南昌起義和黨的八七緊急會議開始,而以1928年夏的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決議告終。在這里,廣州起義和其他時刻一樣,是民族形式的革命史中的一環(in a national history of revolution)。處于敘述中心的是共產黨領導人的決策和活動,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廣州。第四軍教導團的運動非常適于被納入這種敘事的軌道,因為他們在這四個月內,先從武漢到南昌,又經江西到廣東,最后在起義后離開廣州進入農村加入了紅軍,繼續為下一階段的革命服務?!?】

            反過來,民族敘事也與全球敘事密不可分。民族性與全球性的糾葛最明顯的一個方面,就是共產國際和蘇聯在1920年代革命運動中的直接參與,這一點在對廣州起義的早期研究中占據了中心位置?!?】相對不那么明顯、但對揭示其意識形態基礎而言可能更為根本的,是用來描述起義的術語;除了“暴動”、“起義”(uprising)外,還有“蘇維埃”和“公社”,這些詞把廣州起義定位于全球革命史的語境下。正如在新的共產國際顧問羅明納茲的指導下,在八七會議及隨后十一月擴大會議上所規劃的,1927年革命戰略轉變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革命重心從城市轉移到鄉村,不間斷地把革命從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到推進到蘇維埃(或社會主義)階段。廣州起義將在蘇維埃階段的開場中占據一個特殊位置,并且在許多中國評論者的心中,對應于中國版十月革命的開端。在中國,最先宣布成立蘇維埃的場合并不是廣州起義;這一榮譽屬于一個月前建立的海陸豐蘇維埃。如果說,廣州起義的形象確實壓過了海陸豐,而成為新的、革命的蘇維埃階段的象征,其原因可能正如伯納德•托馬斯(Bernard Thomas)所分析的那樣,即前者是一場城市起義。廣州蘇維埃能在向農村革命戰略過渡的過程中證明“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持續存在(Thomas,1975)。

            盡管早在1927年12月中旬,“公社”這個稱謂就被用來形容起義了,但這個詞是逐漸才流行開來的。起義者最初使用的詞是“暴動”,亦即起義第一天的行動口令。另外,起義建立的機構也不是公社,而是蘇維埃。然而多年來,“公社”一詞是如此流行,它似乎已經蓋過了“蘇維埃”,以至于后者必須通過學術研究才能被從遺忘中拯救出來(黎顯衡和梁伯祥,1988:711)?!?】“公社”蓋過“蘇維埃”的原因并不清楚。用巴黎公社來指稱中國革命并不新鮮。1926年初,廣州的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曾大張旗鼓地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為這一場合而寫的一篇文章中,后來廣州起義的領導人張太雷以巴黎公社為例,論說中國革命應該吸取教訓,強調資產階級最終必定會背叛中國革命。工人階級必須準備獨自參與革命(太雷,1926:8-11)。直到1927年12月15日共產國際通告宣布起義時,我還沒有發現提及巴黎公社的言辭,盡管文本內容使用了“蘇維埃”(“共產國際”,1927)。此后,這個詞就開始越來越規律地出現了。1927年那些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極端主張在1928年得到了調整,也許是在這種背景下,“公社”被認為是比“蘇維埃”更合適的術語;起義的失敗和暴動者遭受的屠殺可能也加強了與巴黎公社的可比性?!?】論術語的復雜性,“公社”并不亞于“蘇維埃”,同樣維系著起義的全球性所指。在一篇總結起義失敗的報告中,陸定一的結論是:“無論如何,廣州暴動是中國的巴黎公社”(陸定一,1988:195)。 1932年的一篇文章將起義描述為“東方巴黎公社”(陳叔平,1988),賦予其更大的意義。

            廣州起義確實是國家層面決策的直接產物?!?】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理人直接參與了這些決策和起義本身。伊羅生(Harold R.Isaacs)敏銳地觀察到,起義的時間恰好與俄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相吻合(Isaacs, 1966: 282, fn.),這已被參與者的回憶錄所證實。1930年,黃平回憶道,紐曼曾經說:“蘇共即將舉行大會,如果廣州能堅持八天,就能在大會上產生極大的影響。”(黃平,1930b: 433-34)。 通過“蘇維埃”或“公社”等術語將起義納入全球革命的敘事,本身并不令人驚訝。全球性的力量確實在廣州發揮了作用。自1920年代中期以來,在革命的敵友陣營之間,這座城市一直承載著“紅色廣州”的形象,一個不僅是亞洲更是全球的革命中心(Gomez,1926年)?!?】

            因此,問題不在于這些敘述本身正確與否;而是在于,關于起義的敘述在何種程度上被局限在國家或全球的革命軌道內,而基于地點(place-based)視角對起義的理解遭到了邊緣化乃至壓制。這就是為什么工人參與起義的視角(雖然起義不只有工人參與)至關重要。即使在人數稀少的情況下,工人在起義中的參與也引入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地方維度;缺少了這個維度,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起義的動力或它遇到的問題,包括工人的冷漠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起義不僅僅是1927年下半年共產主義革命政策轉型的產物,也是作為始于1925年6月而終于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罷工的最后一幕??梢钥隙ǖ氖?,罷工有一個前史、一個形成過程,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甚至更早。但由于其規模和持續時間,它從混亂的社會和政治趨勢中脫穎而出,形成了可被識別的社會形式,它們既充當著革命的核心,又揭示著革命的結構性矛盾。罷工期間及其后在廣州發生的歷史事件使起義具備了一個地方性的邏輯,這一邏輯既讓起義具有工人參與的性質,又將引領著革命領導層回應這種參與。革命領導層可能犯了“錯誤”,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自己也被這種邏輯所引導。在起義結束后,把他們所做的或未做的事情描述為“錯誤”是為了迎合黨和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需要,但這并不利于理解導致起義的活動和事件。如果說有什么錯誤的話,那就是不應當將這種地方性邏輯包含在以國家或全球的革命軌道為依據的敘述中,沒有認識到前者并不能被后兩者全然容納。

