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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該為“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

          老兵義雄 · 2021-08-11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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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是反左傾錯誤的旗手,他不該為“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負主責。

          微信圖片_20210808173230.jpg

            (一)

            因急于求成,黨在領導1958—1960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犯了以“五風”(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這一左傾錯誤曾給我國經濟建設和人民群眾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傷害,使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受到重大挫折。對于這個結論,無論前30年的否定派還是肯定派都是沒有爭議的。但問題是,誰該為“大躍進”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這成為黨史研究中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前30年否定派的結論是:毛澤東應為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理由是:“大躍進”是極左路線的產物。毛澤東是黨的主席,他是決策者,“大躍進”又是毛澤東發動領導的,所以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關于這個結論后來被寫入《關于建國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直到今天似乎成了定論。

            但筆者通過考證卻得出顛覆性的認知,即:毛澤東由于受急于求成的影響,從1956年至1958年初,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一直反對右傾保守傾向。但毛澤東很快發現,這個接連不斷地反右傾助長了左傾情緒的滋生,從1958年3月成都會以后,毛澤東開始了從反右傾轉向反左傾的重大轉變。特別徐水共產主義試點暴露出的問題,使毛澤東對共產風浮夸風的錯誤引起高度的警覺。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為糾正左傾錯誤付出巨大的努力。事實上,毛澤東不僅不是左傾錯誤的炮制者,恰恰是反左傾的旗手,把“大躍進”中左傾錯誤都扣到毛澤東頭上是天大的冤案。

            那誰該為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呢?

            筆者得出的結論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同志應負主要責任。劉少奇同志為啥應負主要責任?因為“大躍進”時期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人民公社的創始人。人民公社發端于劉少奇徐水的共產主義試點,他為人民公社的成立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由于徐水共產主義試點缺少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的正確指導,沒有分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根本區別,使初期人民公社犯了超越歷史階段(窮過度)的左傾錯誤。徐水經驗推向全國導致以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五風”在全國泛濫,幾乎導致人民公社的失敗。按照權責分工一致的原則,很顯然,劉少奇同志應為“大躍進”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前30年的否定派為了否定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卻掩蓋了這段真實的歷史,編造毛澤東頭腦發熱的謊言,把左傾錯誤的責任統統推到毛澤東的身上,這是扭曲歷史的,是潑在毛澤東身上的臟水。為了向黨的歷史負責,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純潔性,必須還毛澤東一個清白,把這個結論正過來。筆者查閱了有關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和毛澤東糾“五風”的歷史資料,通過考證試圖解開這個謎團。

            一、劉少奇在徐水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點,是初期人民公社誕生的搖籃,也是“五風”泛濫的源頭(參考宋連生《徐水“共產主義試點”決策始末》改寫)毛澤東最先發現“大躍進”中的左傾傾向,發現后就著手解決人民公社問題上的左傾錯誤

            1956年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劉少奇為勝利和全國人民表現的革命熱情所鼓舞,思想情感產生重大變化。少奇同志由過去的相對冷靜轉為“感到驚喜和振奮”(金沖及《劉少奇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隨著“大躍進”高潮的到來,劉少奇對向共產主義過渡持非常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已經不是很遙遠的事情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筆者注:這也是赫魯曉夫宣布的觀點)。

            1958年4月,劉少奇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等人一道談共產主義。他說,“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 如托兒所、生活集體化、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等等,都是共產主義的萌芽,是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條件(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涤袨?7歲(一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澤東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按: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1頁--筆者注)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斗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劉少奇在談話中把托兒所、公共食堂等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為“大家趨向共產主義”。他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事業,象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么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按:當時搞農業合作社小社并為大社,有的包括工、農 、商、學、兵內容,但還沒有“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筆者注)。“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 。以后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7月5日,他在與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工人座談時曾樂觀地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金沖及《劉少奇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傊?,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F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么落后了?,F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么大嘛!不計上下班,干完就算數,有這么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

            7月7日、8日,他用兩天時間,視察了河北省的武清、香河兩個縣和省會天津市。他邊聽匯報,邊與河北省、天津市和有關縣委、街道負責人談話,所談內容據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劉子厚說:“總的精神,就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加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河北省檔案館藏《1958年7月14日河北省委書記處、天津市委書記處聯席會議記錄》)

            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報導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后,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這一講話一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幾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導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導畝產數幾萬斤,都順著劉主席的愛好大膽地吹起來了。

            7月,毛澤東接連收到各地糧食畝產過千斤雙千斤的報告,和報紙上有關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報道,他敏銳地感受到,現實思想理論混亂,浮夸風說假話在滋長,“大躍進”和正在興起的人民公社有關重大的理論問題迫切需要解決。為此,毛澤東決定8月中下旬在北戴河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研究解決人民公社運動中暴露的相關問題。為弄清情況,會前,毛澤東利用一周時間到河北、河南、山東三省的部分農村進行視察考察。

            8月4日,毛澤東親臨徐水視察了南梨園鄉大寺各莊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細菌肥料廠和鐵工廠。離開徐水,毛澤東于次日視察了保定專區的安國縣和定縣。毛澤東走后,時任保定地委第一書記李悅農、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和安國縣長焦家駒立即提筆寫材料,對毛澤東的談話做了有聞必錄式的回憶,并迅速上報河北省委。透過這些回憶文章不難發現,毛澤東那兩天確實談了很多問題,卻偏偏沒談“共產主義試點”的事,甚至連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話都沒有說。作為政治家,劉少奇應當能悟出點道理,這已經表明毛澤東對他搞的共產主義試點存在很大的疑慮。劉少奇同志可能缺少這一悟性,對毛澤東的行蹤卻沒有看出其政治意義。8月6日,也就是毛澤東視察徐水后第三天,劉少奇派中央農村工作部陳正人副部長到徐水搞起“共產主義試點”。

            陳正人赴徐水后,向地市縣的領導傳達了劉少奇的設想和一些具體指示。陳正人說,劉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總體想法是全縣搞成一個大聯社,把工、農、兵、學、商結成一體……還提出在徐水搞兩座大工廠的設想(徐水縣檔案館藏《1958年8月8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陳正人副部長在徐水縣、鄉、社干部座談會上提出一些指示》)。為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陳正人還給大家帶來幾本書,其中包括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康有為的《大同書》等,揭開了共產主義試點的大幕。

