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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治中曾申請加入中共遭拒,周恩來惋嘆我黨失去了一位元帥

          許月明 · 2021-03-04 ·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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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和張治中在解放前分屬于不同的政黨,一個是共產黨的中堅人物,一個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他們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和觀點,為了各自政黨的利益也時有爭執。但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他們在長期的革命交往中卻結下了真誠而深厚的友誼。這對亦敵亦友的真兄弟,歷經近半個世紀的風雨考驗,友誼之花,歷久彌新。肝膽相照五十載的革命友誼,更是給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話。

            一見如故惺惺相惜

            張治中和周恩來初識于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后,1925年5月,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島上創建黃埔軍校,為革命培養后備力量,由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張治中任教育長。自此兩人開始接觸,并一見如故,迅速成為一對真摯的朋友。周恩來和張治中都是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的人,又都十分豪爽、健談,特別是周恩來淵博的學識、超群的才華、干練的作風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讓張治中十分欽佩。張治中晚年寫回憶錄時說:“他(周)為人很熱情,談吐、風度、學識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兩人對軍校工作、國內外大事和中國前途命運等問題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見略同”,更為重要的是張治中早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始終堅持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成為他們建立友誼的基礎??梢哉f,兩人的友誼正是在黃埔時期埋下了寶貴的種子,并逐漸地開花、結果。在黃埔軍校,周恩來每次給學生講課時,張治中都去旁聽,周恩來講的國外的馬克思主義、國內的工人農民運動,使他開闊了政治視野,增長了知識,思想也逐漸左傾,與很多國民黨左派人物和軍校中的共產黨員都關系密切。

            隨著對中國共產黨認識地不斷深化,加之對周恩來的信任,張治中正式向周恩來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張治中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周恩來自然十分高興和歡迎,但同時也意識到這件事非同尋常,應該先向黨中央匯報。不久,中共中央回復了張治中的申請,由周恩來向其轉達說:“中共方面當然歡迎你入黨,不過你的目標過大,國共兩黨曾有約,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入黨。此時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適當時機為宜。但中共保證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聽了周恩來的話,張治中沉思了良久說道:“中共的意見有道理、有遠見,我就繼續干國民黨吧。”建國以后,周恩來和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在交談中,回憶起這段往事,還頗有感慨地說:“你父親如那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現在他要么是我們的元帥,要么是革命烈士了。”張治中雖然沒有如愿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對周恩來則是更加的佩服和尊重,將其視為知己。當時,周恩來和鄧穎超準備在黃埔軍校結婚,但經濟的拮據與事務的繁忙,使他們決定婚事一切從簡。張治中聽說以后,認為這樣不妥,說:“結婚乃人生大事,不能太簡單。”于是,他立即通知軍校中的朋友知己,并由自己出錢,操辦了兩桌酒席。在周恩來的新婚喜宴上,平時很少喝酒的張治中,與知己朋友們盡情地開懷暢飲,并把周恩來灌了個大醉。這件事令周恩來夫婦十分感動,鄧穎超每每回憶到這些往事時,都還記憶猶新,說她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黃埔軍校成立不久,廣東國民政府即宣布北伐。北伐戰爭剛開始,張治中就極力向蔣介石推薦周恩來,認為由周恩來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最為合適。但蔣介石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當然有自己的想法,決不會讓共產黨人掌握武裝力量。所以,張治中的建議自然不會被采納的,但他始終都認為北伐軍的統帥部沒有周恩來的參加,是革命的一大損失。之后,北伐戰爭迅速推進,到1926年9、10月,先后收復了武漢三鎮,張治中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留駐武漢,而周恩來則轉去上海。這使周、張的接觸被迫中斷了,但張治中一直在惦記和掛念著周恩來。在蔣介石逐漸露出反革命面目后,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黃埔一期生,原任張治中軍官團連長的陳賡突然秘密來見,說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費。一直擔心周恩來安全的張治中就問:“恩來先生現在何處?”在得知周恩來已到了上海后,他弄了旅費給陳賡,并一再叮囑說:“情況不對,你到上海告訴他,行動務必小心!”