            共產黨,工人與廣州革命運動

            當發動起義的決定于11月中旬在上海作出時,該計劃要求的最緊迫任務之一是組織一支由2000名工人組成的赤衛隊隊伍。任務落到了22歲的廣東共產黨員周文雍頭上,他是一名資深的勞工組織者。在接下來的兩周里,赤衛隊組成了七個聯隊,外加兩個聯隊的敢死隊、一個汽車隊和一個消息局。正規營被劃分成數量不詳的大隊,每個大隊90人;再細分為三個中隊,每中隊30人;中隊再細分為三個小隊,每個小隊10人?!?】這些聯隊是按廣州的市轄區編組的,但從零星的報道來看,分隊由同一職業的工人組成,必要時由其他人補充。每個營都有一名黨員和一名指揮員指揮作戰。工人赤衛隊中有36個工會代表(根據上文引用的工人代表大會報告,這與參加起義的工會數量相同)。敢死隊由來自海員工會、人力車夫工會和印刷工會的最激進、最忠誠的工人組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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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起義的教導團士兵和工人赤衛隊

            在人數、成員和組織方面,工人赤衛隊是1925年11月為抵制香港(譯者注,即參與省港大罷工)而成立的糾察隊的直系后裔(冼一宇,1980: 167)。關于赤衛隊的史料都記述稱,罷工者(特別是糾察隊)構成了赤衛隊的骨干。雖然在1927年4月以后,組織形式經歷了一些試驗性的變革,但當赤衛隊于11月組織起來時,它們與早期的糾察組織并無實質差異。周文雍本人與罷工者有著長期的聯系,尤其是自從1927年4月廣州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工人運動導致工代會主席、前任工人運動日常領導者劉爾松被處決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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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雍與陳鐵軍的合影。1928年初,周文雍與陳鐵軍在舉行刑場上的婚禮后犧牲。

            赤衛隊的部署受當時廣州勞工組織的狀況以及他們罷工期間和之后經歷的影響。工人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初期,當時的第一批勞工組織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與同盟會有聯系的工人建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由馬超俊領導的廣東機器工會。這些早期的勞工組織具有很強的行會性質,雇主和雇員通常是同一個工會的成員。最早與行會組織決裂的工會之一是海員工會,其于1922年初舉行的成功罷工對當年發起全國性勞工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1921年,隨著共產黨支部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名義在廣州成立,共產黨開始參與勞工組織并推動行業工會的發展。在隨后的幾年里,特別是從1924年國共統一戰線建立開始,工人組織發展迅猛。

            盡管共產黨人在推動建立打破行會傳統的現代工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同時也受到工人組織習慣的限制。早期勞工組織中最激進的海員工會就是一個例子。海員和廣州的大多數勞動者一樣,都是通過勞務老板(工頭)制度招聘的,因此以血緣或地區為基礎的招聘塑造了工人之間的分工。當工人開始組織起來反抗勞工老板時,他們的組織也遵循著同樣的模式。海員工會早期成員劉達潮在回憶錄中說,海員為互相幫助而成立的各種互助會都按地區或族群(如客家)劃分;因此,在來自廣東不同地區,缺乏共同語言和習俗的勞動者之間,地方主義(幫口觀念或地方觀念)非常強烈。這使得雇主更容易操縱工人進行相互對抗(劉達潮,1984:63)。工會試圖克服這一挑戰,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最基本的層面上,語言仍然是工會和革命運動的一個根本問題,即使是同一個工會的工人之間也經常無法交流。地區和宗族的隸屬關系也導致工會的激增,同一職業的工人建立了不止一個工會。遲至1926年的一份共產黨報告抱怨廣州的工會支離破碎,那里“每條街都有三個工會辦公室”(中央檔案館,1982 [1926]:341)。此外,廣州的工會并未在促進工人利益方面確立自治地位,反而卷入了地方政治,這使它們卷入了在該市盛行的政治幫派主義,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如此(Kwan,1997: 118)。

            省港大罷工有力地推動了廣州的工人運動,既因為反帝情緒盛行,也因為廣州國民黨政府將保護范圍擴展至工人運動。罷工的重要后果之一是香港近5萬罷工者返回廣東,其中一些人返回了廣東周邊的村莊,但其中近3萬人被安置在由政府資金所支持的廣州招待處。1925年11月,隨著工人糾察隊的成立,廣州表面上已經成為了一個由工人控制的城市。再加上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人和與共產黨有關的工人領袖主導,廣州承載了世界革命運動總部的城市形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共產黨人建立廣州蘇維埃的前一年,1926年底的英國領事報告在描述廣州事件時經常提到“廣州蘇維埃”(Public Records Office,1925-26:330)。

            1926年中期,在罷工委員會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人指導著廣州市工人代表大會下屬的120個工會里的近20萬工人。然而,一切并不順利。省港大罷工在給廣州工人運動提供組織形式的同時,也在組織劃分方面復制了工人運動的分裂。到1926年中期,廣州有三大工會:廣州工人代表協會、廣州總工會和機器工會。自1920年代初期以來,廣東機器工會一直對共產黨懷有敵意,并且在省港罷工期間,這種敵意加劇了。在此期間的某個時候,機器總會成立了一個武裝部隊(即“體育隊”)。在接下來的一年里,這支武裝部隊襲擊了參與共產主義活動的相關人員,并在1927年12月起義之后的大屠殺中發揮突出作用(梁桂泉, 1988: 685-87)。

            隨著工代會的共產黨人在工會問題上的立場更加堅定,以及北伐使廣州統一戰線政府的權力邊緣化,工人之間的分歧在日常的街頭斗毆中爆發。這些斗毆也暴露了共產黨對他們聲稱代表的工會的控制實際上是脆弱的。上面提到的1926年報告不僅承認工人運動由于內部分裂而陷入困境(甚至是在共產黨控制的工會之間),而且指出共產黨組織者在這些分裂面前或多或少是無能為力的,因為他們沒有在任何基層組織中掌握領導權(中央檔案館,1982[1926]:344-45)。盡管共產黨人聲稱代表20萬名工人,但工人運動中只有300名共產黨員。報告還指出,勞工運動的權力來自當權政府;隨著政府被邊緣化,勞工運動本身就陷入了困境。

            這就是1926年10月10日罷工和抵制運動結束后在廣州凸顯出來的情況。與此同時,隨著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以及包括蘇兆征在內的許多共產黨領導人、海員工會主席、罷工委員會主席)北移,廣州的政權落入廣西地主李濟深之手。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英國的報告仍在抱怨廣州工人(尤其是海員工會)的權力,但形勢已經逆轉。抵制運動結束時,一直住在招待處的香港罷工者每人可以得到 100元的津貼,并被要求尋找工作以維系生活。雖然新廣州政府做出了親工人的姿態,要求雇主優先雇用罷工者,但許多罷工者找不到工作,散落在農村的村莊里,直到只有幾千名“骨干”留在廣州。

