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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女干部究竟有幾人?她們又經歷了怎樣的生死抉擇?

          彭蘇 · 2021-07-22 · 來源:黨史博采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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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工農紅軍軍史上,有30多名女干部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但迄今很多雜志報紙對具體人數和人名都說法不一。究竟是哪些女干部參加了長征?中央當年是如何決定女干部長征去留的,其間有著很多鮮為人知的內幕細節。而無論參加長征或是留在中央蘇區的女干部,都給后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決定參加長征女同志的三份名單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屬機關召開了一次特別干部會,參加人員有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中央組織部部長羅邁(李維漢)和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等,博古妻子劉群先、羅邁妻子金維映和鄧穎超等女干部也參加了大會。

            大會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部長)林伯渠主持。他首先介紹了當前的形勢,明確地告訴與會干部,中央已決定要開始離開蘇區:“敵人對我們采取步步為營的干水塘政策,水干了,就捉魚……所以現在我們要轉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眾工作,幫助群眾把糧食和一些貴重東西藏好,組織赤衛隊加強巡邏放哨,先不要對群眾說我們要走。”也許是他想到了放棄中央蘇區的后果,林伯渠竟然在大會上當眾流下了眼淚。

            早在7月初,中央就派出紅7軍團北上,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并于8月初再派出紅6軍團西征,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減壓和探路。這次大會,中央領導第一次給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各部門負責人透露準備離開蘇區的意圖。

            林伯渠說完后,博古接著講了話,他對與會干部們說道,“我們先突圍出去,過兩個月再反攻,我們還要回來的……”。

            盡管當時蘇區的形勢已經非常緊張,但李堅真對中央準備撤離蘇區的決定并不以為然,幾十年后,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我對前線斗爭的形勢不太了解,還真以為很快就會回來的,就悄悄對坐在我旁邊的劉群先和金維映說,‘過兩個月就回來了怕什么。’劉群先拉拉我的衣襟,偷偷說,‘我們可能回不來了’”。

          微信圖片_20210722171301.jpg

          ◆長征到達陜北的四位女紅軍合影,左起:陳琮英、蔡暢、夏明、劉英。

            大會結束后,博古交給李堅真一項任務:要她負責動員婦女為紅軍趕做20萬雙草鞋和10萬條米袋子;而組織部長羅邁則交給她另一項任務,那就是要她擬出跟隨紅軍長征的女干部名單。

            到底哪些女干部能夠隨軍行動呢?張聞天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筆記》中回憶:“關于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和周恩來所主持的三人團決定……高級干部,則一律由最高三人團決定。”而對參加長征的女干部,中央高層有一個內部規定。

            中央的這一規定是,參加長征的女干部要具備3個條件:第一必須要是中共黨員,思想政治上絕對可靠;第二必須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會做群眾工作;第三要身體強壯,能適應艱苦的環境。

            李堅真早年在彭湃的引導下參加革命,曾是中央蘇區第一位女縣委書記,年初剛當選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委并接任中央婦女部部長一職。她哪里想得到,羅邁交給她擬出跟隨中央紅軍長征的女干部名單這一任務,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女干部的生與死。

            幾十年后,李堅真仍然清楚地記得羅邁當年告訴她的話,“組織上決定要挑選一批身體好、會做群眾工作的婦女干部,隨部隊轉移,到湘西去開展婦女工作,你們婦女部先提出個名單給我,然后通知她們到衛生隊去檢查身體,身體合格的,就可能隨部隊走了,總數不要超過30人。”

            大會結束后,李堅真便按照羅邁給她的這3個條件,開始選擇擬定參加長征的女干部名單。

            其實,關于隨軍參加長征的女干部人員,當時中央有3份名單:

            第一份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組織部直接擬定的名單,這份名單包括中央領導人的妻子以及在中央直屬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女干部。這份名單上的女干部不需要進行體檢,是無條件要參加長征的人員。