            患難相濟彰顯真情

            張治中和周恩來的關系因國內的革命戰爭而中斷了十年,兩人再次接觸是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民族抗戰開始。張治中從淞滬戰場調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徐特立擔任中共駐長沙辦事處代表,周恩來任國民黨軍委政治部副部長,葉劍英任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副主任,先駐武漢,后撤到長沙。這樣張治中同共產黨又恢復了聯系,他與周恩來這對十年未見的朋友也重逢了?! ?/p>

            兩人重逢不久,便發生了長沙大火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兩人患難相濟,友誼愈加地鞏固。1938年,武漢失守后,長沙便成為抗戰前線,形勢十分緊張,對此蔣介石制定了“焦土抗戰”的方針。11月12日,蔣介石給張治中發去一封觸目驚心的密電,指示他如果長沙失陷,務將全城焚毀。張治中不敢怠慢,緊急部署,規定待軍隊撤到汨羅后再放火,而且要事先拉警報通知百姓。在如此危急的時刻,張治中仍然沒有忘記他在長沙城中的老朋友周恩來,當晚的十時整,他給周恩來去電話,請他在十二時以前,必須離開長沙。接到電話的周恩來知道情況緊急,立刻收拾文件,和警衛員一道快速離開了住所。顯然,放火一事張治中對所屬是有明確的指示和要求的。但由于一些貪生怕死的官吏聞風而逃,執行人員誤信謠言,倉促間未得命令,不經請示批準,沒有放空襲警報就到處點火。一時間,巨大的火勢在整個長沙城四處蔓延,周恩來的住所在他離開還不到一刻鐘的時間就被熊熊大火包圍了……這場大火使長沙這座二千多年的名城付之一炬,兩萬多人喪生。事后,張治中深知闖下大禍,既自責又焦急。與此同時,社會各界要求嚴懲兇手的呼聲四起,一些想擇清自己或別有用心的國民黨官吏紛紛把責任推給張治中,落井下石。張治中又怕又氣,一籌莫展。為長沙大火心碎的周恩來,既沒有隨著這些人一起譴責張治中,也沒有一旁觀望,而是趕快來到他的身邊,先溫言勸慰,又指出他的責任所在,讓他“趕快善后,收拾人心”。這暖語明言如雪中送炭,安定了張治中那驚恐的心,又給他力量和希望。于是,張治中把擬好的以國民黨中宣部、政治部名義發布的《長沙大火真相》的稿子,送給周恩來審閱。周恩來字斟句酌,認真修改,首先批評國民黨政府“焦土抗戰”方針的錯誤,又對起火原因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除指出負責人誤信謠言、準備不周、臨時躁急外,還在兩處加上“自衛民眾激于義憤,以為敵寇將至,自焚其屋”等字句。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正當各方責難紛紛、落井下石之際,老朋友的支持與諒解,讓張治中倍覺難得,以致終生銘感不忘。

            逆境中的真誠友誼,會讓人更加感念和珍惜。長沙大火事件后,張治中對周恩來則是更加的關切和愛護,對其所托之事,也是盡可能地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1941年底,日本偷襲美海軍基地珍珠港后,美總統羅斯福派其私人代表居里來華談援華抗日問題。居里臨走時約會周恩來。對此,在國民黨黨政軍聯席會議上有人提議,找個借口將周恩來軟禁一天,使他們不能會面。張治中聽后既氣憤,又感好笑,認為這不僅是對國共合作的破壞,而且是對周恩來人格的侮辱。便忍不住站起來說:“約會的事,委員長當然不會不知道,現在他既沒有交付討論,何必自費時間?何況,現在還不清楚究竟主動約會的是居里還是周恩來。且軟禁主張殊不高明,不僅將激起中共的反對,而且易使美方誤會,影響美援,可謂有害而無利,萬萬不可!”至此,大家才停止討論。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后,蔣介石派張治中到新疆處理伊犁和塔城的事。周恩來得知后,立即想到關押在烏魯木齊國民黨監獄的我黨同志。張治中臨行前,周恩來把營救這批同志的事托付給他,并誠懇地說:“我們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釋放政治犯的事已寫入《雙十協定》,你到新疆后請設法把他們放出來,并派人送到延安。”張治中慨然允諾,只要恩來交辦的事一定照辦。1946年3月,張治中被任命為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上任后立即派人到獄中探望被關押的同志并批示改善獄中伙食,準許他們在獄中自由活動。然后三次致電蔣介石,要求執行《雙十協定》,釋放這批中共人員,蔣介石最后不得不同意。張治中得到蔣介石的批準后,立即宣布釋放獄中人員,并決定將他們護送回延安。他不僅親自審批護送計劃,而且反復叮囑護送人員:這是護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禮貌,你護送到蘭州,將有人接替。從烏魯木齊到蘭州路途遙遠而又混亂,一定保證他們安全,每到一地都要來電,有困難請示,只要遵我指示辦,一切由我負責。然后,張治中給甘肅省主席谷正倫、陜西省主席祝紹周、山西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發報。強調這批中共人員是由蔣委員長批準釋放的,由行營派人護送回延安,請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時,張治中又把這件事及他們動身日期電告周恩來,以便延安方面接應。由此可見,張治中安排得多么周到細致啊!1946年7月8日,這131位同志終于回到延安黨的懷抱,這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此時全國內戰已經打響,如果張治中稍一怠慢或忽視,其后果不堪設想。