            對罷工者的打擊發生在1927年4月15日(即上海工人被鎮壓三天后),李濟深在上海與蔣介石協商后返回廣州。雖然上海的4月12日和武漢的7月15日引起了歷史學家的注意,但他們很少提及廣州的4月15日。正如香港政府在4月下旬發布的一份文件所說:

            為了執行在這里的總司令部接到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發出的緊急指示,對付危險的共產主義分子,李濟深將軍在與國民黨總司令召開會議后,擔任代理總司令,14日午夜在廣州實施緊急戒嚴,15日耶穌受難日凌晨立即派出大批部隊,向不同方向突襲各個紅色勞工組織總部……被逮捕和拘留的赤黨工人男女合計約2000人。大約 40 名學生,男孩和女孩從廣東大學被逮捕……耶穌受難日廣州的反赤運動受到商家和市民的熱烈歡迎,但部分群體仍不滿意,認為這里采取的行動不如上月在汕頭采取的行動徹底。17日,所有工會被查封關閉。[Public Records Office,日期:45]

            4月15日對勞工的襲擊導致二到三千名勞工激進分子被捕,約200名勞工領袖被處決,其中包括工人代表大會主席劉爾松。接下來的一個月,對勞工殘酷無情的迫害持續進行著。當時在廣州基督教學院任教的厄爾·斯威舍(Earl Swisher)在1927年5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

            又一天在廣州輔導學生的時候,我正躺著休息,男孩們跑過來說:“哦,斯威舍先生,來看看共產黨。”我跑到窗邊。街上有大約一百個人,每個人的手都被用粗繩子綁在背后。他們擠成一團,一條又長又重的繩子在這群人周圍綁得很緊,就像打牛的人會套上一堆牛一樣……他們從酒店門前經過,朝著外灘走去。他們可能正在從一個監獄轉移到另一個監獄。這種清洗共產黨人的行動已經持續了大約一個月。數千人被捕。據信約有兩千人已被處決。這些處決是在夜間進行的,沒有公開報道。他們只是被帶到東閱兵場并被槍殺。 [Swisher,1977:62]

            4月鎮壓工人運動主要是打擊省港罷工者,同時也改組了工會。其中所謂的改組委員會由來自機器工會和廣州市總工會的反共(和反罷工)的勞工領袖組成。在罷工者看來,這確實是一個“天翻地覆的世界”。

            罷工者們關心的是,在1927年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如何讓世界再次變得更好,去奪回他們曾被奪走的優惠待遇(譯者注:當指原先國民政府對因參加省港大罷工而失業的工人給予的補助),并且恢復過去在罷工的日子里所享有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針對李濟深的動作,激進聯盟的回應是宣布廣州總罷工。他們也組織了一些自衛軍團來抵御連續不斷的攻擊。在后者中最突出的是組織武裝團體,以紅色恐怖來應對白色恐怖。在這一過程中,工人與資本主義或者帝國主義的沖突,越來越多地轉向了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之間的沖突。在Michael Tsin關于廣州1920年代的研究中,他觀察到“資方和勞工之間的沖突雖然不小,但是和工會之間的自相殘殺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Tsin, 1990:203)在工人的總體印象中,1927年指向“黃色工會”或者“工賊”的沖突掩蓋了對于工人與資方或者帝國主義的沖突的關注。

            然而很容易忽視的是,對于激進工人來說,工賊是結構性壓迫的一部分,試圖將他們通過艱難斗爭所奪回的優惠待遇奪走——這些斗爭不只是為了反對壓迫者,更是為了他們艱難取得的階級意識。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們通過恐怖手段和公開活動展開反擊。6月19日,激進的工人組織了一次罷工來紀念省港大罷工兩周年。隨著張發奎的部隊于9月返回南方,廣州的工人運動獲得了新的活力,這次返回再一次為廣州政局引入了不確定性。10月14日,海員工會組織了一次會議和一次游行;這些舉動很快從一場反對解雇某艘船上的水手的抗議,轉變為了一場反對廣州政府的抗議,最終以對海員工會“改組委員會”總部的攻擊結束,至少兩名“工賊”被殺。11月1日,鐵路工會所領導的工人示威反對汪精衛,后者當時在廣州。工人示威者要求釋放自4月15日起被逮捕的工人。11月7日,工人組織了一次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的示威游行。在這些行動中,每次至少有兩萬工人參與示威。依照共產黨的新決議,工人們公開宣布和國民黨(包括國民黨左派)決裂,并展開紅旗以表現他們對共產黨的忠誠。

            隨著工人運動與日俱增,當局也作出了反應。這進一步削弱了本就已經精疲力竭的與共產黨有聯系的工會隊伍。11月10日,廣州軍閥政府宣稱他們將關閉省港罷工者的宿舍和食堂。在11月17日的軍事政變之后,張發奎接管了李濟深的政府,對罷工者開始動真格了。工人收到了賠償金(部分是現金,部分是政府公債),然后被勒令搬出宿舍。作為回應,工人燒掉了他們剛剛撤出的部分建筑,但是他們沒有選擇,只能離開廣州?!?】

            在起義前夕,壓迫、分裂和幻滅給曾經強大的工人運動帶來了嚴重的損失。工人和知識分子領導人對于革命感到心情復雜。勞工之間持續不斷的內訌是讓共產黨領導人幻滅的一個原因。堅定的工人組織者如鄧中夏認為它是“無法控制的保守落后心態的證明”(Kwan, 1997:207-8)。這可能是起義的組織者有“重視軍事,輕視群眾”傾向的一個原因(黃平,1930b:436)。盡管因為起義的失敗,知識分子領導人遭到了譴責,廣州省委在1928年初的決議同樣也認為“果然廣州的工人階級多是落后的手工業工人”。(《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廣州暴動決議案》,1928:250)