            第二份是由總政治部擬定的,主要是那些在紅軍中工作的女干部。

            羅邁交給李堅真的任務是擬定第三份名單。

            第二份和第三份名單上的女干部,必須符合中央高層規定的3個條件,必須要通過體檢。

            落選者和確定參加長征的人員

            經過嚴格的體檢后,不少女干部沒能通過,這意味著她們將和那些夫妻被迫分離而留在蘇區的女干部一樣,只能留下打游擊。

            這些留在蘇區的女干部中,職別最高的無疑就是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員(部長)梁柏臺的妻子周月林,這位李堅真前任的中央婦女部長,曾和丈夫一同當選為第二屆中央政府執委,還因是中央主席團唯一的女性而名噪一時;還有林伯渠的妻子、中央政府內務部優待紅軍局局長、中央蘇區著名的婦女領袖、第一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女性中央執委范樂春;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妻子、中央秘書處收發員郭香玉;曾任軍委秘書長和紅5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的妻子、中央政府秘書、曾任蘇區中央局秘書科科長的王叔振;中央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的妻子、曾任福建汀州市委宣傳部長的陳碧英;中央政府勞動人民委員(部長)鄧振詢的妻子、江西省總工會女工部長和中央政府執委黃長嬌;以及曾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妻子、紅軍總衛生部藥材局局長兼衛生材料廠廠長唐義貞等人。

            而中央最后批準參加長征3份名單上的女干部共有33人:

            第一份由中央和中央組織部直接擬定的名單上共有10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執委、全總女工部長劉群先(博古妻子)、中央機關機要收發蕭月華(李德妻子)、中央政府執委、中央機關秘書長鄧穎超(周恩來妻子)、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兼組織部長蔡暢(李富春妻子)、中央政府執委、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金維映(羅邁妻子)、在少共中央工作的廖似光(凱豐妻子)、國家保衛局黨總支書記陳慧清(局長鄧發的妻子),還有就是沒有結婚的李堅真本人和少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劉英(后為張聞天妻子)。

            第二份由總政治部擬定名單上有6人,主要是那些在紅軍中工作的女同志: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政委康克清(朱德妻子);中革軍委無線電報務員兼朱德的報務員李建華;中央軍政學校黨總支書記邱一涵(紅3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妻子);紅9軍團干部楊厚珍(軍團長羅炳輝妻子);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李伯釗(紅3軍團政委楊尚昆妻子);中央蘇區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周越華(中央政府衛生局局長賀誠的妻子)。

            李堅真親自擬定的第三份人員名單上有17人,其中有7名是她屬下的中央婦女部和各省婦女部的干部:中央婦女部委員王泉媛(長征中與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王首道結婚)、中央婦女部干事鐘月林(后為宋任窮妻子)、中央婦女部秘書闞思穎(甘棠)、江西省委婦女部干事危秀英、閩贛省委婦女部長吳富蓮、粵贛省委婦女部副部長李桂英、福建省委婦女部部長鄧六金(后為曾山妻子);此外,還有從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任上調到紅一方面軍工作的劉彩香(后為紅9軍團參謀長畢占云妻子);《紅色中華》報發行科科長錢希均(毛澤民妻子)、曾任中共瑞金縣委組織部長的賀怡(賀子珍妹妹、毛澤覃妻子)、江西長勝縣委宣傳部長彭儒(陳正人妻子)、 國家保衛局機要員謝飛(后為劉少奇妻子);中央蘇區工農劇社總社副社長危拱之(葉劍英妻子);福建省委秘書處干事謝小梅(羅明妻子)、紅軍后方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蔡紉湘(曾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央局秘書長歐陽欽的妻子)、中央黨校教員吳仲蓮等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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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長征部分女紅軍1949年合影。

            名單上最后一名女干部,李堅真幾十年后在回憶錄中明確地記載:“還有一位是興國人,想不起她的名姓,她是左中農的愛人。”但幾乎所有的文章中都沒有此人的記載,現有的資料也查不到“左中農”是何許人也。

            由于李堅真當時擔任中央婦女部長,又是親自擬定第三份參加長征女干部名單的人,因此她在幾十年后的回憶錄中記述的上述三份參加長征名單上的人員,應是準確無誤的。

            參加長征人員的變動和落選者的經歷

            長征開始前后,33人的長征女干部名單又出現變動。

            首先是已列長征名單中的賀怡,因為丈夫毛澤覃沒能參加長征,她自己也留在了中央蘇區。毛澤覃犧牲后,賀怡和父母在深山中的一處寺廟當了3年尼姑。1937年8月抗戰開始后才下山,出任吉安新四軍通訊處統戰部長。

