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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研究中的四大歷史謎團

          苗體君 · 2021-05-29 · 來源:黨史博采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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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2月24日,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福建省長汀縣突圍戰斗中壯烈犧牲,時年59歲,在何叔衡59年的人生中卻充滿了頗多歷史謎團。關于何叔衡的研究,最早開始于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發電報、書信給各部隊參加長征的同志,為出版《長征記》一書征稿,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撰寫了《出發之前》一文,該文章后被收入到《董必武選集》中,這也是研究何叔衡最早的文字資料,可見何叔衡的研究至今已經歷了85年。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讓我們重溫歷史,揭開何叔衡59年人生留給我們的一系列的歷史謎團。

            第一、關于何叔衡被稱為“五老”之首之謎。

            何叔衡為什么被稱為“五老”之首?目前,各種書、報、雜志上,涉及“五老”稱謂的有三種提法:延安“五老”、中共中央“五老”、中共“五老”。雖然提法不同,但“五老”專指的是“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這五個人,他們五人是最早入黨的一批中共黨員,終生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功勛卓著,由此可見,這里面沒有何叔衡?!栋倌瓿薄?007年第5期刊發了王榮先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共“五老”探源》,經作者考證,中共“五老”源自于肖顯社寫的《東方魅力——長征與外國人》一書,書中敘述了斯諾到保安時,“中共著名的‘五老’(即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也特來表示歡迎”,可見中共“五老”的稱謂早在1936年7月就已經有了。而王榮先考證后認為,“五老”的稱謂是1940年1月15日由毛澤東提出,此后一直傳頌到今天,毛澤東提出的“五老”依然是指“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

            既然如此,為何提到何叔衡時,一些書刊也稱他為“五老”呢?我通過查閱資料后,發現了這一說法源自于董必武,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發電報、書信給各部隊參加長征的同志,為出版《長征記》一書征稿,董必武撰寫了《出發之前》一文,文章中董必武這樣寫道:“在中央根據地,因叔衡、特立、覺哉、伯渠和我五人年齡稍大,諸同志都呼我們為‘五老’。”(董必武:《長征紀事》,《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頁)而在董必武所說的“五老”中,依據年齡排序為何叔衡(1876年生)、徐特立(1877年生)、謝覺哉(1884年生)、董必武(1886年生)、林伯渠(1886年生),所以何叔衡被冠以“五老”之首的稱謂。

            第二、關于何叔衡出席、還是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之謎。

            關于這個問題,史學界、黨史界存在兩種說法:一是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出席了中共一大;二是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沒有出席中共一大。

            說何叔衡沒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有三點:一是、一大代表張國燾撰寫的《我的回憶》一書中寫道:“湖南代表是毛澤東與何叔衡。何叔衡是一個讀線裝書的年長朋友,常常張開大嘴,說話表情都很吃力,對馬克思主義懂得最少,但顯出一股誠懇和熱情的勁兒。”“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并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后來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二人。”(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冊,東方出版社,第128-129頁)二是、一大代表的劉仁靜1979年3月14日、3月17日,接受采訪時,就張國燾講的何叔衡提前離會回湖南的事,劉仁靜說:“湖南兩個人,即毛澤東、何叔衡。何叔衡有沒有參加完會議,我記不清了。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他不夠代表資格,就借故叫他提早回去了。我那時年紀小,有的事我不知道。”三是、1929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何叔衡給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的董必武寫信詢問關于中共一大召開的日期、參會代表、會議議程及內容、會議地點、大會是否發了宣言等五個問題,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寫了回信,就一大開會的時間、參加人員、會議內容及會議地點等作了介紹,從信的口氣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報情況,而不像是當事人之間核對細節。所以,從以上三點不少學者做文章,認為何叔衡沒有出席中共一大。

            如果認真仔細推敲以上三點,你會發現說何叔衡沒有出席一大根本就站不住腳。其一、張國燾所說的“代表的資格問題”,當時根本就沒有代表資格審查制度,也就不可能出現這種事情了;其二、關于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在回憶和接受采訪中都說何叔衡有沒有參加會議記不清楚了,當時劉仁靜只有19歲,對于歷史的東西,不知道的劉仁靜當然不好亂說,同時劉仁靜也沒有說何叔衡一定沒有出席一大;其三、董必武給何叔衡寫的回信,從信的口氣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報情況,而不像是當事人之間核對細節,我認為體現了何叔衡、董必武這兩位曾經考取過“秀才”的舊式知識分子謙虛的態度。