            為全面了解人民公社的發展情況,8月上旬,毛澤東離開河北又到河南、山東部分地區視察。在視察過程中,毛澤東與當地的負責同志多次談到“小社”并“大社”的問題,強調辦“大社”的優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當地方領導匯報他們對“大社”的名稱沒有使用“共產主義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時,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他還對“人民公社”的特點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東視察工作時,當地負責人請示“大社”叫什么名稱時,毛澤東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這些消息見報后,全國各地紛紛效仿。“人民公社好!”的標語見諸報紙和廣大農村的墻頭。

            8月12日,河北省委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徐水共產主義試點的問題。由中央有關部門70人和省、地、縣120余人組成了徐水縣向共產主義過渡規劃小組。

            8月15日,河北省委書記處再次開會,重點討論徐水縣委的《關于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省委書記處會議之后,《規劃》作了較大修改,于8月26日在 《徐水報》上公開發表。新《規劃》刪除了飛機場、“衛星城”、“衛星村”等內容,將奮斗目標規定為:1959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并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到1963年即進入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毛澤東為這個決議加寫了一段話,是整個決議的靈魂和理論指導,全文如下: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制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然后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頁。)

            毛澤東關于共產主義的論述就是針對劉少奇的共產主義論而加的。應當看作是對劉少奇錯誤理論的否定與糾正,遺憾的是并未引起劉少奇同志的注意。北戴河會后,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徐水縣向共產主義過渡規劃小組和地區領導一起制定出《關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9月2日正式出臺。規劃確定的奮斗目標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并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到1963年即進入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

            中共徐水縣委《規劃》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很感興趣。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徐水視察,視察后作了如下指示:

            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布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的話,闡明生產計劃安排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少奇肯定了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制以后,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的生活需要。

            少奇同志還引證了《禮記》上面“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恒足矣”的話,讓縣委根據上述細帳一筆賬,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少奇同志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后備。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當少奇同志了解到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后,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

            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并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干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贊揚。

            少奇同志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 :《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余,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報》)

            9月15日,徐水縣人民總公社宣告成立,實行縣級政社合一,搞全縣范圍內的一級核算。

            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目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這是當時辦人民公社急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劉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已經強調,有條件的可以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條件還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創造那些條件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呢?人民日報將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的指示,提綱式的歸納為以下幾條:每個人都應當參加體力勞動;對小孩子必須強調社會教育;要由低級到高級實行供給制;工廠辦半工半讀到大學;工廠也可以實行半供給半工資;接著人民日報詳細的報導了少奇同志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第一,使社會上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進行勞動,特別是體力勞動。每個人都應當擔負起力所能及的勞動,體力勞動是搞吃穿的,每個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負擔,別人就要加重負擔。少奇同志特別強調說,毛主席說過,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兒園、縫紉廠,把婦女從家務勞動解放出來,參加生產。(按:在這之前,劉少奇把辦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紉組放在第一條,說它是“共產主義萌芽,現在放在第二條,把它當作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一了。——筆者注)

            第三,要搞技術革命,我在河北看到兩個小高爐煉鐵廠,一個廠要五百人砸礦石,另一個廠一部礦石粉碎機解決了問題,搞技術革命就能節約大量勞動力。

            第四,改進社會的勞動組織,也能節省很多勞動力。(按:這條很要緊,現在報紙上只登一句話作提綱,到19日,少奇同志視察江蘇時就具體闡述了。——筆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術水平和文化水平。

            報導說,少奇同志十分稱贊河南的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當吳芝圃談到許多公社都實行供給制時,少奇同志說:這要由低級到高級,一半供給,一半工資的做法是很好的。報導又說:少奇同志說,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他說,你們建立新工廠,不要照搬老工廠那一套,目前,公社實行勞動工資加獎勵,除了吃糧食等以外每月發幾塊錢,社員就高興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這樣做,那么按這個辦法,工廠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農民,農民也是工人,為什么不可以這樣呢?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這里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高中。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小時工,工廠即是學校,學校即是工廠。半工半讀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學。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時勞動,二小時上課,要比較穩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學畢業,這樣學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將來出來,即是大學生,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

            《人民日報》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匯報,并作了重要指示。”具體作了哪些指示報導沒有具體講。但從毛澤東1958年10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看,可以認證劉少奇指示的后果: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

            9月21日,經保定地委批準,徐水與相鄰的安新縣、容城縣合并成一個大縣,仍叫徐水縣。合并后的徐水縣,人口由31萬一躍變為73萬多,“共產主義”在更大范圍內試行。此后,從中央、省委、地委派來的 “秀才”按照馬列書本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和領導人的只言片語,繼續幫助徐水縣委編制“共產主義”文件。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徐水的“共產主義”創意頻頻,花樣百出。例如,出臺了《四大紀律十項注意》,又認為原來實行的“按勞取酬”“年終結算”的分配制度已不能適應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勢,決定實行“按勞預支工資”的新辦法。為此,還編制了相當精密也相當離譜的計算標準與發放形式。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除了“一大二公”,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以外,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實行全民供給制,干部、職工取消薪金,社員取消工分,全部實行“十五包”,即包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洗澡、理發、看電影、醫療、殯葬等。

            面對浮夸風共產風愈演愈烈,毛澤東坐不住了。

            10月14日下午,毛澤東來到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負責人談話。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們談話。談論的話題,都是人民公社和鋼鐵生產問題。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澤東又找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負責人,徐水、安國、唐縣、正定四個縣的縣委負責人,聽取他們匯報。當徐水縣負責人匯報他們的“全民所有制”時,毛澤東明確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鋼的全民所有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他要河北省長劉子厚到徐水作些調查,二十一日向他匯報。十七日下午六時,毛澤東回到北京。(魯林衛華曉韋王萍劉曉彬《紅色記憶》第十卷濟南出版社)據參加這次調研會的王桂冀囬憶:“毛主席問了大家人民公社的建立情況和工農業生產發展情況及生活情況。當徐水縣委書記說他們起草了人民公社章程時,毛主席問:“是什么人執筆的?”徐水縣委書記說是新華社一位下放干部執筆。毛主席說:“每個縣應當有幾個筆桿子,也就是秀才!”當他說到人民公社的性質和國營企業一樣時,毛主席插話說:“這一條不行吧,公社和鞍鋼不一樣,鞍鋼的產品都由國家統一分配,人民公社還是集體所有制。”當張書記匯報到各公社建立的居民點都建立了幸福院,老年人都住在一起,都建立了幼兒園,孩子們都住在一起時,毛主席說:“幸福院都是老年人,幸福院就不幸福了,大人離不開孩子!這樣的幸福院我就不去!你問問你愛人愿意長期和孩子分開嗎?”(請參看《 記1958年毛澤東在天津召開的-次調研會》 )