            工人們也感到了背叛和傷害。Daniel Kwan觀察到罷工和抵制的結果引發了共產黨領導者和他們的工人階級支持者之間的分歧:“對于罷工領導人來說,尤其是中國南方知識分子背景的共產黨員,如鄧中夏和陳延年,罷工是民族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一部分。但是對于大多數罷工者來說,他們出身于工人階級,罷工僅僅是反英情緒的表達。有知識分子背景的中共領導人,在他們的革命視野里一再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尤其是在(1926年)3月26日政變之后。”(Kwan, 1997: 226)。盡管Kwan就工人對罷工感受的評價過于簡化,我仍然認為他捕捉到了工人和革命領導者之間的基本分歧【10】。隨著1927年4月之后對勞工運動的鎮壓,這種分歧將會加劇。陳郁,1927年一位著名的海員工人階級領袖,在1941年回憶,“當時廣東同志看不起知識分子干部,尤其是在四一五之后,我受了很深的影響。在四一五時期,許多知識分子干部消極逃跑,給我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當時我們還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知識分子對革命的作用。”(陳郁, 1983[1932]:198)。另一個海員何振武,在1927年也是省委的一個成員,在起義結束后立刻報告說,自從四月以來,黨的知識分子領導者失去了他們的“決心和自信”,在領導群眾的工作上失敗了。他認為,因領導層的失敗而產生的幻滅感,而非軍閥壓迫,是造成工人對革命運動態度冷漠的原因。(何振武,1988:179)但是壓迫也造成了損失。在陸定一12月的報告中,基于對工人的采訪,他觀察到“經過許多失敗以后,工人中也有些畏縮的心理。他們這種畏縮是對于無武器的罷工斗爭之畏縮。”(陸定一,1988:185)

            起義領導者或許知道部分勞工的這種感受。我傾向于認為他們知道,并且這可能是迫使領導者進行起義的原因之一。至少,領導者意識到了勞工運動以及他們對其控制的脆弱。張太雷的妻子王一知在起義結束后不久就對張國燾說,“我們大部分同志都認為起義的未來并不樂觀,因為工人和農民的力量一再受損,但是那些同志不得不遵照命令行事。”(張國燾, 1972:52)在11月17日達成起義決定后,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工人盟友至少在兩個場合討論了大罷工的問題,但是最后決定放棄,原因是廣州工人處于分裂狀態(黃平, 1930b:434;黃穗生, 1987: 302)【11】。共產黨人意識到,即使是忠于他們的勞工也大部分在11月下旬之前分散到郊區了,他們的成功取決于他們號召以及再次組織這些勞工的能力。這是分配給周文雍的任務之一(葉創昌和謝燕章, 1987:282)。據11月的一份關于廣東組織狀況的重要報告揭示,盡管所有關于廣東各地工人組織化的討論都在進行中,但共產黨對于總體情形還是缺乏認識。這份報告本身是針對省委從各地區分部接收到的報告的情況反饋;它指出,各地區的報告都模糊不清,無法提供關于各地情形的清晰意見。鑒于所有的起義計劃書都極力設計一個組織嚴密的起義,廣州的情況應當也是如此(《十一月份收到各地報告的統計及批評》)?!?2】但被妻子認為是“盲從”的張太雷在直到起義前夕仍然疑慮重重【13】。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了張太雷在起義三天前的12月8日,在最后一次和黨中央的交流中的傷感:

            我們的力量并不大,但是我們相信發動后,一定能得廣大群眾的擁護。這種平民革命的行動,一定能影響敵人的軍隊使之瓦解。假使我們堅持兩星期,一定能得到國際具體的幫助。我們指導的力量很薄弱,希望恩來兄能即來。大概你們已接德毛子的電報,已知道一、二了。(《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88:186)【14】

            那么,為什么他們這么做?1928年2月在香港的會議上,鄧中夏觀察到盡管有很多對起義的批評,“我相信沒有一個同志敢說這次暴動是不該發動的”(《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28:324)。沒有一個批評者挑戰他。

            過去在黨中央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的大部分作家批評起義的發動,這似乎可以被王一知上面的陳述所證實。我認為已知的證據支持了蕭佐良(Hsiao Tso-liang)的觀點,即盡管共產國際和莫斯科方面制定了1927年下半年的總政策,廣州起義在其具體內容上是地方決策的產物(蕭佐良,1970:144-47)??梢钥隙ǖ氖?,最初的決定是11月17日在上海定下的,而12月5日,黨中央最終批準了起義決定(“中央”,1927)【15】。另一方面,黨中央于11日晚從上海的報紙中得知起義的消息。至于最初的決定,是由張太雷和蘇兆征(過去省港罷工的廣州領導者,現在是中央委員會成員)負責導致作出這一決定的報告和分析。王一知認為,張太雷在上海的意見是受到紐曼的壓力而作出的,她的這一想法與其他證據相矛盾。11月18日,上海決定作出的后一天,紐曼在廣州召集了一個省委會議,他建議與張發奎和解,因為后者作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仍然可能到革命的一邊來。他的意見被委員會否決了。(黃穗生,1987:300;黎顯衡,1987:56-57)【16】

            那么,起義為什么會發生呢?黨和勞工的關系提供了一些線索。盡管二者的關系遭遇了上述的一些問題,但勞工在促使領導層發動起義上起了重要作用,當然這些起義在很多方面都是沒有希望的。在這里,事件在地化(on the ground)的邏輯也很重要。這些事件產生了絕望、復仇與希望的混合情緒,其中希望在當地發動起義的決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我已經談及的內容中,這種絕望是很明顯的。激進勞工已經遭受了接近一年的攻擊;而共產黨在1927年11月面對的危險是,完全失去經年累月積累起來的勞工支持者。就像我所說,意識到勞工對于知識分子的看法可能是迫使知識分子發動起義的一個原因。我們也要記得,截至1927年,知識分子和勞工不屬于分離的組織世界,而是混合在省委和一些下層組織中,其中有許多自本世紀初就表現突出的勞動者(包括陳郁和何振武)。如果省委的知識分子沒有意識到勞工的挫敗,委員會中有其他人能感受到這一點。盡管一些最重要的結論只由很少幾個人決定(張太雷、黃平和周文雍是軍事委員會的成員,紐曼參與了大多數會議),省委仍然起到咨詢處的作用,能夠推翻領導者的意見,就像之前提到的否決紐曼的建議。即使高層領導不理解勞動者的感受,整個省委也不可能對他們視而不見。

            另一方面,領導人無疑看出了激勵勞工的情緒:憎惡和復仇的渴望。在勞工關于廣州起義的回憶錄中,“仇恨”和“報仇”是最常見的詞。在一年的斗爭之后,廣州工人有豐富的直面壓迫的經驗,也看見過很多同志在斗爭中倒下。在1925年6月23日的沙基慘案中,何振武失去了1922年介紹他進入海員工會的伙伴,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把伙伴在示威中舉起的沾血的旗幟放在他的口袋中。他充滿了仇恨和復仇的渴望(何潮,1986:80-82)。在起義前夕,工人赤衛隊的手車伕聯隊聚集起來,致敬在斗爭中倒下的同志。其中一位在場者回憶身旁的同伴:“他的整個神態,仿佛化作了兩個大字——報仇。”(李沛群,1986:276)。