            研究歷史問題最怕的是捕風捉影,更不能僅憑自己的感覺進行想當然地猜測,我認為何叔衡不僅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出席了中共一大,并且出席了一大的最后一次會議,即浙江嘉興的南湖會議。

            一是,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一大代表總計有13人,他們寫關于中共一大的回憶開始于1936年,因為王盡美在1925年8月19日病逝,李漢俊于1927年12月17日被槍殺,鄧恩銘在1931年4月5日被槍殺,何叔衡本人也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犧牲,他們4人沒有關于一大的回憶錄外,其他9人都有關于一大的回憶錄。陳潭秋、毛澤東、董必武、李達、劉仁靜、包惠僧、張國燾、周佛海8人,都有文字記錄承認何叔衡是一大代表,而陳公博沒有講到何叔衡,但也沒有否認何叔衡是一大代表。

            二是,關于何叔衡參加一大的經過,何叔衡的好友謝覺哉、早期新民學會成員易禮容都有回憶。1920年,何叔衡在長沙任通俗教育館館長,就約請在農村當小學教員的謝覺哉到長沙主編《通俗報》,到了1921年6月,因為參加革命的緣故,何叔衡的通俗館館長的職務被罷免,謝覺哉的《通俗報》總編輯的職務也隨之完結,“在移交館務時,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謝覺哉《毛澤東乘輪船赴上海出席一大》,載《建黨風云》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頁)毛澤東、何叔衡兩位同志是6月29日下午,從長沙動身去上海的,謝覺哉同志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記載:“午后六時,送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0000之招”。(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頁)謝老夫人王定國在回憶文章中對于“赴全國0000之招”解釋道:“對于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烏云翻滾,反動勢力猖獗,謝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詳細記載,只好在這天日記上,畫了一大串圓圈”。(王定國《萬古之霄春意旋》,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報》)易禮容(1898-1997),湖南湘潭人,1920年畢業于湖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新民學會會員,192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8年脫黨。易禮容針對張國燾的“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并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的傳言,在1979年9月寫了《黨的創立時期湖南的一些情況》,文中明確指出:“毛潤之和何叔衡參加黨的‘一大’,有人說何不是代表,中途要他回來了。不對。何和毛是同路去,同路回來的,我曉得。”(易禮容《黨的創立時期湖南的一些情況》,載《建黨風云》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頁)何叔衡的兩個女兒,何實山、何實嗣在1981年聯合撰寫了一篇文章:《從“窮秀才”到“一大”代表》,文中說:“一大閉幕以后,父親和毛澤東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一道回到湖南,一直是湖南省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從“窮秀才”到“一大”代表》,《新湘評論》1981年第七期,第24頁)文章再次證明何叔衡是在開完全部的會議后回到湖南的,而且是與毛澤東一道回到湖南的。

            三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工作人員、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用文字證明何叔衡參加了一大最后一次會議,即在浙江嘉興南湖召開的中共一大第六次會議,強有力地證明了何叔衡沒有像張國燾說的那樣“何叔衡先行返湘”。

            1921年7月23日,一大開幕,7月24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李達代表上海發起組報告了自成立以來所進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等起草黨的綱領及以后的工作,7月27、28、29日又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7月30日晚上8時,正在開第六次會議時,突然闖進來一個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立即停止開會,現場只留下李漢俊與陳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10分鐘后,法國十幾個巡捕就進來搜查。王回憶說:“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澤東、董必武、何叔衡、陳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煙雨樓玩了一回,也沒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為了觀察下船??磕睦锉容^合適。”(王會悟《“一大”在南湖開會的情況》(1959年3月31日),載《“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56頁)。

            第三、何叔衡被留在即將陷落的中央蘇區之謎。

            1、為何撤銷了何叔衡農工檢察部部長、內務部組織內務委員會主任、最高法庭主席等職務?1932年,何叔衡為中央蘇區臨時最高法庭主審,即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時,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已在蘇區開始逐步貫徹,司法工作在“左”傾肅反擴大化政策的影響下,一些省、縣司法機關的干部產生了寧“左”勿“右”的思想,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由簡單化、死刑化代替司法公正的裁決,“固執”的何叔衡堅決反對這種做法,并在工作中下大氣予以糾正。