            10月18日,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在徐水勞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寫出了一分報告,報告稱徐水縣主觀主義、強迫命令、虛假現象不少。10月底,毛澤東到河北,又聽到河北省委負責人反映:徐水縣嚴重強迫命令,對生產隊長和農民,動不動就“辯”一家伙。名曰“辯論會”,實際上變成了斗爭會。地委、省委的話,徐水縣委根本聽不進去。(魯林衛華曉韋王萍劉曉彬《紅色記憶》第十卷濟南出版社)

            還有資料顯示:毛澤東回到北京后,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關于在河北徐水縣勞動中所見所聞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盡管對徐水的成績說了很多肯定的話,但也指出了幾個方面存在的問題,如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現象在局部地區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強調軍事化、紀律性,而忽視對社員的思想工作。他們在布置生產任務時,都是簡單命令,遇事很少和社員商量。特別在處理勞動不積極、思想落后等問題時,往往采取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虛假現象。據公社干部反映,由于縣里布置任務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壓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虛假現象不少??h里和各公社對于糧食的預產估計,也多半大于實際產量。報告還提出了幾個值得研究的口號。在商莊人民公社慶祝國慶節的大會上,公社黨委書記在報告中提出了這樣的口號:“1960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建成共產主義”,“到那時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這些口號公開在社員大會上宣布是不合適的,因為有些口號不夠實際,有的則在提法上就不夠確切,喊出去,到時候實現不了,會給群眾造成不好影響。過去這個縣就曾宣布1958年9月爭取成為文化縣,而現在文盲還是不少,實際上沒有實現。毛澤東看過這份報告后,沒有急于批示,而是將它帶到了鄭州。

            10月21日,毛澤東在北京聽取劉子厚對徐水調查結果的匯報。劉子厚說:通過調查發現不少問題,主要是浮夸風和“共產風”。徐水甘薯畝產不過2000斤,對外卻說可產8000斤。還有弄虛作假,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供人參觀。毛澤東對劉子厚能夠如實反映情況很滿意。當時徐水縣已宣布為全民所有制。毛澤東說:“徐水縣實際上是集體所有,是擴大了范圍的集體所有。你們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國的全民所有。它有兩種不同,一是和過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國營工業也還不同。”毛澤東還指出,交換問題要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大范圍的內部調撥要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商業要發展,一部分是調撥性質,一部分是商品交換性質,還是貨幣交易。在分配問題上,毛澤東反對把什么都包起來,指出“多勞多得還是社會主義原則”,“要把勞動力多的積極性調動出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毛澤東還明確指出“家具可以不歸公”,私人間的債務不能“共產”,“廢除了,兩方面不舒服,借錢的覺得對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這些賬,我看還是以還為好”。在匯報到家庭生活問題時,毛澤東說:“要大中小結合,陰陽五行還要講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沒有中小,只有陰陽,就沒有五行了。”毛澤東最后談到黨的領導和干部作風問題,強調指出:“豐收有成績,容易驕傲起來,鋪張起來,不實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經不起細看,經不起分析。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書記處開會討論徐水工作。會議指出,徐水縣的共產主義試點,在政策、作風、領導等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并責成保定行署專員楊培生將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見,向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做了傳達。此后,徐水把一縣一社改為三級實權制,干部、職工恢復并補發了工資,房屋仍歸原主所有。那一年的秋糧本來長勢很好,但由于受大煉鋼鐵、大辦工業的沖擊,收獲時丟糟爛現象嚴重,入庫的糧食遠沒有預想的那么多,一估算根本不夠人們“敞開肚皮吃”,公共食堂被迫開始定量,“津貼”也沒有了。至此,徐水縣委向省委、地委遞交了檢查報告,毛澤東第一階段糾左告一段落。

          微信圖片_20210801192759.jpg

            (二)

            毛澤東從成都會議完成了反左的重大轉變

            憑什么說毛澤東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開始由原來反右傾轉向反左傾(依據吳冷西《回憶毛主席》和《毛澤東傳》改寫),武昌會議是最有說服力的解注。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是繼1月的南寧會議而召開的工作會議,都可以視為“大躍進”的動員發動會議。但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有很大不同。不同的是南寧會議是加溫,批反冒進是主調門,而成都會議是降溫,要“要壓縮空氣”,明確提出反對浮夸風和訂計劃要留有余地。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說、敢干。但與此同時,他對浮夸、虛報和高指標等,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警覺。如3月2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說:“河南省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若能做到,“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為防止“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毛澤東似乎不是即興之言地站在了這樣一個高度:“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毛澤東不避諱地指出,“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他旗幟鮮明地強調,“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

            3月25日,毛澤東專門講了思想方法問題。他不無憂慮地提出:“今年這一年,群眾出現很高的熱潮。我很擔心我們一些同志在這種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由此,他鄭重強調:“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謹慎些,給群眾留點余地,給下級留點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點余地??偠灾?,支票開得太多,后頭難于兌現。”

            成都會議結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澤東到武漢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開會,讓他們了解成都會議情況。4月1日聽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匯報一年實現綠化時,毛澤東問:“你們怎么能一年實現綠化?”勸他把指標修改一下,規劃調整一下。吳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實現綠化、消滅四害,但還是堅持一年實現“四五八”。[ 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頁。]

            4月2日聽取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匯報水利問題時說:“你們能三年改變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懷疑,多搞幾年也不要緊,……不要過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綠化、‘四無’是危險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頁。]

            4月3日聽取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匯報時又說:“說苦戰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懷疑的。三年基本改變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變?!度嗣袢請蟆凡灰S便輕易宣布什么‘化’”;并嚴肅指出:“糧食到手,樹木到眼(看得見),才能算數。要比措施,比實績。”[《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809頁。]

            4月5日聽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匯報,針對浮夸作風提出:“要搞具體措施。要看結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 毛澤東在武漢會議聽取周小舟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4月5日。]

            4月9日聽取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匯報,嚴肅批評了造假現象:“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要好好檢查,核對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 毛澤東在武漢會議聽取楊尚奎匯報時的談話記錄,4月9日。]

            4月11日,武漢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又找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專門談了宣傳問題,從吳冷西《回憶毛主席》中得到證實。

            吳回憶道: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63、64頁)

            成都會議結束后,4月中旬,中央又在武昌召開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精神還是貫徹成都會議精神。會議期間,毛主席找吳冷西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

            ——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F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干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說一年實現的,有的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 “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沒事干了嗎?要留給后代子孫一些事做?,F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向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這里。-

            ——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后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70、72頁)

            從毛澤東對吳冷西的五點指示可以清楚的看出,武漢會議仍然是降溫問題,毛澤東的每條指示都飽函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58年7、8、9、10、11五個月發生的事情,我們在前面已經做了介紹,毛澤東視察河北徐水和山東河南部分地區,召開北戴河會議通過成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初步糾正了徐水的左傾錯誤,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開始把糾正“五風”提上了工作日程。

            是不是這樣呢?