            肝膽相照佳話永存

            真正的友誼在患難中彰顯真情,真正的友誼更能經得起時間和歲月的考驗。解放戰爭后期,張治中作為國民黨首席代表到北平與中共進行和談,但由于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致使談判破裂。談判破裂后,國民黨的代表們面臨著去與留的選擇,經過中共的說服和挽留,絕大部分人同意留在北平。張治中卻深受傳統觀念影響,認為: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的,和談不成,理應回去復命。即使其他人完全可以決定不回去,但他作為首席代表,決不能這樣做。否則,會遭到世人的恥笑。周恩來得知情況,在百忙中來到張治中身邊,對他關切地說道:“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驈V州,國民黨特務都不會放過你們。西安事變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張治中聽后,心中若有所動,但還是沒有明確表態。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有些著急了,便不客氣地責問說:“我看,你這個人就是封建,你怎么只對某些人存在幻想,而不為中國革命、中國人民著想呢?”握手告別時,他又留下一句無限感慨的話:“不能忘記漢卿先生的教訓啊!”而在張治中猶豫不決的這幾天,為了消除他的后顧之憂,周恩來秘密通知南京地下黨緊急把張治中的家眷保護起來,并安全轉移到上海,及時脫離險境。當張治中和他的夫人及子女在北平相見時,明白了一切的他深受感動,深情地說道:“恩來先生,感謝你想的周到,我們全家永遠不會忘記。”周恩來則真誠地說:“我祝賀你們闔家團聚。不過,也要請諒解,為避免出現差錯,事先并沒有告訴你們。”中共領袖如此的仁至義盡,使張治中一家決定留在北平。周恩來立即讓有關部門給安排住處,還特別強調,要多看幾個地方,一定盡量使他們一家滿意。最后,經過仔細選擇,張家最后選中了北總布胡同14號院,以前是北洋軍閥孫連仲的公館,建筑富麗堂皇,不僅房間多,而且非常寬敞,還有能容納百多人的舞廳和能擺四五十桌酒席的餐廳。

            建國以后,周恩來雖日理萬機,但總是擠出時間到張治中家里坐一坐,和其一家人敘舊,有說有笑。對張治中一家十分關懷照顧,從生活、家庭到子女的學習、工作都關心到了。張治中患有神經性腿痛頑疾,老來時時發作,甚以為苦。周恩來每次出國,都會給他帶回一些珍貴的藥品補物,讓鄧穎超送過去。后來,張治中的機要秘書在清理其遺物時,還發現了一封鄧穎超的親筆信:恩來告我,你需要虎骨膠治病,現將尚存的兩盒送上,以供應用。這種藥品是去年他訪問柬埔寨時華僑所送的。另送你燕窩一個,請哂收。即祝健康!有一次,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向周恩來表達了想當一名電業工人的想法,周恩來默默地記在了心里。之后,在張治中組織的一次家庭聚會中,周恩來詢問了張一純的學習情況,并對在場的分管電業的陳云同志說:“文白的二兒子想搞電力技術,就讓他去吧。”陳云點頭應許。不幾天,中央燃料工業部在北京興辦的一所電力學校就向張一純下達了入學通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張治中受到了嚴重沖擊,多次被抄家。周恩來知道情況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對張治中采取了保護措施。他多次在紅衛兵集會上宣傳張治中的功績,說:“張治中是我們黨的好朋友,他曾經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期間親自接送毛主席,為保證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貢獻。”周恩來還特意派人將張治中送往北京301醫院療養,對他的住宅也加強了警衛力量。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張治中雖受到了沖擊,但沒遭大罪。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留下遺囑表示:“能找到共產黨,能在共產黨領導下度過晚年而毫無遺憾。”當時正處在“文革”逆流中,統戰部的領導提出不搞告別儀式,周恩來則提出,一定要搞個儀式,并說:“我參加,再通知其他張治中的黨內外的老朋友。”4月9日,周恩來親臨八寶山革命公墓,主持張治中遺體告別儀式,深切懷念這位光明磊落肝膽相照的真摯朋友。張治中去世后,周恩來仍然惦記著其家人的生活。即使是在1975年末,周恩來躺在病榻上還派秘書和總理辦公室主任代表他前去看望張治中一家,轉達他的問候,詢問還有什么需要他幫助解決的問題。就是在其已病危的情況下,還讓工作人員把自己的稿費和平時省下來的辦公費共計5萬余元,送到張治中家里,力求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

            縱觀周恩來與張治中一生的交往,這對少年意氣風發時結識于軍校的兄弟,中年顛沛流離時的對手和朋友,晚年“心閑歲月寬”時肝膽相照的摯友,詮釋了真摯友誼的內涵,樹立了黨與非黨交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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