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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來意:毛主席在“七大”上反思“六大”沒選陳獨秀為中央委員:現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

          耿來意 · 2021-08-14 · 來源:作者投稿
          收藏( 評論() 字體: / /
          毛主席歷來是反對將人“一掌推開”的作風的,歷來是主張給人“出路”的,從毛主席對待犯了大錯的陳獨秀那里,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在中共“七大”作政治報告的時候,毛主席花了很長的時間講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和原則,對于應不應該選舉犯了錯誤的同志的問題,他講了一段“黨史”,他說:

            “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到中央。結果是不是好呢?陳獨秀后頭跑到黨外做壞事去了,現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我們黨是不是因為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從此就不出亂子,天下太平,解決了問題呢?六次大會選舉出的中央純潔得很,沒有陳獨秀,可是我們黨還有缺點,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沒有因為不選他,我們就不鬧糾紛,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選陳獨秀,這里面有一條原因,就是為了圖簡便省事。在預備會上我曾講過,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 再有一次,是六屆四中全會把李立三開除出政治局,要他離開中央工作,雖然中央委員的名義還保留,但實際工作離開了。以為這樣一來立三路線的問題就解決了。是不是真的解決了呢?我們把陳獨秀趕走得干干凈凈,結果我們還是跌筋斗;李立三沒有到黨外干壞事,還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趕開了,中央的工作也趕開了,但四中全會也跌了筋斗,趕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個筋頭,以后翻的也不少。這兩次的經驗,都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毛主席提出的選舉原則是“要練習和那些曾經同我鬧過糾紛、有過原則分歧的人,打擊過我以及開除過我的黨籍的人合作。”他說:

            “鑒于歷史,為著將來,為著全國人民,為著全黨,我們要采取這樣的方針 ——現實主義的方針。過去對陳獨秀,對李立三,痛快明了,從感情上說倒很痛快,沒有煩惱,但結果搞得不痛快,很煩惱。世界上的事,往往是這樣,就是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準備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點。所以我們要下決心不怕麻煩,下決心和犯過錯誤的同志合作。”

            在毛主席的堅持和努力下,犯過錯誤的王明補選為“七大”中央委員,犯過錯誤的王稼祥補選為“七大”中央候補中央委員。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給革命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當時的陳獨秀可謂眾叛親離,成了眾矢之的,人們指責他的錯誤領導,向他宣泄著失敗的憤怒情緒,清算著他的諸多不是,重要的會議不通知他,做出處理他的決定不容他辯解,以至于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把他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把他趕到黨外去了。毛主席說他跑到黨外做壞事去了,做的什么壞事?他跟蘇聯的托洛茨基搞到了一塊,搞托派組織,成立“托陳取消派”,要取消革命,結果被開除了黨籍。

            陳獨秀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最著名的人物,普及科學和民主,是那個時代的明星,他的思想影響了像毛主席他們那一代熱血青年。

            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創刊,青年毛主席就是他的熱心讀者,陳獨秀等人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讓毛主席心生敬仰。

            有一次,毛主席與張昆弟、蔡和森等好友一起旅行,談起國家大事,他由衷感嘆到:

            “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

            “五四”運動爆發之后不久,陳獨秀在北京新世界因散布市民宣言的傳單被捕,消息傳來,毛主席立即出手營救,他在自己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文章《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號召各界人士積極行動起來,通過公函、致電、輿論等各種方式,促成陳獨秀獲釋。毛主席在文章里稱頌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他說:

            “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并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陳君原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陳獨秀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是神圣的,是至高的。陳獨秀的被捕,引起群情激憤,面對洶涌的聲援浪潮,當年9月,北京政府被迫將其釋放。

            這之后,陳獨秀與毛主席張羅過“工農互助團”,想替“一般埋沒于舊社會惡制度底下的青年,另造一種新組織新生活”,還在上海組織維護工人權益的“機器工會”。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年底,在陳獨秀的幫助和指導下,毛主席開始在長沙地區發展團員,籌建團的組織,同時籌建共產主義小組。他們開始積極準備“建黨大業”。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陳獨秀以其巨大的威望理所當然地成了黨的領袖,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反帝反封建,國共合作,北伐,一路凱歌。但隨著革命的深入,陳獨秀的革命軟弱性和歷史視野的局現也逐漸表現出來,他過度注重同國民黨的合作,忘掉了獨立性,忘掉了農民,迷失了革命方向。而毛主席此時的目光開始投向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始思考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開始進行農民運動考察,尋找革命的同盟軍。他看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看到了民族資產階級右冀背叛革命的預兆,他焦急地上書黨的領導機構,希望能夠引起警覺。但陳獨秀仍然沉浸在大革命的迷夢里醒不過來,被迷惑得完全分不清方向,在蔣介石磨刀嚯嚯的前夜,仍然與汪精衛簽訂“宣言”,妄稱國共兩黨“如弟兄般親密”,當國民黨右派屠刀落下的時候,毫無招架之力,只能引刀就戮。

            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人們紛紛把憤始的矛頭指向他。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沒人請他參加。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沉痛地說:

            “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于是也就沒有成立,于是黨的意見跟著許克祥走了。”