            這里無須多講,筆者把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上的講話引來,看看主席是怎么講的,誰都可以做出確切的判斷(引自百度文庫,編者)。毛澤東在11月2日上午在會上講話如下:

            “睡不著覺,心里有事。翻一番,作為第一本帳。出點題目,請大家研究。你們寫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我們現在是破落戶,一窮二白,還有一窮二弱。我們之窮,全國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間,全國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屬)。農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講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農民是年薪。五億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窮得要命。

            我們說強大,還沒有什么根據?,F在我們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實。我看沒有反映客觀事實。蘇聯四十一年,我們只有九年。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我看要過渡到共產主義,一定要讓蘇聯先過,我們后過。

            這是不是機會主義? 他是十二年只有一億噸鋼,我們也不能先過,也有理由,我們十年四億噸鋼,一百六十萬臺機器,二十五億噸煤,三億噸石油,我國有天下第一田,到那個時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國。搞不搞得到是另一個問題。

            鄭州會議的東西,我又高興又懷疑,搞四億噸鋼好不好?搞四十億噸更好。問題是有沒有需要?有沒有可能?今年到現在十一月十七日統計,只搞了八百九十萬噸鋼,已經有六千萬人上陣,你說搞四億噸要多少人?當然條件不同,鞍鋼現有十萬人,搞了四百萬噸。讓蘇聯先過,免得個人突出。

            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點白楊樹,有一種鉆天楊,長得很快,就是不結實。鉆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亂。我總是擔心,什么路線正確不正確,到天下大亂,你還說你正確啊。

            有計劃按比例,鋼鐵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現在我們誰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們可能高明一點。什么是有計劃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說,要認識客觀規律,掌握它,熟練地運用它。我看斯大林認識也不完全,運用也不靈活,至于熟練地運用就更差,對工、農、輕、重工業都不那么正確,重工業太重,是長腿,農業是短腿,是鐵拐李?,F在赫魯曉夫大有兩條腿走路之勢。我們現在摸了一點比例,是兩條腿走路,三個并舉。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我們按三個并舉,就是兩條腿走路,幾個比例,大中小也是個比例,世界上的事總有大中小的?,F在十二個報告,我看了,大多數寫得好,有些特別好??谡Z與科學名詞結合也是土洋結合,過去我們常說經濟科學文章寫的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別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們有這么多天,一個看一個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們有點按比例,三個并舉,有個重點,重工業為綱,但真正掌握客觀規律,熟練地運用它還有問題。

            我們也有缺點。北戴河會議講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點時間,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過渡到共產主義還有五個條件:1、產品極為豐富,2、共產主義思想覺悟道德的提高, 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種差別和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消滅,5、國家除對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漸消失。

            三個差別、資產階級法權消滅沒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著急,還是青年人急,三個條件不完備,不過是社會主義而已,這個問題請大家想一想,這不是說我們要慢騰騰的,多快好省是客觀的東西,能速則速,不能勉強,圖101飛機高到一萬多公尺,我們飛機只幾千公尺,速度是客觀規律,今年糧食九千億,我不信,七千四百億已經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滿意了,我不相信八千億斤,九千億斤,一萬億斤。

            四十條這個問題,如果傳出去,很不好。你們搞那么多,而蘇聯搞多少?叫做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到,誰也不相信,說中國人吹牛,說受實禍,美國人可能打原子彈,把你打亂,當然也不一定。我看還是謹慎一點,糧食多一點沒關系,但每人一萬斤也不好,聽說有幾個姑娘說,不搞畝產八萬斤不結婚,我看他們是想獨身主義的,把這個作擋箭牌。據伯達調查,她們還是想結婚的,八萬斤是不行的。

            四十條綱要要有兩種辦法,一是認真議一下,作為全會草案討論通過,另一種辦法是根本不討論,不通過,只交待一下,說明鄭州會議的數字沒有把握,但有積極意義。

            劃線問題。要不要劃線?如何劃法?鄭州會議有五個標準,山西有意見。建成社會主義的集中表現為全民所有制,也與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設社會主義?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兩個報告提出兩個標志:一是消滅階級,一是工業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照他們的辦。我們講五個標準。我們以完成全民所有制為第一標準。另外一個辦法,是不這樣講,象北戴河會議一樣,只講幾個條件,什么時候建成不說,可能主動一些。

            蘇聯生活水平比我們高,還未過渡,北京大學有個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說“一塊錢的共產主義,老子不干”,徐水發薪也不過二、三元?,F在就是吃窮的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向共產主義過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點恐慌,怕犯什么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腦子也活動了,認為長一點也可以。還有完成“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壓倒優勢才叫化。

           ?。▌⑸倨娌逖裕哼_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園林化)

           ?。ㄅ碚娌逖裕何覀兏懔送粮?,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照你的說法,十八年建成社會主義大有希望?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時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

            會不會潑冷水?要人家吃飽飯,睡好覺,特別人家正在鼓足干勁,苦戰幾晝夜,干出來了,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F在要減輕任務,水利任務,去東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國還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一千九百多億土石方總是多了,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要比去年再加一點,搞六、七百億,不要太多。希望你們討論一下。此外,還有什么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也可以考慮減輕些,任務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從反面考慮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幾十番就要考慮。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雖然你們說要搞基點(鋼、煤),但要幾個月才能搞成?河北說半年,這還要包括煉鐵、煤炭、運輸、軋鋼等等,這要議一議。我看還是穩一點,水利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億了嗎?我說還是留一點兒給兒子去做,我們還能都搞完???