            這樣的例子很多,足以說明到了1927年,仇恨的對象從帝國主義擴展到了國民黨以及與國民黨合作的勞工。黃平多年后回憶勞工:“因為他們憎恨國民黨的背叛,厭惡國民黨對共產黨員和群眾的殺害,復仇的情緒籠罩了一切”,這種仇恨的情緒在起義中爆發“(黃平,1981:47,49)。但是不僅僅只有勞工充滿了仇恨。黃平在起義后不久回憶說,包括勞工和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人有兩個目標:復仇和建立新的國家(黃平,1930b:431-32)。起義的領導人希望把勞工對國民黨的仇恨轉化為階級復仇(葉創昌和謝燕章,1987:282)。

            最后,希望是存在的。張發奎在9月份返回廣東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以及緊隨其后重新開始的工人運動,似乎把前幾個月積累的挫敗感變成了新的希望。10月和11月的黨報提到的廣東的“高潮”不僅僅是來自上層的陳詞濫調。在10月14日的海員示威之后,工人和省委的一些人都感到了一種即將發動起義的壓力,這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對(Neuberg, 1970: 110; 鄧中夏, 1930: 46)。但這種壓力是令人鼓舞的。10月14日的示威促使張太雷撰文熱情贊揚群眾自發的激進主義,稱群眾已不再受國民黨的欺騙,準備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被國民黨背叛的社會契約。(張太雷,1981)。同一天,他在給省委的報告中指出:

            我們有個問題,就是以后是否還有希望,革命前途是否高潮?我們可以肯定說,是高潮的,有希望的。我們從主觀方面說,自軍事失利后,海陸豐農民仍繼續的奮斗,打賀部叛軍【譯者注:賀龍部隊中的叛徒】。十四日廣州海員示威大運動,自動奪取工會,打工賊。至海南農民占據五縣,組織政府,現仍有占據全島之希望。[張太雷, 1927: 83]【17】

            沒有證據能夠表明,當張太雷在11月去上海報告廣州的情況時,并未懷著這種高漲情緒。即便他沒有被這種情緒所感染,隨著11月7日海陸豐蘇維埃的成立,他更有理由證明革命浪潮正在興起。

            在11月28日的一次會議上,黨的領導人首次與工人中的領導人會面并宣布起義時,從這幾個月的挫敗感中所誕生的希望更加明顯了。何振武列舉了那次會議上對張太雷的宣布的一些反應。“報仇的時候到了”,“廣州早就該赤化,還等什么呢”、“要是弟兄們知道這事,會高興地半夜爬起來的”(何潮,1986:85)。另一位工人回憶起另一次會議,工人們的反應是從“這回真刀真槍的來啦”到“我們的世界來啦”(李沛群,1986: 273)。在對11月底和12月初的許多會議的所有記憶中,人們只記得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那就是印刷工人兼省委委員王強亞。他質疑起義的想法。據黃平說,王強亞后來在對起義的反思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黃平,1930b: 434, 43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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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工人赤衛隊在起義中使用過的懷表、指南針和武器

            廣州的黨和群眾之間在對彼此以及對起義的可能性的評價中產生了矛盾,但這些矛盾都包含在整體的革命進程中,而這一進程最終迫使起義發生。工人們充滿了復仇的情緒。而領導人,尤其是當他們意識到工人對黨的懷疑在不斷積累,為了不完全失掉信譽,就無法抵御發動起義的壓力。如果沒有這個整體的革命進程,就很難解釋他們為何會輕視敵人的武裝力量。在起義之后,黨中央提出了一個明確的觀點,即起義是被“客觀”條件打敗的。“客觀”條件即軍閥的優勢力量,這些軍閥在帝國主義的幫助下暫時克服了他們內部的分歧,從而鎮壓了起義。然而,這個“明確”的觀點在11月那些沖動的日子里被忽視了,當時人們計劃在兩周內在廣州組織起義,在這個工人和共產黨人在近7個月內接連遭受失敗的城市。事實上,起義期間發生的事件表明,由于陷入了廣州內部的斗爭,革命者幾乎忘記了革命本應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8】

            看起來,領導層至少已經克服了社會形勢中的矛盾,將注意力轉移到他們所謂的“革命的藝術”上,在某些情況下被稱為“十月的藝術”?!?9】革命不僅僅是歷史性的力量如何形成的問題,更是一個如何發動一場革命的問題。全部的會議都是為了準備革命的口號。目標是讓廣州的空氣中充滿革命的口號、橫幅和歌曲。事實上,一些關于起義的回憶錄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起義可以通過歌唱獲得成功。一本回憶錄里說,經驗豐富的工人領袖楊殷在一次會議上稱,“除了硬打,我們向敵人來個政治攻勢如何?我們來學學劉邦對付項羽的辦法,把所有的共青團員、勞動童子團、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仗一打響,在全市各地高唱《國際歌》和革命歌曲,叫敵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施展,1986:49)?!?0】當何振武和他的隊伍在11日上午到達城中心時,到處都是歌聲。在這兩天里,《國際歌》的曲調遍布廣州的空氣之中(何潮,1986: 94-95)。

            起義

            然而,歌唱最終未能掃除起義的障礙,這些障礙不在于外部,而在起義發生過程的矛盾之中。誠然,由于汪精衛的特務得到了消息,起義不得不提前兩天發動,以及起義者用來儲存武器的米店被警察發現;但是,再多準備兩天也不可能改變結果。當起義爆發后,占領廣州市中心方面取得的直接成功只是掩蓋了廣州被敵對勢力四面包圍的事實。軍閥李福林的總部就在珠江的南面,他為李濟深、張發奎和其他軍閥提供了避難所,他們暫停了最近的敵對行動以合力消滅共產黨人。由于海陸豐離廣州太遠,也沒有農民軍可以向廣州進發來幫助起義者。即使在城市里,如果那些拉上窗簾的商人和他們的店員沒有回家,他們也只是看著眼前的這場戲。

            革命力量本身完全處于混亂狀態,與所有已經制定的詳細計劃相反。發動起義所必需的保密性,幾乎注定了起義的失敗,因為沒有一個團體知道其他團體在做什么。出于安全考慮,起義的軍事指揮官葉挺被排除在計劃之外;他在起義前幾個小時才從香港抵達廣州。同樣,教導團團長葉劍英也對具體的軍事細節一無所知。如果說有人對起義有全面的考慮,那就是由張太雷、黃平、周文雍組成的三人組,或許還可以包括紐曼。