            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指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科學論斷,要拿起槍桿子繼續革命下去,而陳獨秀則固執己見,走到了“取消革命”的邪路上去了,做壞事去了。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危害了革命,他成了一個“反面教員”,成了一個血的歷史教訓,毛主席在之后的各個重要時期都要時時提起他來,警示后人。因為這一教訓的深刻,毛主席開始從哲學和理論的高度進行思考、歸納和總結。他在《矛盾論》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它是幼年的黨,它英勇地領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對于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認識方面,卻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后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能夠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

            毛主席跳出了陳獨秀個人因素的狹窄的圈子,轉而從歷史的高度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他也開始哲學地思考在對待陳獨秀問題上發生的對抗性的弊端,他說:

            “黨一方面必須對于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斗爭,另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過火的斗爭,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并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著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

            1939年10月4日,毛主席為《共產黨人》刊物撰寫發刊詞,要求高度重視統一戰線中獨立性問題,他總結了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

            “過去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群一黨的私利,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二重性,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線。”

            1942年3月30日,毛主席在中央學習組上講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問題,談到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準備時,他說:

            “在五四運動里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F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1944年4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對于“學習和時局”問題進行講演,要求干部們要在思想上弄清黨內歷史,應采取分析態度,不能否定一切,他指出在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及后來的李立三錯誤路線中存在的缺點,他說:

            “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次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陳獨秀主義進行了定性,決議指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決議”還對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之后的錯誤立場進行了批判,指出: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斗爭,并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并墮落為反革命。”

            毛主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說明,他說要把治病與救人統一起來,他以陳獨秀為例說:

            “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后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 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上指出大會的工作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在回顧大革命歷史時又講到了陳獨秀,他說:

            “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墒沁@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后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但是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么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 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后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七大”作口頭政治報告,講起大革命時期的領導權問題,他禁不住說道:

            “那時候我們黨的領導中占統治地位的以陳獨秀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什么是不要馬克思主義?就是忘記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忘記了人民大眾,忘記了農民。 ……我們曾經犯過錯誤,忘記過領導權,忘記過農民群眾。所謂領導權,你總要有一個東西去領導,有被領導者才有領導者,有被領導才發生領導的問題。你不要農民,小資產階級跑了,自由資產階級也跑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中力量來打我們,無產階級就從臺上滾下來了, 鼻子也跌爛了。然后爬起來望一望:’為什么你打老子? 你蔣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腦子清醒了,搞了一個土地革命。”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七大”作結論報告,談到領導問題,談到領導的預見問題,指出大革命時期缺少預見,他說:

            “陳獨秀那個時期,農民要土地,這是一個大東西吧,土地問題是一個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東西吧,但是那時候也看不見。凡是政策上犯錯誤的,一定是大東西看不見。”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他指出對蔣介石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絕不能學陳獨秀步步退讓,他說:

            “陳獨秀,他就不知道拿著刀可以殺人。有人說,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會不知道?這很難說。他沒有調查研究就不懂得這件事,所以我們給他起個名字,叫做機會主義者。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們取消了他的發言權。我們采取了和陳獨秀不同的辦法,使被壓迫、被屠殺的人民拿起刀來,誰如果再要殺我們,我們就照樣辦理。”

            1953年2月21日,毛主席在“長江”艦上同中共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市委書記趙瑾山談話。在了解陳獨秀老家的情況后說:

            “陳獨秀早期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是有貢獻的,后期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九三七年陳獨秀出獄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爭取他參加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希望他發表個聲明承認錯誤,但陳獨秀拒絕了。”

            毛主席說的中央派人做陳獨秀的工作的事情,可以看出毛主席雖然對陳獨秀給革命造成的危害十分痛惜,但還是沒有忘記這個當年五四運動的“總司  令”的,這個共產主義的啟蒙者的,毛主席不想丟下他,就想不想丟下任何一個犯了錯誤但還想革命的人一樣。陳獨秀從國民黨的監獄里出來后,中央派了周恩來去說服他,沒有成功,陳獨秀是自己放棄革命了。

            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七屆六中全會上講到思想斗爭問題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關于犯錯誤的同志,我想只有兩條:一條,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條,別人也要準許他繼續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繼續革命的,比如陳獨秀不愿意繼續了,張國燾不愿意繼續了……大多數人是愿意繼續革命的。但是還有一條,要準許別人革命。我們不要當《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他不準阿Q革命;也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準人家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陳獨秀的右傾是黨的革命歷史上最嚴重的兩次路線錯誤之一,是一次血的教訓,大革命失敗之后,陳獨秀并沒有深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是在另一條錯誤路線上疾走,搞托派,搞分裂,在黨外搞反黨活動,這些都是難以原諒和容忍的,毛主席歷次對他的批判也是非常重的,但人們從中也不難發現,毛主席的批判完全是出于對于中國革命的呵護和公心,沒有任何的私心在里面,功就是功,過就是過,在批判的同時,他始終沒有忘記陳獨秀對于中國革命的功勞,而且屢屢強調將來修史的時候要記住他的這份功勞。

            毛主席歷來是反對將人“一掌推開”的作風的,歷來是主張給人“出路”的,從毛主席對待犯了大錯的陳獨秀那里,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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