            此外,各項工作的安排,煤、電、化學、森林、建筑材料、防止、造紙,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明天搞個上半年,行有余力,情況順利,那時還可起點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點,不要象唱戲拉胡琴,弦拉的太緊了,有斷弦的危險,這可能有一點潑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聽不進去,無非罵我們右傾,不要怕,硬著頭皮讓下面罵,翻一番,自從盤古開天地,全世界都沒有,還有什么右傾???!

            農業指標搞多少?

           ?。▌⑸倨娌遄欤簩ν饷嬲f搞一萬億斤差不多,每人有兩千斤就差不多了。)

            北戴河會議的東西還要議一下,機床八萬臺,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萬臺,有那么厲害?我看非畝產八萬斤不結婚,也是非現實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頓四個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萬人檢查團,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時,如只睡七小時是未完成任務,我是從未完成任務的,你們也可以檢查貼大字報,食堂如何,要有個章程,人民公社要議一下,搞個指示,四個月能不能整頓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F在據湖北說,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的比較好了,我是懷疑派,我看十個公社,有一個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幫助搞好一個公社,時間四個月,到那時候要搞萬人檢查團,不然就有亡國的危險。

            杜勒斯、蔣介石就罵我們搞人民公社,都這樣說,你們不搞公社不會亡,搞會亡,我看不能說他沒有一點道理??傆袃煞N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會亡,托兒所也會亡,湖北省谷城縣有個食堂就是如此。托兒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幾個孩子,父母一定會帶回的。既然托兒所、幸福院會垮,人民公社不會垮?我看什么事都有兩種可能性:垮與不垮,合作社過去就垮過的,河南、浙江都垮過,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個省,一個社也沒有垮?無非是沒有報告而已。---

            毛澤東是反左還是反右?只能說反左,不是反右毛澤東從反右到反左傾的轉變就是這樣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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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毛澤東是反“大躍進”中左傾錯誤的旗手

           ?。ㄒ罁抢湮鳌痘貞浢飨贰睹珴蓶|傳》改寫)。

            鑒于浮夸風和共產風已在全國泛濫,毛澤東在初步解決河北徐水問題之后,又馬上轉向糾正全國性的左傾錯誤。為解決全國性的左傾錯誤,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多次召開黨的中央會議和工作會議專門解決“五風”問題,可以說,毛澤東為此付出極大的努力。這里僅以兩次鄭州會議為例,足以見證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力度和決心。

            第一次鄭州會議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同志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因后來又在鄭州召開了第二次工作會議,故1958年的工作會議被稱為第一次鄭州會議。這次會議,著重研究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種種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講話,帶頭提出了一系列糾正“五風”的意見。毛澤東講話的基本精神是:

           ?。ㄒ唬娬{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制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劃清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制的原則界限。對于澄清混亂思想,遏制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是有積極作用的。

           ?。ǘ┲赋鋈∠唐方洕沁`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少奇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的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他說: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么經濟聯系,商品與資本主義聯系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系,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澤東 11月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ㄈ嵤虑笫?,不許說慌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毛澤東提出,要把改進干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

           ?。ㄋ模┙ㄗh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F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澤東:《關于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中,反復倡導讀馬列的書,力求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武裝黨員干部的頭腦,以統一思想和行動,這是一種高屋建瓴的領導藝術。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后改為《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后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

            盡管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由于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于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毛澤東辛辛苦苦力糾“五風”,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進行了耐心的溝通,然而他們并沒有引以為戒。鄭州會議結束后不久,人民日報照樣鼓吹浮夸風。 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 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浮夸風有增無減。

            為繼續糾正“五風”錯誤,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由毛澤東主持在湖北武昌舉行了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這次著重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把糾正“五風”仍然作為中心話題,關于糾正“五風”的意見有以下要點:

           ?。ㄒ唬┡u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國現階段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F在一吹,吹得那么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ǘ┲赋鋈嗣窆缬袃煞N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么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說這一句,在我腦子里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么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里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個辦法就比較可靠了。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

           ?。ㄈ娬{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 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F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 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里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么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于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么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后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辦法,把指標減低?”他還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由于當時許多領導干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壓縮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仍然偏高。但毛澤東在會議上講的這些話,確實反映了他當時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ㄋ模┡u弄虛作假的浮夸風,要求經濟事業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他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后面的。

           ?。ㄎ澹娬{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赋鲇幸徊糠?ldquo;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現在還有用,不能破除,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系,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干凈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第二次鄭州會議。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于是,毛澤東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這次會議,專門研究糾正 “共產風”的問題。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

            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毛澤東在3月5日的發言中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于放屁。” 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提出了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的意見。

           ?。ㄒ唬┲赋鋈嗣窆绲募w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的批評和糾正劉少奇所推行的一律實行的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ǘ﹫猿职磩诜峙湓瓌t,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后,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按:劉少奇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

           ?。ㄈ┲赋?ldquo;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我們怎么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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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從《六十條》的產生看毛澤東糾左的力度

           ?。ǜ鶕?逸文研究60條誕生文章改寫)

            初期人民公社是在試點不足的情況下誕生的。因為沒有一套明確的章程,公社成立之初發生了以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在糾左過程中感受到,為保證人民公社健康發展,必須盡快搞出一套人民公社的管理章程來。又考慮“搞一個人民公社章程恐怕困難”,到1961年2月,毛澤東提出要“準備一個工作條例,把公社各級組織的職能、權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規定好。規定好了,就好辦事了。” 遵照毛澤東的要求,從1961年初到1962年,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形成和出臺了《農村工作六十條》(簡稱《六十條》)?!读畻l》是針對初期人民公社存在的嚴重不足而制定的,被原副總理薄一波稱贊為農業憲法,它的出臺把人民公社逐步引上健康發展的軌道。而《六十條》并非一下子就搞出來的,先后搞了三個版本,通過三個版本的修改過程和解決的問題,可以窺見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深度和力度。

            第一個《六十條》的產生

            1961年2月25日,毛澤東在廣州指定陶鑄掛帥,陳伯達輔助,廖魯言、田家英、趙紫陽、王錄等人起草公社條例。3月6日完成初稿,經胡喬木修改,即于3月10日送政治局常委召開的“三南”會議審議。3月15日,經胡喬木再次修改定名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第二稿,隨后印發中央廣州會議討論。第二稿共50條9千字,經討論修改的第三稿改成60條約1200字,定名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3月22日廣州工作會議通過了第三稿,29日中央正式下發全國。