            從各方面來看,工人赤衛隊的戰斗都很激烈,但他們沒有武器,缺乏訓練,也缺少領導。語言使他們與領導和與他們并肩作戰的學員產生分歧?!咀g者注:廣州起義的主力部隊,是工人赤衛隊,第四軍教導團和第四軍警衛團。這里的“學員”應該是指,第四軍教導團中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學生?!啃煜蚯氨恢概山o工人赤衛隊第六聯隊的手工業工人進行軍事訓練,出于保密的考慮,他只能“紙上談兵”——用鉛筆和紙來講解作戰方法。他還需要一個翻譯來與當地工人溝通,因為他不會說粵語(徐向前,1988: 417)。在珠江沿岸一些激烈的戰場上,女革命家陳鐵軍不得不充當學員和工人之間的翻譯(溫佩蘭,1982:60)。長期以來,語言問題一直阻礙著革命者和工人之間的交流,在起義期間這種矛盾變得迫切而尖銳。從這個角度看,即使是為起義所做的宣傳工作也顯得徒勞無益。羅佐夫斯基在1930年關于起義的文章中,想知道向不識字的勞動者分發印刷品有什么意義(Lozofsky, 1930: 8)。最后,語言上的混亂還涉及到“蘇維埃”一詞,盡管這是隱喻性的。許多工人認為“蘇維埃”是指蘇兆征,即之前省港罷工的領導人,他被認為是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何潮,1986:94)?!?1】

            至于群眾,包括機器工會部分成員在內的許多人確實在蘇維??偛浚ㄔ簿郑┍徽碱I后不久就聚集在那里。共產黨的部隊剛剛攻克一個軍營,獲得了急需的武器并準備分發給工人,為獲得武器而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們就收起武器回家了(陸定一,1988: 187;,1941: 98)。共產黨部隊還繳獲了幾門大炮,事實證明,只有一個朝鮮參與者知道如何開火。共產黨軍隊在戰斗初期俘獲的一百多名俘虜被留在蘇維??偛扛浇?,因為找不到能夠甚至愿意處決他們的人;后來,他們變成了當初俘獲他們的人的劊子手(Kim San and Nym Wales,1941: 190)。

            11日召開了一次公開會議,正式宣布蘇維埃成立,但由于出席人數很少而不得不推遲。到了11日晚,敵人的反擊就開始了。在午夜的會議上,葉挺建議趁機撤退,但這個提議遭到紐曼的強烈反對,他大罵葉挺動搖,并堅持認為既然起義已經開始,他們必須“進攻進攻再進攻”(曾慶榴,1987:122)【22】雖然葉挺得到了聶榮臻等其他軍事領導人的支持,但張太雷等人卻贊同紐曼的意見,于是這個提議被放棄。

            第二天下午,張太雷從正式宣布蘇維埃成立的群眾大會返回時被害,兇手是機器工會體育隊的一個小組。他的死使起義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協調。對于工人中的一些人來說,起義已經是一個令人悔恨的事情了。在2月的香港會議上,來自香港的代表報告說當香港的工人得知張的死訊時,其中一個人說:“該死的”( 《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28:319)。接下來是更加激烈的指責。到12日晚,軍隊已經開始撤退,但沒有人通知工人赤衛隊。工人們認為這是出于領導人的懦弱,他們只想著脫身。黃平等領導人事后聲稱,沒有辦法通知分散在全城的赤衛隊成員,他們沒有一個協調的中心。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包括惲代英在內的一些領導人留下了。盡管如此,起義之后的廣州工人們還是經歷了一場悲劇。何振武報告說,在13日,他遇到了一些從香港來廣州尋找革命的工人,他自己也得以逃往香港去尋找黨的蹤跡。

            從后續來看,起義似乎是知識分子領導人對廣州工人的又一場背叛,而且是一系列背叛中最血腥的一場。按照事后諸葛亮式的歷史眼光,這是一場悲劇,不僅僅因其悲劇性結果,而且甚至也不是伊羅生所說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工人階級的背叛。恰恰相反,它是一種更深刻意義上的悲?。核厝话l生,即使每個人都認為它會以這樣的方式結束。革命者面對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可行的;最終,在過去幾年在廣州的許多革命運動中積累起來的矛盾的驅使下,他們采取了對于他們來說最具革命性的選擇。黃平三年后評價說“現在看來明顯很天真,但當時我們真的相信存在成功的可能”(黃平, 1930b: 433)。他們相信克服一切困難都有成功的機會,而這就是悲劇——至少在事后看來是這樣。

            圍繞著這一悲劇的嘲弄使得它更加復雜。對于像鄧中夏和李立三這樣忠實的共產黨工人領袖來說,暗示他們在起義之后最關心的是起義對革命運動的影響,并且依據哪種評價會給“群眾”留下最無害的印象這一點來做總結(“教訓”),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對起義記憶的更大嘲弄是由李濟深和在港英國人帶來的,他們在共產黨撤退后迅速重塑了友誼。1928年3月,港英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受李濟深邀請訪問廣州。整個城市被英國國旗和其他合時宜的裝飾物綴滿(不這么做的店主有被罰款的風險)。如《南華早報》記者所觀察到的城市面貌,“廣州開始在盛大的一天呈現出英國城市的面貌,圣喬治和圣安德魯十字在東南西北每條街隨處可見”(《南華早報》,1928年3月10日)?!?3】

            紅色廣州在數月之內就變成了一座英國城市?;蛟S起義也促進了這件事的發生。當然廣州又會再次變成紅色,并勾起起義的記憶,而現在在它正成為一個全球化城市之際,那些記憶很可能永遠消失或僅僅成為與現時無關的記憶。這或許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隱喻。

            廣州起義和中國革命的問題

            我想提出兩個關于中國革命史學的當代問題:革命的地方性方法(local approaches)和作為話語活動的革命,這兩者最近都作為革命研究的趨勢出現。盡管這些方法所揭示的東西頗有價值,但當它們沒有和其他觀點聯系起來時,它們往往最終會抹去革命的歷史。它們所提供的東西需要與當前對革命予以消極評價的趨勢區分開來?!?4】

            我之前提供的是基于地點視角(place-based)的對革命的敘述,這對于揭示被國家或全球敘事掩蓋的革命的復雜性至關重要?!?5】我們所認為的地方代表了地方、國家和全球的復雜互動。廣州就是這樣的情況。廣州是一個城市中心,我們在那里觀察到的不一定適用于孤立的農村地區;另一方面,對于孤立的農村地區的過分強調也會抹去更大的革命圖景。

