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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比對中鏡鑒小崗村

          孟廣竹 · 2021-06-23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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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比對中鏡鑒小崗村

            40年前,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為了不再挨餓、不再討飯,18位莊稼漢將家人“托孤”,把分田到組“秘密”改為分田到戶,搞“大包干”。18個鮮紅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制。實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崗村就獲得大豐收,一年的糧食產量相當于以往5年的總和。“包產到戶”很快得到了縣委領導的支持,這種做法被巧妙地稱為“大包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為中國農村改革提供了范本。“大包干”契約作為改革開放的珍貴文物陳列在國家博物館。“大包干”帶頭人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頒發改革先鋒獎章。

            以上是對小崗村“大包干”情況的簡要概括。

            歷史需要一個沉淀過程。更需要實事求是地去認真看待。四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小崗村也早已是“今非夕比”,幾近成為現代化新型農村。那么這個過程和成效是“大包干”的功效嗎?通過認真分析,我是持不同觀點的。主要結論有以下幾點:

            一是在思想邏輯上占不住腳。“大包干”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我們黨的理想信念,與傳統道德要求,與黨的宗旨都不具有內在統一性,甚至是相反的,是背道而馳的。

            二是在實踐上是消極的。

            三是在價值上是極為負面的。“大包干”不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價值意義,是“封建小農”思想。其典型意義是被個別利益集團話語控制下的產物,不具有一般正面普遍積極意義,更多的只是某種“政治意義”,只能是屬于一個特定時期的特定需要的產物。

            在小崗村和捺紅手印的十八個社員身上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看不到大同思想,看不見愚公移山精神,看不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不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具歡顏”,看不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看不到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識。把他們樹立為正面典型,把他們印有紅手印的“大包干”的“秘密契約”放到共和國歷史博物館里陳列,這讓那些為了新中國而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讓鐵人王進喜、讓錢學森、鄧稼先等毅然回國投入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的科學家、讓無數的各行各業的勞動模范以及熱情投入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人民子弟兵們情何以堪?

            同樣的政治社會環境,同樣的年代。讓我們看看“紅旗渠精神”,看看什么樣的人才配當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者。紅旗渠精神的內涵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是在修建紅旗渠的過程中形成的。紅旗渠動工于1960年,勤勞勇敢的30萬林州人民,苦戰10個春秋,僅僅靠著一錘,一鏟,兩只手,在太行山懸崖峭壁上修成了這全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

            再讓我們看看“大寨精神”。大寨精神,除了個別政治集團把大寨政治標簽化并作為互相攻擊的工具外,其齊心協力向惡劣的自然條件進攻,奮戰十余年徹底改變落后面貌的精神是可貴的,那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精神。1953年,大寨村黨支部組織村民向窮山惡水宣戰,制定出十年造地規劃。他們憑著一雙手、兩個肩膀、一把镢頭、兩個籮筐不分晝夜地苦干,十年的功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溝八梁一面坡,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每年上繳國家20多萬斤余糧。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精神作了如下的概括:“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反觀小崗村和捺“紅手印”的那十八個人,他們不是積極努力,團結奮斗,改變貧窮落后面貌。而是寧可要飯也不齊心合力把生產搞好,“寧愿餓死也不愿意與他人合作把地種好”,還說什么“思想混亂沒法干活”。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社隊和社員,都是懷揣家國夢想,艱苦奮斗、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樣的努力從來沒有受到任何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限制和約束。捺“紅手印”的十八個人他們只是一群極端自私自利之徒,在他們心中只有自己沒有他人,只有小家沒有集體更沒有國家。他們只有封建落后的腐朽思想意識。十八個農民(有的還是村干部),有膽量和決心“冒著巨大風險”一門心思搞“大包干”,變集體生產為各家各戶單干,卻無毅力和決心團結全村社員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改變"吃不飽"的貧窮落后面貌,這有什么好肯定的呢?凡干一件事情總能找到"帶頭的",農村"大包干"改革的典型有幸落到了"小崗村",是社會主義之幸?還是中華民族之幸?實踐早已證明"大包干"是個敗筆,沒有幾年便暴露出"小農思想"支撐不起現代農業的大廈,農村要發展還要依靠集體的力量,還要搞"雙層經營",還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大量事實和典型案例都證明凡是堅持繼續走社會主義集體道路的農村早就建設成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而那些只搞"大包干"把集體分光吃凈徹底放棄集體經濟的村,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經濟落后、人心渙散、村莊凋蔽,只是在后來加強了黨的領導、大力推進扶貧脫貧才有了新的起色,更有一大批堅強的農村黨組織重新依靠發展現代化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走上了鄉村振興之路,建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從"大包干"到現代化新農村,學術地講走過的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簡單講就是走了一段彎路嘛。