            第一個《六十條》首先明確農村人民公社的性質以及公社內部三級各自的責權利,確定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條例規定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第一條),公社內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以生產大隊所有制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第二條)。在生產大隊范圍內,“一切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都屬于生產大隊所有。各生產隊按包產計劃上交的產品和收入,生產大隊直接經營所得的產品和收入,也都屬于生產大隊所有,由生產大隊分配”(第十七條)。生產大隊所有制的確定,從制度上制止了公社及其上級對農村基層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地無償平調,也有效地克服了公社內生產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條例另一個減少生產大隊間平均主義的舉措是縮小生產大隊的規模,“生產大隊的規模不宜過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經濟水平相差過大的生產隊拉平”(第五條)。對于公社,條例除了規定其行使鄉政府的行政職權外(第九條),更多的是要求公社不要對其下級“管得太多太死”,其中包括“不許瞎指揮生產”,“不許硬性攤派”,“不許無代價地調用勞動力、生產資料和其他物資”等(第十條)。公社管理農業生產的職權較前大大減小。對于生產隊,條例規定:固定給生產隊的“資金、物資、設備、林木和牲畜,都歸生產隊全權支配,公社和生產大隊都不能調動”(第二十六條)。這等于承認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同時,條例要求“生產隊必須認真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避免社員和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第三十三條)。

            其次,農民的基本財產權和家庭副業的經營權得到了明確的保障。條例規定:“要保障社員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車、縫紉機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第四十條)。條例還為家庭副業單列一章(第六章),承認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第三十六條);社員除耕種不超過當地耕地5%的自留地外,還有權開墾荒地、飼養家禽、從事漁獵、采集和手工生產等(第三十七條);“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都歸社員所有,都歸社員支配。……都可以拿到集市上進行交易”(第三十八條)。上述有關社員的條款,在制度上制止了上級對社員私有財產的隨意剝奪,承認了社員基本的經濟民主權利。

            綜上,第一個《六十條》為公社新體制搭建了一個雛形,為進一步克服兩個平均主義提供了繼續修改的思路和方向。

            第二個《六十條》的形成和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六十條》搞出后決定下發各省討論。下發時中央還還付發了《討論第一個六十條給全黨的信》,要求“把這個條例草案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讀給和講給人民公社全體黨員和全體社員聽”。同時要求各地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提出“對于這個條例草案的各種修改意見。”公社條例傳達后,農村基層干部和社員的總體反映是積極的。甘肅玉門市委第一書記劉長亮在玉門鎮下東號大隊宣講第一個六十條時,“干部和社員精神集中,聽到高興的時候喜笑顏開,碰到不懂的地方插話提問。這幾天來,無論在干活休息的時候,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或是在串親訪友的時候,社員們都在談論‘六十條’”。第十一隊社員魯建榮(貧農)說:‘這幾年一年不如一年,弄成這么個爛攤子,現在毛主席定出了好辦法,以后日子就好過了。’薄一波認為,第一個《六十條》,“從后來的反映看,其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社隊規模問題和社員的家庭副業問題。”條例中關于縮小社隊規模尤其是縮小生產大隊規模的規定是與克服生產隊間的平均主義聯系在一起的。1961年2月6日毛澤東指出:“我看一個生產(大)隊管不了這么多,太大了。在一個基本核算單位里,有富的、中的、貧的,這就有問題,群眾就不滿意。”

            第一個《六十條》確定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之后,縮小生產大隊規模遂成為克服平均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1961年4月,山東省委根據公社條例關于生產大隊的規模原則上應該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第五條)的要求,作出更為具體的規定:“生產大隊的規模,一般地應該相當于一九五七年時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多數是一個自然村一個大隊。雖然一個原高級社或一個自然村一隊,但規模過大,群眾要求分開的,應該適當分小。”山東“全省調整體制以后的生產大隊平均156戶,基本上是一村一個大隊,大村一村數隊,少數居住集中的小村數村一隊。調整后的生產隊平均35戶”。東北地區在第一個《六十條》公布后,馬上做出響應,計劃把生產大隊由26600個增值35000個左右;相應的,公社由1500多個增至3000個左右,生產隊由123000多個增至15萬到18萬個。人;現在路一大隊只有7個生產小隊,200來戶,866人。”可見,全國農村縮小生產大隊規模的現實證明,毛澤東的主張和農民的想法是一致的。

            為修改第一個《六十條》,中央決定于1961年5月中旬在北京再次召開工作會議。4月25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信中說:“此次會議的任務是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農民和干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五風’,不討論工業和城市整風問題,……為此,到會各同志,應利用目前這一段時間,對農村工作中的若干關鍵問題(包括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五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5月6日,毛澤東又寫信給李井泉、陳正人,提出將5月中旬的會“推遲到五月二十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食堂、供給制等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在毛澤東和中央的反復督促下,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人紛紛下鄉調查研究,收集農村基層對《六十條》的意見,為第二個《六十條》的誕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此期間,除毛澤東下派的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個調查組返回最初的調查點繼續調研外,中央主要領導人劉少奇到湖南長沙、寧鄉縣,陳云到上海市郊的青浦縣,陳正人到四川簡陽縣,周恩來到河北武安縣,鄧小平、彭真組織調查組到北京市郊的順義、懷柔縣,朱德到四川、河南等地,鄧子恢到福建龍巖地區進行調研。此外還有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或其領導的調查組到本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同時中央還下派一批調查組到各地農村調研,像是到河北邯鄲的謝富治調查組,遼寧海城縣胡耀邦調查組,河北徐水、安國縣楊尚昆調查組,河南長葛縣習仲勛調查組,甘肅天水錢瑛調查組,山西長治廖魯言調查組,黑龍江雙城王從吾調查組,山東泰安平杰三調查組等等。這是中共黨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村調研。這些調查組發給中央的報告,不約而同地都主張立即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給制,像周恩來、胡喬木、鄧小平等領導人甚至直接參與了當地公共食堂的解散工作。為什么公共食堂和供給制此時已成眾矢之的?批閱大量調查報告后的毛澤東,在4月9日一語道破:“供給制,是多勞多得,還是多勞不能多得?平均主義問題嘛!食堂也是個平均主義問題嘛!”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給制已成全黨的共識,自然成為下一次《六十條》修改的主要內容。1961年5月21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第二個《六十條》初稿提交會議討論,6月5日產生第二稿。6月15日毛澤東審定后正式發出,定名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條例仍為10章、60條,在結構、標題等方面與第一個《六十條》相同;文字增加二千多字,完全未改動的只有8條即第一、五、七、十八(原第十九條)、二十七條(原第二十五條)、三十八(原第三十六條)、四十一(原第三十九條)、五十五條;增寫了山林(第二十一條)和公社各級干部必須遵守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四十七條)兩部分。