            特別是1932年2月26日,臨時最高法庭舉行第一次公審,審判3個AB團案件,何叔衡擔任主審,在公審中,何叔衡以事實為依據,對罪犯給以嚴懲或寬大的裁決,罪刑得當,使罪犯無言可辯,這也是在“左”傾路線的控制下的第一次有理有據的審判。最終,何叔衡激怒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執行者,1933年9月3日,《紅色中華》報點名何叔衡是“拿法律觀念來代替殘酷的階級斗爭”,1933年11月,何叔衡所擔任的中央工農檢察部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務被撤消。

            2、是誰把何叔衡留在了即將陷落的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長征。長征前,何叔衡再三請求參加長征,但當時的中央決定把他留在即將淪陷的蘇區。據董必武回憶,長征前,二人談話時,何叔衡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參加長征的準備工作。

            查閱資料后,你會發現,何叔衡被留在蘇區的決定,是由當時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機構“三人團”作出的。在1943年的延安整風時,張聞天的筆記中記載了此事:“關于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我記得他們規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干部數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單交他們批準。至于高級干部,則一律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對此,李維漢回憶說:“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們決定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這樣就把年近60的何叔衡推向了命運的深淵。

            第四、何叔衡犧牲之謎。

            中央紅軍主力撤離瑞金后,留守在中央蘇區的最高機關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辦事處,中央分局由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5人組成,后又增加了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毛澤覃等8人,項英為書記、陳潭秋為組織部長,瞿秋白為宣傳部長,中央政府辦事處由陳毅任主任。到1935年初,中央蘇區的形勢變得異常的險惡,在這危急關頭,中央分局根據中央指示開始作分散突圍的準備工作,項英派出數十人組成的便衣隊,由鄧子恢任隊長,護送已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還有項英的妻子張亮等去閩西,再繞道赴上海。1935年2月11日他們一行人從雩都縣黃龍區井塘村啟程,到達瑞金縣武陽區政府后,在那里與原中央婦女部部長周月霖會合,然后繼續向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長汀縣四都區琉璃鄉小金村前進。

            小金村位于長汀縣城西南的群山中,留守中央的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后,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便由長汀縣城轉移到這一帶山中。何叔衡一行人到達小金村后不久,只在那里短暫停留片刻,2月21日又匆匆離開,向東行進,越過汀江到永定縣境內與張鼎丞領導的紅軍游擊隊匯合。長汀到永定有四五百里路程,并且山高路險,沿途國民黨布滿了層層碉堡進行封鎖,同時還派大批部隊和保安團日夜進行搜山“清剿”。面對這種險境,何叔衡、瞿秋白、鄧子恢一行化裝成販賣香菇的客商和隨行眷屬。中共福建省委選調人員沿途負責護送,他們白天藏在山洞里,只在夜晚才行軍。本來夜間行軍是不能用手電和燈火的,考慮到何叔衡己近花甲,腳力及眼力都不好的緣故,護送隊破例點起了一盞“美最時”牌馬燈,四周遮上黑布,由兩名隊員輪流給何叔衡引路。經過幾天的艱辛行軍,他們沖破了敵人的層層封鎖線,2月24日凌晨到達長汀濯田區露潭附近。

            一條大河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這條河是閩西第一條大河汀江。當時天色已漸漸發亮,他們必須趕在天亮之前越過這條大河,然后找個地方藏起來,就這樣他們相互之間攙扶著迅速渡過汀江,黎明時分到達水口鎮附近的小徑村。一夜的急行軍使大家饑餓難忍,于是便動手做飯,他們萬萬沒有料到,炊煙引起了當地地主“義勇隊”對他們行蹤的察覺,一場災難在悄悄地逼近他們。

            “義勇隊”隊長范連升立刻報告給了駐扎在水口鎮的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團第二大隊隊長李玉。正巧保安團十四團團長鐘紹葵率領5個中隊也在此地宿營,鐘紹葵得到報告后,立即下令圍剿這支紅軍隊伍。他們從三面包圍過來,當時何叔衡他們剛剛端起飯碗,布置在村頭的哨兵就與國民黨交火了,他們跑到村頭一看,見數百名敵軍沿著山路向村子撲過來。此時,紅軍護送隊隊長丁頭牌見狀,撇下這批中央高級干部及護送部隊,一個人逃命去了。緊要關頭,鄧子恢組織大家快速突圍,向村子對面的高山轉移。他們還沒有爬上山頂就發現山已被敵人包圍了,他們選擇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進行突圍,雙方激戰多時。何叔衡當時手提著那盞馬燈見很難突圍,他更不愿連累大家,就對身邊的鄧子恢說:“子恢,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當是何叔衡已59歲。