            親身參加這些活動的個人,在革命活動的過程中擁有一些共性和特性,也經歷著轉變;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的隔閡,甚至是語言溝通問題,都應該在這種背景下看待。知識分子和工人們的確有著某些錯位(disposition)。像何振武這樣的工人,1922年加入海員工會時,把名字從何四九(他告訴我們這個詞在粵語里與“死狗”讀音相同)改為何振武。他的新名字是受一個他和同志們一直在讀的圖畫故事所啟發的,在這個故事里主人公是一個叫做震武的劫富濟貧的綠林好漢(何潮,1986: 79)。假如說這個聽起來還像是農民或者工人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回憶一下黃平的在莫斯科為海員工會領袖林偉民做翻譯(粵語翻譯成官話)的事情。黃的革命熱情在聽到林偉民和蘇兆征的工會成果以后被激發起來,這使他想起了《水滸傳》(黃平,1981: 12)。

            何振武和黃平在如何講述故事上畢竟存在著差別。對于何來說,起義的敘事以廣州的事件和經歷為標志。而另一方面,黃和其他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對廣州起義的感知是從1871年巴黎開始,沿著十月革命、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再到廣州的一種國家或者全球的革命敘事。在對于次年起義失敗的討論中反復提及1871年的巴黎,以及1905和1917年的俄國。被普遍歸咎于起義領袖的兩種“錯誤”是他們未能殺死反革命者以及未能占領廣州中央銀行。這些錯誤所造成的影響其實并不清楚。但是它們是列寧所總結的巴黎公社失敗的主要原因,張太雷在1926年初關于公社的文章中也回應了這一點。

            這些差異對于理解革命運動的動力至關重要,也在革命活動中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革命敘事。當知識分子像勞動者一樣學會仇恨,勞動者最終要唱著“國際歌”走進革命。統一和差異都是現實。話語問題還牽涉著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在后現代主義時代,我們并不驚訝于讀到文字“不僅反映社會和政治現實;它們是改變現實的工具”(Lynn Hunt,引自Tsin,1990:200)。然而我們還可以補充說,盡管諸如“革命”、“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類的詞語并沒有明確地指代“客觀”現實,但它們確實代表了不同的理解方式。由這些不同的現實概念提供信息的話語試圖創造它們的對象,但要令人信服,它們需要提供一種解釋生活經驗的方法。

            在對廣州革命的研究中,Michael Tsin考察了廣州工人階級內部的分歧,以質疑“階級意識”的實在性,這使得階級或革命的話語成為脫離工人現實的革命者的活動。雖然工人階級內部的分歧以及革命者和工人所使用的語言差異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些語言差異并不意味著一方是抽象的話語活動,另一方就是“落后的”傳統態度,而是代表了由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敘述所告知的,關于階級和革命的不同話語。一種否認不摻任何雜質的工人階級意識的論點,可能有助于反駁共產黨人關于革命的主張,但在某些方面它遵循了共產黨人關于“純粹”階級意識的可能性的假設,對照這種意識,可以判斷工人是進步的還是落后的。階級意識,像所有的意識一樣,是多元決定(overdetermined)的,因為它被其他的從屬關系和錯位(disposition)所介導(intermediated)。廣州工人階級的內部分歧并不自然意味著階級意識的缺失,而這反而可以被認為是在階級問題上進行斗爭的標志——在1920年代的廣州,階級問題日益成為理解社會和政治動態的共同基礎。親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長期存在也不可能否定革命意識:“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佛像被毀”,海陸豐的農民會對年輕的共產黨員說,“我們的神是革命的,它支持蘇維埃”(Galbiati,1985: 306)。這句話的意思不僅僅是革命被吸收到了當地的宗教中;它還意味著革命對神靈的占有。

            廣州各群體的激進分子都有很大分歧。婦女組織在性別政治的意義上相互爭斗;青年組織在革命的性質上存在嚴重分歧。雖然激進分子給革命帶來的不同經驗和社會親緣關系在這些分歧中固然重要,但有必要記住他們在爭奪什么:階級、性別和革命。這些分歧的根源不是新的意識的缺失,而是新的把握現實的方式(無論是階級、性別還是革命)。廣州的統治階級當然明白這一點。當廣州起義被鎮壓后,李濟深軍閥政府在香港以及粵港華商的壓力下開始關閉所有的工會,甚至是那些沆瀣一氣鎮壓起義的工會。

            然而,這些復雜性的確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關于革命的東西:我們必須停止談論單一的革命(a revolution),而應該開始談論復數的革命(many revolutions)。【26】這就是革命的多種話語和敘述的存在的最終寓意。如此一來,話語之間和話語之上的斗爭就不再是對革命的否定,而是一種在不同革命概念中爭奪霸權的斗爭。對統一的民族國家革命敘事的質問并不會消滅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核心基準點的革命本身;它只是更尖銳地暴露了革命過程中的斷層及其復雜后果。像李澤厚和劉再復這些出名的中國知識分子,現在迫不及待地就開始說“告別革命”(劉再復,1996)?!?7】盡管這種體現意志的言語行為可能具有政治或哲學意義,但歷史學家還是要面對這樣一種過去:它不僅是革命意志或話語的產物,也不僅是抽象社會結構的必需,還被嵌入到日常生活的邏輯之中。

            原文注釋:

            【1】關于這些注釋,參見王明(陳紹禹,1930:139-42)的詳盡報告。關于工代會,參見《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報告》(1986:243-46)。該報告稱有36個工會參加了起義(第246頁)。牛堡(A.Neuburg)給出了3200人的數字(Neuburg, 1970:114)。牛堡的書1928年首次出版于德國,“牛堡”(Neuburg)被認為就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暴動顧問海因茨•紐曼(Heinz Neumann)。3200人的數字與暴動前計劃發動的軍事力量相符合,包括1200名教導團成員和2000名赤衛隊。另一位起義領導人黃平,也給出了一個與紐曼差不多的相當低的數字。紐曼和黃平都因為領導不力承受了許多批評(黃平,1930a: 97),因此他們可能會傾向于給出一個較低的數字來解釋起義的失敗。除了這些“正式”的參與者(即教導團和赤衛隊),還有從監獄中得到解放的3000政治犯,以及至少300名來自花縣(即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故鄉)的農民。

            【2】參見林鴻暖(1987)。葉劍英是教導團的團長。亦可參見王謹權(1988)。

            【3】我這里所說的包括伊羅生(1966)、斯威舍(1951)、蕭佐良(1970)、以及當然還有牛堡(1970)的著作,這些書都把廣州起義置于布爾什維克全球暴動的背景下。