            第二個《六十條》最大的突破是刪掉了第一個公社條例中有關供給制的內容,同時規定:“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對于參加和不參加食堂的社員,生產隊都應該同樣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視”;“社員的口糧,不論辦不辦食堂,都應該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第三十六條)。為了徹底打消農村基層對解散食堂的顧慮,中共黃岡地委正式宣布:“辦不辦食堂,辦什么樣的食堂,完全由群眾討論決定。不參加食堂的社員(包括黨、團員和干部),不算違反黨的政策,不算思想落后,不算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對參加食堂和不參加食堂的社員,在糧食、蔬菜、油鹽、柴禾等物資分配上,應一視同仁。”這等于搬掉了在解散食堂問題上巨大的政治壓力。公共食堂的解散,既使供給制失掉了存在的主要依托而迅速垮臺,又鏟除了基層干部利用社員口糧集中于食堂由其負責具體支配而多吃多占的管道,可以說是真正觸動了大公社體制的根基,動搖了生產隊內社員間平均主義的制度基礎。食堂的一哄而散大快人心,在韶山調查的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信說:群眾對食堂解散“的熱烈程度難以想象,甚至說成是‘第二次解放’”。毛澤東聽說大部分農村公共食堂散了伙,如釋重負,認為“這是一件大好事”。第二個《六十條》第三十五條規定:“生產隊必須認真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避免社員和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可是,那些在按勞分配制度下難以解決溫飽的困難農戶如何安置?同一條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對于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疾的社員,家庭人口多勞動力少的社員,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發生困難的社員,實行供給或者給以補助。這個供給和補助的部分,從公益金內開支”;公益金占生產大隊可分配總收入的3%-5%(第二十六條)。這個平均主義的尾巴一直保留到人民公社解體,這是國家長期保持對農產品的高征購和農業水平低下雙重壓力下的無奈之舉。既便如此也應該承認,公共食堂的取消和按勞分配的恢復,對于大公社內農民個人間的平均主義是一個比較徹底地顛覆和解決。

            第三個《六十條》的形成和解決的問題

            對于第二個《六十條》毛澤東仍然認為是一個未定稿。隨下發各地進行第二次大討論。第二個條例下發時,同時下發了《關于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再次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保證把這個工作條例的每條、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訴群眾”之外,還提出了各級黨委在“深入地展開討論,并且在群眾同意的基礎上,領導群眾逐步實行”的新要求。各省委接到新公社條例后,都迅速召開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學習貫徹新《六十條》及中央指示精神。省三級干部會議結束后,縣召開有縣公社生產大隊三級干部會議。在縣的黨員干部會議后,以公社為單位召開公社和生產大隊兩級或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黨員干部會議。最后在普通群眾中傳達討論。“為了把‘六十條’的宣傳做得深入扎實,”省委要求“各縣委組織一個報告員隊伍。”報告員一般由縣委各部門負責人或公社黨委書記、社長擔任,還吸收了部分優秀基層黨員干部和中學教師。對普通群眾的傳達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使‘六十條’,人人聽到,人人聽懂。討論中使群眾都能暢所欲言;干部和群眾都能按‘六十條’辦事”。9月6日,毛澤東批轉了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全國貫徹第二個《六十條》的報告。該報告指出,第二個“六十條初步貫徹執行以來,農村形勢已明顯好轉。“普遍實行了糧食分到戶的辦法”,公共食堂“大部分有領導地解散了”。但是,各地“平均主義思想依然存在”;有些地方“還沒有解決集體責任制和個人責任制正確地結合的問題”。報告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指向了生產大隊基本核算制的弊端。如果說第二個《六十條》通過取消供給制和公共食堂重點解決社員間的平均主義;那么第三個《六十條》的重點就是要在制度上消除生產隊間的平均主義,毛澤東再次領導了這次公社體制的重大變革。

            為了解掌握各地對第三個《六十條》的反映,毛澤東又東河北進行調查。1961年9月27日,毛澤東在邯鄲聽取山東、河北省委的匯報時說:現在公社內“不以腳為基礎,以腰為基礎,腳去生產,腰在分配,鬧平均主義”;第二個《六十條》第二十條要求的生產大隊對生產隊實行的“三包一獎”制是“煩瑣哲學”,“算賬算不清,強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義。三包一獎搞了六年之久,從來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兩天后,在看過山東、湖北和河北等省委主張推行生產隊基本核算制的材料后,毛澤東寫信給中央常委:“我們在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為統一全黨認識,中央10月7日發出《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指出:“就大多數的情況來說,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比較好的。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改變生產的基本單位是生產隊,而統一分配單位卻是生產大隊的不合理狀態”。指示同時要求:“各級黨委的有關的負責同志,都要親自下鄉,……深入地進行調查研究”。1962年2月23日,中央發出《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該指示為第二個《六十條》的修改定下了基調。6月17日,改出第三個《六十條》的草稿毛澤東閱后批示:“引發各同志討論,提出修改意見。”這個修改稿于8月6日發給各省、市、區黨委,同時提交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9月29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就是第三個《六十條》。

            第三個公社條例仍為60條,由原來的10章壓縮為9章(即把第二個條例的第二、三章合并),但比第二個條例多了4000字左右。由于生產大隊在新條例中已不再是基本核算單位,生產大隊這一章由12條壓縮為2條;相對應的,由于生產隊在新條例中已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這一章就由10條增加到19條。第三個《六十條》最大的成果,就是正式確立了在我國農村持續近20年的生產隊基本核算制,賦予生產隊更加清晰和完整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生產經營權、收益分配權等。從而在制度上基本克服了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新公社條例第二十條:“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他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的分配。這種制度定下來以后,至少三十年不變。”為了保護生產隊的權益,第二十一條規定: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占用;生產隊范圍內的勞動力,都歸生產隊支配,不經生產隊同意不許抽調;生產隊所有的大牲畜、農具,公社和大隊都不能抽調。第二十二條:生產隊對生產的經營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權。在克服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方面,新條例要求生產隊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生產隊“可以采取基本口糧和按勞動工分分配糧食相結合的辦法,可以采取按勞動工分分配加照顧的辦法”;但同時須“確實保證烈士家屬、軍人家屬、職工家屬和勞動力少、人口多的農戶能夠吃到一般標準的口糧。