            彭儒在長征開始后涉水過于都河時,因渾身被河水浸透著涼而發起高燒,只好被送回中央蘇區,后來蘇區中央局決定讓彭儒和陳正人夫婦前往白區養病。1937年春,夫婦二人才到達延安。

            而沒被列入名單的紅5軍團參謀長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懷孕被留在蘇區,她竟然挺著7個月的大肚子悄悄地跟在長征隊伍的后面,竟作為“編外”人員走完了長征。

            這樣一來,實際上參加長征的女干部,不算名單中的賀怡和彭儒,再加上名單外的曾玉,實際參加長征的還是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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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長征的部分女紅軍于1959年合影。

            沒能參加長征而留在蘇區的女干部,她們的經歷令人噓唏。

            李堅真前任的中央婦女部長周月林,因丈夫梁柏臺被留在蘇區而未能參加長征。后來梁柏臺不幸犧牲,周月林在與瞿秋白等人突圍時被俘,建國后在上海當了一名街道干部。1955年因懷疑當年出賣了瞿秋白而被逮捕關押20多年,1979年因有關部門從敵方當年的報紙上發現,出賣瞿秋白另有其人,她才被宣告無罪。

            林伯渠的妻子范樂春因為剛剛生下孩子,只得留在了中央蘇區。主力紅軍長征后,范樂春出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婦女部長,在3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中經歷生與死的考驗后有幸挺了過來。卻因積勞成疾,不幸于1941年病逝,建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董必武的妻子陳碧英,在長征前的體檢中因為體重差了一斤而沒有被列入長征的名單。長征開始后,她固執地跟著長征隊伍走了3天,最后還是不得不與董必武分手。返回中央蘇區后,她與組織失去聯系。白色恐怖下,在母親的苦求下與村里的一名光棍結了婚。建國后,她才得知董必武在北京,聽說董必武已經再婚時,她決定放棄尋找董必武,作一個普通農婦度過了余生。

            中央政府勞動人民委員(部長)鄧振詢的妻子黃長嬌,因為懷孕留在蘇區,被敵人俘虜后,這位昔日的中央政府執委多次被敵人倒賣給人做老婆。建國后,黃長嬌曾任瑞金縣婦聯主任、副縣長和縣政協副主席。許多文章將她也列入參加長征女干部名錄中,這顯然是錯誤的。

            曾任蘇區中央局秘書科科長的中央政府秘書王叔振,因其丈夫劉伯堅被留在中央蘇區,她也被留下。1935年劉伯堅在江西作戰負傷被俘后英勇就義,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帶鐐行》。王叔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頑強堅持斗爭,然而,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保衛局,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處死。1995年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的李升泉、朱茂林《馬背上的共和國》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處死她的原因是因為她知道中央的大量機密,保衛局唯恐她一旦被敵人俘虜后叛變,于是將她秘密處死,臨死前王高呼“共產黨萬歲!”

            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的妻子郭香玉因裹過小腳,不能遠行,體檢自然不合格。紅軍長征后,她隨留守部隊轉戰到了閩西的永定、上杭一帶,不幸落入敵手。敵人得知她是謝覺哉的妻子后,因她拒不屈服,竟然將她活埋。

            最為悲壯的莫過于團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妻子唐義貞,陸定一隨軍長征后,唐義貞于1935年1月初,在閩西長汀縣一位殘疾紅軍家中生下了一個男孩,后在前往江西方向尋找項英、陳毅的途中不幸被敵人俘虜。因吞下黨的文件,竟然被敵人慘無人道地剖開肚子尋找文件而悲壯犧牲……

            參加長征者也九死一生

            32名跟隨中央紅軍踏上了漫漫長征路的女干部,她們也經歷了九死一生。

            中央紅軍長征到湘南時,李堅真忘記了名字的那位女干部離開了長征隊伍。李堅真在回憶錄清楚而明確地記錄道:“她隨部隊到了湘南后,因紅軍突破敵人的堡壘,傷員很多,組織上派她護送傷員到江西游擊區去,以后沒有了音訊。”