            1、關于何叔衡是如何犧牲的?有6種說法:①被俘后拒辱被殺;②被包圍手槍自擊;③墜崖犧牲;④墜崖同時遭槍擊而死;⑤拒捕被打死;⑥被國民黨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團特務連代理連長曾起與一個名叫熊輝的傳令兵槍殺。

            “被俘后拒辱被殺”與“被包圍手槍自擊”這兩種說法源自于何叔衡的生前好友謝覺哉的一篇文章。1942年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謝覺哉發表了題目為《憶叔衡同志》的文章,文中寫道:叔衡同志犧牲的地點是福建,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冬或三五年春,怎樣犧牲的?有兩說:一說“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殺死。”一說“被包圍在山上,圍者逼近了,特務員拖他走,叔衡同志說:‘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槍自擊而死’。”“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這話是和我說過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見危不亂”的果決精神。所以后一說是很可信的。

            “墜崖犧牲”的說法也源自于謝覺哉的文章,1952年謝覺哉的《憶叔衡同志》一文被輯入《湖南革命烈士傳》一書,謝覺哉又為此寫了一個《補記》,文道:關于叔衡同志殉難情況,現已查清楚。鄧子恢同志說:“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們——叔衡、秋白、子恢……被送出封鎖線,護送隊長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將曉,入一村莊休息,正在煮飯,被敵人發現,三路包圍來,知不能敵,上山逃。秋白及幾個女的,坐擔架,不能走,藏在樹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氣走。后來走不動了,面色全白,說:‘子恢!槍殺我吧!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我要特務員架著他走。走至一大懸崖處,叔衡抓特務員的槍要自殺,特務員護槍,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勢向崖下一躍,墜崖犧牲了。我們走下山,不二里,過一小河,憑河把敵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險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許可勉強走到,不至于犧牲。叔衡同志殉難地點,是長汀縣水口附近。”

            “墜崖同時遭槍擊而死”的說法源自于鄧子恢生前對此事的回憶,鄧子恢回憶說,突圍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動,舉槍自殺,未死;墜崖時又遭敵機槍射擊,中彈,壯烈犧牲,即墜崖同時遭槍擊而死。

            “拒捕被打死”的說法源自于蕭三在《毛澤東青少年時代》一書中記述:“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這又是一種說法,即拒捕被殺。

            1962年4月,福建當地公安機關對直接參與當年抓捕工作的國民黨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團第二大隊隊長李玉進行審訊,李玉供稱:據特務連士兵說,曾起(該團特務連代理連長)當時帶一個傳令兵在山腳下發現一個老大,先搜他的身,發現有鈔票,將鈔票拿去已離開幾步要走,但一會回頭去,把那個老大加以槍斃殺害。

            這個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據當時知情的人說,何叔衡一行從江西出發時,每人發港幣100元,5個人的港幣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與傳令兵將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別人知道此事,就起意殺人滅口,然后把搜到的款分掉。李玉還供稱,當時該團“連長以上的軍官都知道此事”。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為表彰該團俘獲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獎”10萬元,其中7萬元被當時國民黨福建軍政部門扣了下來,該團只得到了3萬元。按當時國民黨福建省的規定,如果俘獲3名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可得獎金四萬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3萬元,該團不少軍官閑談中說:“被曾起打掉了一萬五千元。”在大量的證據面前,曾起對殺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認不諱。并說: 我們進至水稻田附近,發現死尸一個,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傷未死的紅軍,將我足抱住了,隨同我的號兵熊輝,看勢不佳,打了他一槍,我也打了一槍。……(這個紅軍)沒有槍,僅有刀一把,米袋一個,內有鈔票……

            就此何叔衡的犧牲之謎最終告破,但何叔衡的尸骨至今依然是下落不明。在何叔衡殉難的山崖處,當地的群眾出于對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遺物:“美最時”牌馬燈骨架。烈士的這件遺物一直由當地群眾保留到解放后,在何叔衡遇難處,即福建長汀縣城南約60公里處的汀江東岸的小逕村旁,豎立起了一座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用紅漆鑲嵌的石刻:“何叔衡同志死難處”八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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