            至此,1958年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大量非理性的做法,一平二調共產風、浮夸風、吃食堂、急于取消商品交換、取消按勞分配、窮過渡等等問題,都得到糾正和找到解決的辦法,最后,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和組織形式被法定下來。這是毛澤東和全黨幾年奮斗的結晶,它吸納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成為引領七億農民沿著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綱領。貫徹《六十條》的人民公社徹底改變了初期人民公社的弊端,所以,拿58年“左”的人民公社否定60條以后的人民公社,是抹殺黨和毛澤東20年探索社會主義的積極成果,是開歷史的倒車。

            考究到這里,筆者公布一份國家領導人在“大躍進”年代文選比較的資料,這份資料是國家資料館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國家領導人只有毛澤東周恩來陳云的文選中有反“五風”的內容,其他領導人都沒有這方面的文章,而毛澤東又顯特別。在毛的文選里,關于剎“五風”的文章就有27篇,對同一問題發表那么多講話在毛澤東文選中是絕無僅有的。從比較可以看出,究竟誰是真正的左傾錯誤的反對者。

            毛澤東是左傾理論的炮制者嗎?

            不是!

            毛澤東是左傾路線的推行者嗎?

            不是!

            毛澤東是反左傾的旗手,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衛士。

          微信圖片_20210722085328.jpg

            (五)

            毛澤東應為左傾錯誤負主責的誤判是怎樣形成的

            筆者通過考證發現,主要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一般群眾不了解當時中央決策程序,誤認為凡中央的決策都是毛澤東決定的。

            事實是:1956年以后,毛澤東提出退居第二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持。按照這個分工,中央的重大決策如長期發展規劃的制定、每年經濟計劃的制定、包括一些具體政策的制定,通常由劉少奇主持討論,形成文件后報毛澤東審閱簽發,然后以中央文件下發,并由第一線的領導按分工組織實施。對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通常不過多干預。按照權力與責任共存的原則,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有很大的權力,但如果因工作指導發生重大錯誤,他們也要負相應的領導責任。“大躍進”運動的左傾錯誤集中表現在人民公社的問題上,劉少奇是人民公社的創建人,對人民公社的錯誤負主要責任是理所當然的。但由于人們不知道中央的決策程序,以為人民公社的問題是毛澤東決策錯誤造成的,把劉少奇所犯的錯誤也被誤認為是毛澤東所犯的錯誤。

            第二個原因是,沒有弄清“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是執行中的錯誤還是決策失誤的界限,把執行中的錯誤誤認為是決策的錯誤。

            現在應當清楚了,大躍進是中國夢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決策“大躍進”是完全正確的;“大躍進”的決策是關于中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全面躍進的大系統,人民公社問題在這個系統中只是子系統,還是局部與全局的關系;人民公社雖然也存在決策問題,但放在“大躍進”的全局中仍然屬于執行的問題。但虛無主義者把二者混為一談,就使不明真相的群眾產生一個錯覺,把執行中的錯誤也當成決策的失誤。關于這一點,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講的非常清楚。周恩來在在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時指出:“這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成績是偉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后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于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于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這段講話給總結經驗教訓明確了一條很重要的原則:即不能把執行中的錯誤與決策失誤混為一談。同時也提醒中央領導同志要嚴于自律,不要把自己所犯的錯誤推到毛澤東的身上。人們對毛澤東的誤解正是這樣產生的。

            第三個原因是,否定派在宣傳上采用了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本不屬于毛澤東的錯誤轉嫁到毛澤東的頭上。

            筆者問過許多人,有老人也有年輕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誰講的?得到的回答幾乎是一致的:都認為是毛澤東喊出來的。根據是什么?他們說:毛澤東歷來強調人的因素,他說過,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任何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就是這樣的寫照。不錯,毛澤東是講過只要有人就可以創造人間奇跡,這是肯定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把主觀能動作用過分的夸大了,是浮夸風的典型例子,是毛澤東極力糾正的。毛澤東從來不相信農業可以翻番增長。1958年11月,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強調:不要說假話,說假話于己于人不利,不要因弄虛作假而“招實禍”。毛澤東說,如果每畝地增產100斤,200斤,他就十分高興,如果說他右傾,他甘當右傾,并引以為榮。關于這個口號的來源,筆者在《否定派是怎樣改寫大躍進歷史的》一文中已經介紹過,這是劉少奇同志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在聽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的匯報后,問還能不能再高產的背景下,由調查人劉西瑞寫回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調查報告。這篇報告1958年8月2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是給浮夸風添柴的,這里就不詳細介紹了。

            第四個原因是,人們曲解了毛澤東關于“大躍進”的檢討。

            毛澤東自己多次檢討,他要為“大躍進”中的錯誤負責。他說和中央直接有關的錯誤他要負責,間接的錯誤也要負責。為什么呢?毛澤東說因為他是黨的主席,一大頓事沒有管好。毛澤東這樣做是勇于擔當,一般群眾不知情,信以為真。劉少奇同志在“大躍進”中的許多嘗試,如辦大伙食堂,敬老院,集體宿舍夫妻分居,供給制,毛澤東都是不贊成的。但出于對新生人民公社和少奇同志勇于嘗試精神的愛護,只能因勢利導,不能橫加指責。如廬山會議,彭德懷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判,黨內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都認為,彭的許多責難主要是指向劉少奇的,毛澤東為維護第一線領導同志的威信,卻把一線領導所犯的錯誤主動地承擔起來。這是毛澤東高風亮節的領袖風范,但我們不能聽任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臟水潑到毛澤東的身上。事實上,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不是不講原則的。他講彭德懷給他加了兩大罪狀,一是1070萬噸鋼,二是人民公社。毛澤東說1070萬噸鋼是他定的,他負責。但對人民公社他不該承擔全部責任。毛澤東說,人民公社他沒有發明權,只有推廣權,言外之意,發明人民公社的劉少奇同志有重要責任。但歷史虛無主義者不顧這一歷史事實,確說毛澤東也頭腦發熱,他自己都說他承擔責任。他們對外就是這樣宣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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