            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為懷孕而沒有被列入長征名單,她竟然挺著7個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長征隊伍的后面,被發現后,由于她不在長征名單中,沒有糧食配給,好在蔡暢、鄧穎超、賀子珍等人對她一路上照顧有加。長征路上她生下女兒,被迫將孩子就地遺棄后繼續長征,最終也走完了長征路。

            遵義會議后,中革軍委決定抽調包括闞思穎(甘棠)和李桂英在內的部分紅軍干部和戰士,留在川滇黔邊區紅軍游擊縱隊打游擊。兩人于1936年11月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不幸被捕,西安事變后被營救出獄。李桂英建國后任華東軍區軍事工業工會組織部副部長等職;闞思穎(甘棠)建國后歷任重慶市婦委書記兼市政府委員、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等職,還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謝小梅在遵義轉戰期間,由于丈夫羅明受了傷,組織上把她留在貴州照顧羅明,主力紅軍離開后兩人隨即被捕。后千辛萬苦脫獄后,夫婦倆于1936年(民國25年)回到羅明家鄉。建國后羅明歷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1980年正式恢復黨籍。而謝小梅在1981年才得以恢復黨籍和黨齡,并恢復了老紅軍的身份和待遇。

            賀子珍在長征途中生下女兒后被迫送人。1935年4月紅軍長征到貴州盤縣時,她為了掩護擔架上的紅3軍團團長鐘赤兵,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飛來的彈片共有17塊之多;凱豐妻子廖似光在長征途中7個月早產生下一個孩子,鄧發妻子陳慧清長征途中也生下孩子,廖陳二人只得忍痛將孩子送給當地百姓。

            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和蔡紉湘8人被留在紅四方面軍中。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陜北;而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和蔡紉湘4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再次經歷生與死的考驗。

            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的王泉媛在祁連山中被敵打散后不幸被俘。1939年逃到蘭州,因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不予收留,從而輾轉流離淪落為民,1942年轉回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關照下被安排到當地敬老院擔任院長,1989年得以落實政策;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委的吳富蓮被西北馬家軍俘虜后堅貞不屈,吞針而死;吳仲廉被俘后于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回到延安,建國后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最為奇特的是蔡紉湘了,某黨史刊物2005年刊發《隨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一文中,列出參加長征的30名女干部名單中竟然沒有她。中央紅軍長征的親歷者危秀英在回憶文章中記述了參加長征女干部是30人,其中也沒有蔡紉湘。而李堅真在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明確地記錄道:蔡紉湘“長征時先后和我一起在民運工作隊,到遵義后又和我一起到干部休養連,紅軍到了毛兒蓋后她和吳富蓮、王泉媛一起被編到左路軍,以后西路軍在甘肅被圍困,吳富蓮犧牲,蔡紉湘逃了出來,回到了上海。當她得知中央到達延安的消息后,輾轉來到延安尋找組織,不幸在敵機轟炸延安時犧牲”。而且她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過長征中的蔡紉湘。顯而可見,李堅真的回憶應是第一手和最真實的,而上述文章顯然漏掉了蔡紉湘。長征親歷者危秀英可能由于長征時職別低,不知蔡紉湘的情況。

            中央紅軍參加長征最準確的女同志人數和人名

            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女干部,中央批準的應是33人,由于賀怡最終沒有參加長征,加上不在長征名單中而自己悄悄跟隨長征的曾玉,所以,長征出發時的女干部人數還是33人。

            鑒于彭儒出發幾天后就返回了蘇區。因此,真正走上長征路的應是32 人。

            除了不知姓名、到湘南后被組織派出護送傷員到江西游擊區后不知下落的那位女干部,以及遵義會議后加入川南游擊隊的闞思穎(甘棠)和李桂英,還有留在貴州照顧羅明的謝小梅,實際走完長征路的有28人。除了犧牲的吳富蓮和流落民間的王泉媛,安全到達陜北的只有26人(包括后來輾轉到陜北的吳仲廉和蔡紉湘)。

            讓我們記住這32位紅色女英雄的名字吧: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光、謝飛、周越華、鄧六金、金維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闞思穎(甘棠)、危秀英、謝小梅、鐘月林、吳富蓮、楊厚珍、蕭月華、李建華、劉彩香、邱一涵、吳仲廉、曾玉、蔡紉湘和那位無名女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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