            不要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了推翻"三座大山"而英勇犧牲的千千萬萬革命烈士,就是在新中國建設時期,絕大多數的黨員領導干部、工人、農民、科技工作者、人民解放軍等,也都是充滿豪情壯志,奮勇爭先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涌現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鑄就了"兩彈一星精神""大慶精神""大寨精神"“紅旗渠精神”等。與那些精精和英雄模范人物相比,小崗村的“大包干”以及搞“大包干”的那些人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只能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逃兵和背叛者,是向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投降者。這樣的人能有什么精神可嘉?又能有什么正能量來作引導?在他們那里他們身上還有什么先進的社會主義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可找尋。是時候把他們請下神壇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檢驗真理的實踐不是短期的一次性的,需要有一個反復實踐的長期過程。正象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講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實踐早已證明“大包干”的實踐沒有多少正面價值可言。只能是為所謂的“改革突破”樹立的“一面偽旗幟”。

            “大包干”的做法,拋開各種“主義”不說,單從社會生產力的角度講,也是落后的,占不住腳的。從當時世界發展形勢看,生產力已經是社會化大生產了,聯合、合作社、公司等以機械化和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為主導的生產方式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載體和形式了,只是我國當時的水利等農業生產自然條件還比較差,以及機械化和農業科技水平還不高,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很大差距。但我們國家也早已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包括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要求了,全國人民也熱情高漲地投入到“四個現代化”建設高潮中來了,最典型是的河南林縣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修建的“紅旗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新中國成立后,就是向著現代化聯合生產形式目標前進的,由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形式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形式,目的是要建立由人民集體所有并支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聯合生產形式,而不是由資本家作主并支配的農業公司的現代化生產形式。當時的生產隊已經是一種“聯合生產方式”了,是改變中國幾千年落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最有效方式。但這種改變肯定是要有一個過程的,況且當時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來說,農業生產內生條件先天不足,外有資本主義國家封鎖,一切只有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而“大包干”這種原始的小農思想作用下的“小生產”方式,肯定是長不了的。“大包干”改革不長時間國家便進行了及時調整,推行“雙層經營體制”。后來許多地方更是走向“公司+農戶”等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的方式,今天更是規劃了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發展目標。

            無數革命先烈冒著生命危險甚至獻出生命,也要創建一個沒有剝削壓迫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小崗村的十幾個人卻甘愿冒著巨大風險捺下紅手印把集體土地分到各家和各戶搞“大包干”,為什么不把這種決心和勇氣用在改善生產條件發展集體農業提高糧食產量上來呢?后來事實也證明他們的那種“個人私欲”調動起來的積極性并沒能堅持多久,更高的糧食產量也是小農經濟不可能實現的,而是依靠集體的力量打井、辦電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以及依靠改良品種、機械化、科學種田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實現的。

            我也在生產隊從事過農業生產勞動,應該說絕大多數農村勞動者是有生產積極性的,無論是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還是從事從種到收的全程農業生產,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是高漲的,只有極為個別的人偷奸?;?,少極數人的不積極作為是形不成“集體惰性”的,沒有那樣的大環境。像小崗村捺紅手印的十八個人描述的“那時生產隊農民出勤不出力,干活貓著,遇上大旱,要想救活大家,只有分田到戶搞單干。”且不說這種瞎話編得有多么荒唐荒謬(抗旱是集體力量大還是個人力量大?),這樣的出勤不出力還貓著的村,也只有他小崗村的農民(當時應該叫社員)好意思干得出來吧?在全國近七十萬農村中還能找出幾個?這樣的典型出自小崗村也就不足為怪了。那里各個生產小隊也是比著爭先創優發展生產的,只有趕上重大自然災害年分,出現像小崗村“吃糧靠返銷”的生產隊也是極少數,而且也不是經常性和普遍性的。我印象中所在的生產大隊共有十個生產小隊,而我所在的生產小隊是最落后的,但也只有那么一兩年因霜凍來得早造成幾乎絕收而“吃了”“返銷糧”。另外從上世紀六七年代開始,很多社(人民公社)隊(生產大隊、小隊)在搞好農業生產的同時,還發展起了工商企業,開始走上工農商業互促的農村工業化的道路,極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和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