            【4】參見陳叔平(1988:107-13)對術語的討論。

            【5】參見羅佐夫斯基(1930:2)論用1917年10月類比的不相稱性。關于巴黎公社和廣州起義失敗后的屠殺的比較,參見陳叔平(1988:104)。并非只有共產主義者在評述廣州起義時想到了巴黎公社。美國領事休斯頓(J. C. Huston)認為起義“沒有表現出多少和巴黎公社工人一般生機勃勃的精神”(Huston, 1927:41)。然而,必須指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早期的論述,如《廣州公社》一書一樣,都交替使用“蘇維埃”和“公社”。

            【6】起義決策是在張太雷前往上海參加全會期間的11月17日做出的,最大可能是基于他所提供的廣東方面的信息(《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1988)。

            【7】曼紐爾•戈麥斯(Manuel Gomez),是泛美反帝同盟(All-America Anti Imperialist League)的書記。廣州和香港的英國人也用相似的術語。起義參與者中還有來自朝鮮、越南(可能還包括日本)的革命者。金山(Kim San)后來這樣回憶朝鮮人的參與:“我們認為,這次戰斗也是為了保衛我們自己的人民。”(Kim San and Nym Wales, 1941: 91)

            【8】楊紹練(1987);葉創昌和謝燕章(1987)。如果總數是 2000 人,每個聯隊必須有3 個大隊。很可能這些只是紙面上的數據。這兩份材料給出的赤衛隊人數并不一致,第一個給出的數字是 3000,第二個給出的官方數字是2000。這些數字的可靠程度如何只能靠猜測。

            【9】關于對八月以后的工人運動的記述,參見李志業《廣州起義紀事》。

            【10】工人們,尤其是海員,的確仇恨英國人。不是因為抽象的帝國主義,而是因為日常的被歧視經驗。種族歧視是工人憤怨的一大來源。陳郁回答說雖然海員一開始缺乏階級意識,但由于他們的客觀環境是“帝國主義白種人的剝削壓迫”,所以增強了民族和階級自覺性(陳郁,1983[1932]:194)。(何潮:1986:78-79)。海員們還憤恨于被他們所工作的船上的白人長官稱為“boy”;據另一位著名的工人領袖何振武回憶,1922年罷工后這種稱呼就停止了(何潮:1986:78-79)。然而,工人當然也有其他不平之事。海員很早就組織起來抗議工頭對他們的虐待和剝削。

            【12】關于廣州的形勢,參見羅登賢(1988)。

            【13】關于王一知的敘述,參見張國燾(1972:53)。關于他的疑問,參見黃平(1981:47-48)。

            【14】“毛子”是此類往來書信中指稱紐曼的綽號。

            【15】中央的一封來信同意起義的計劃并再次堅持要特別注意發動城市和郊區的群眾。信中還囑咐起義領導人要確保群眾理解蘇維埃是他們的政府。信里沒有體積總罷工,但是強調了農民起義。信中提出的唯一重要的是修改是糾正省委報告中使用“保衛”一詞,說“保衛”不妥,因為廣州還在張發奎的控制之下。

            【16】據黎顯衡,紐曼也認為起義可能會給李濟深幫忙。

            【17】這段話中的“軍事失利”指的是8月末九月初葉挺/賀龍部在汕頭的失利。

            【18】與外國領事館的一些歇斯底里的報道相反,起義期間暴動者幾乎沒有表現出對外國人的敵意。比如斯威舍,能夠自如地在堤岸上散步,在幾乎沒有受到赤衛隊巡邏騷擾的情況下,檢視正在發生的情況(Swisher, 1977:93-94)。

            【19】對“革命藝術”的關注的出現已經在阮瑪霞(1987)的詳盡研究中。

            【20】除了婦女宣傳隊外,起義期間勞動童子團確實被訓練在全市范圍內唱《國際歌》和《少年先鋒隊歌》。

            【21】據加爾比埃蒂(Galbiati),海陸豐的農民對“蘇維埃”這個詞有著同樣的困惑,認為是“把他們救出苦難深淵的蘇先生” (Galbiati, 1985: 285)。實際上,這里討論的許多現象,包括唱歌在內,都可以在海陸豐看到,表明了某種群眾動員策略的采用。

            【22】很難說起義的參與者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某種歷史腳本或其他,但無論如何,起義領導層中的人都知道,根據列寧的說法,卡爾馬克思最初反對巴黎公社的設想,但一旦后者開始就給予了全力支持。列寧將馬克思與普列漢諾夫做對比,把前者樹立為真正的革命者的榜樣。參見馬克思和列寧 (1969: 91-95).

            【23】李濟深本人后來1949年后以民革成員的身份留居PRC。

            【24】Saich 和 van de ven (1995) 的一些文章是這種觀點的一個例子。這些意識形態傾向在 Tsin 的著作(1990) 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25】我更青睞“基于地點”(place-based)而非“地方”(local)的表述,因為我覺得后者的用法與民族國家(national)和全球(global)相對立,已經具有排他性的含義。也可以從相反的意義上說,“地方”(local)代表了國家計劃的延伸,就像后來的中國革命一樣。我建議將“基于地點”(place-based)作為這兩種本地意義的替代方案。這種區別源于我近年來與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對峙。關于我把“基于場所”,參見德里克的文章(1997a,1997b)。

            【26】這是弗朗索瓦?孚雷(Franqois Furet,1981) 借鑒喬治?勒菲弗爾(Georges Lefevbre)的著作,反復提出的觀點這本書對中國革命研究領域的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也是他的許多讀者似乎忽略的一點,他們只是用他的觀點來否定革命的想法。

            【27】在他們對中國革命和從孫中山到DXP的中國革命者的各種評價中,李澤厚、劉再復表現出一種傾向,即將革命視為自由行動的產物,而很少考慮歷史力量,無論是結構還是過程,可能如何塑造 20 世紀中國的事件和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評價讓人想起廣州起義后那些總結“錯誤”的語言,那些言說也著眼于暴動者本來能做什么或沒有做什么,卻忽略暴動者面臨的矛盾或各種事件推動他們前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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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夏(鄧中夏)(1930)《廣州暴動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37-65頁,羅佐夫斯基等《廣州公社》(1930)。

            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2[1926])《廣東工會運動的報告》,321-346頁,《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1-1926)甲,六,廣州。

            《中央致廣東省委信》(1927),541-544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第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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