            我不是很情愿的改革主張者,我更傾向于社會主義建設主張者。更不贊成所謂的“系統性改革”,因為系統性改革從邏輯上講無疑就是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乃至中國共產黨前五十多年艱苦革命奮斗歷程的自我徹底否定。相對改革我更主張“調整、修正、提高”,既本著辯證唯物主義原則和實事求是的作風,對建設和發展實踐及時總結,找出差距和不足甚至錯誤,及時進行修正、調整,確保我們的思想路線始終沿著比較正確的軌道前進。

            新中國發展到今天取得的偉大成就不是依靠改革取得的(當然資本利益集團的形成絕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偉大的中國人民奮發努力創造出來的,主要的不是改革取得的成果而是開放的結果。開放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技術、生產等迅速集中地進入到他們渴望已久的中國大市場中來,使中國的巨大資源資本化并得以與世界經濟交流,進而有了我國整體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個人與國家財富的高速巨額積累。相反很多改革不但沒有成功成效,甚至還造成了幾乎是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性的危害。

            我們現在也講社會主義的優勢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這優勢是什么?可以集中的力量又是什么?這優勢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馬克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等制度??梢约械牧α恐饕氖巧鐣髁x國有和集體經濟實力和具有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廣大人民群眾,以及尚有家國情懷的民營經濟管理者。

            我們的改革是一場偉大社會實踐,更是在實踐中的積極探索。雖然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不代表是每項具體的改革都是正確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不僅在四十多年改革時期是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都是這樣,都是在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修正錯誤中不斷前進的,如此形成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改革理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徹底否定推翻重新選擇走什么樣的道路。說計劃經濟時期效率低可以設計更好的激勵機制,說領導干部素質低可以加強教育培訓加以提升。說農村領導班子弱,可以像現在這樣選派機關干部到村任職。我們知道“大包干”后的小崗村,一直沒有出現自己的核心村干部,而是由上級(省委組織部)選派得力黨員領導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從2004年的沈浩開始一直由省財政廳選派副縣級領導干部到小崗村任第一書記。財政廳是什么單位?想必上級領導在小崗村上的用心讀者心里都清楚明白,

            我們的改革者在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睜的那只眼看到的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如何生產力先進,物質財富如何發達,科技教育如何先進,各方面超過我們多少多少年等等。閉著的那只眼就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犯下的各種罪惡裝著看不見。對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對世界各國進行的瘋狂侵略掠奪只字不提,對世界殖民地國家的瓜分再瓜分視而不見。只看資本主義國家光鮮靚麗的一面,不看他們原始資本積累中“血和骯臟”的一面;只看他們各項經濟數字多么耀眼,不看他們數字背后隱藏著的壟斷、霸權、割世界人民韭菜的具體結構性污垢。

            社會主義有少數英雄人物努力奮斗,是為人類帶出了積極向善利人的好頭;資本主義有少數人積累巨額財產,是帶出了極端利己向惡的壞頭。

            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也不是壞人,壞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思想根源,是私有制度把人的欲望“最大化”,進而永不滿足,到處擴張、掠奪、侵略,建立殖民地,實行資本統治,通過瓜分再瓜分世界,通過資本、科技等壟斷剝削世界人民,通過思想文化控制各國政治思想,通過金融霸權割世界人民的羊毛,通過建立軍事基地和軍事入侵控制他國政權,達到永遠控制世界的目的。

            人各有志。小崗村舉動“大包干”的十八人,放棄集體選擇個人,逃離集體之公而選擇為己拼命。選也選了,但把他們舉上圣壇未免太過牽強,即使政治需要也要慎重考慮一下吧?講政治也要講得合情、合理、合法,講得聰明睿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和民心向度測試。畢竟江山是人民的江山,而不是少數話語控制者的江山。(2021年6月11日)

            作者:孟廣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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