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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厚:回憶毛主席在河北的幾個片斷

          劉子厚 · 2021-03-04 · 來源:《緬懷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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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革命實踐活動,他老人家的崇高品德和優良風范,在河北省的廣大干部、群眾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盡管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17年了,我也年逾八旬,記憶力又不如前,但對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和諄諄領導,仍然覺得歷歷在目,言猶在耳。特別是毛主席對河北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的關懷,使我銘記在心,終生難忘。

            劉子厚:回憶毛主席在河北的幾個片斷

           

           

           

            我是建國以后在湖北工作時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當時心情激動,又興奮,又緊張,竟至徹夜無眠。1958年5月調河北省工作,同毛主席見面的機會就多了。河北省環拱著首都,主席南巡,都要經過河北,常常在河北作短暫停留,找河北省委及一些地委、縣委的負責同志談話,還在天津市、邯鄲市和徐水、安國、成安等縣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僅從1958年到1966年,毛主席來河北就有20多次。河北省同毛主席接觸過的各級干部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代表不下數百人,受過毛主席接見和檢閱的群眾達數十萬人。毛主席的革命實踐活動,他老人家的崇高品德和優良風范,在河北省的廣大干部、群眾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盡管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17年了,我也年逾八旬,記憶力又不如前,但對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和諄諄領導,仍然覺得歷歷在目,言猶在耳。特別是毛主席對河北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的關懷,使我銘記在心,終生難忘。

            人民公社要劃清兩種界線

            我調到河北省工作的時候,“大躍進”運動的局面已經形成,在農村中普遍醞釀著小社并大社。不久,八大二次會議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這種形勢下,廣大干部、群眾熱情很高,干勁很高。當時面臨的問題很多,這些問題應該怎么解決,往前的路應該怎么走,大家都在探索。正是在這個時候,毛主席于1958 年8月4日到徐水縣、8月5日到安國縣視察。在視察期間,聽取了地委、縣委的匯報,又同基層干部和社員進行了座談。毛主席看了莊稼的長勢很高興,對群眾的干勁很贊賞。他反復詢問各種農作物的產量,總的感覺很樂觀,但是對于過高的估產表示懷疑。當一個基層干部說一畝甘薯試驗田要產到20萬斤時,主席隨口就說,能產到兩萬斤就不少了。在座談中,他著重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變化、大社好還是小社好、社的規模以多大為宜等問題,征詢大家的意見。當時正在醞釀辦大社,有的已經把幾個小社聯成了一個大社。至于社的規模,很多人認為一個鄉辦一個社就行了。主席很風趣地問:你們看過《三國演義》嗎?接著說,你們這里農業社的發展變化就象《三國演義》的頭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過后才知道,毛主席這次視察是為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的擴大會議作準備的。那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央的這個決議雖然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還是“按勞取酬”,但是在下面的具體執行中,還是急于搞“過渡”。比較突出的是徐水縣,當時正在那里搞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中央、省、地委都派人去了。

            為了摸清真實情況,主席派出18名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到徐水縣深入調查,發現了不少問題。10月16、17兩日,主席把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國、定縣、唐縣四個縣的縣委第一書記找到天津,聽取他們的匯報。同時,把我從邯鄲叫到天津。主席問我:“你到徐水去了沒有?”我說:“還沒有去。”主席笑著對我說:“你去徐水調查一下吧。”我問主席:“調查什么問題?”主席說:“你想調查什么就調查什么。”我又問:“用一個星期行不行?”主席說:“用不了,三天足夠了。調查完了到北京向我匯報。”我連夜組織省委、省政府有關負責同志和正在參加地、市農村工作部長會議的同志共70人,到徐水縣分別住進農戶里調查了3天,21日簡單地碰了碰各自的所見所聞,我和省委的幾位同志趕忙到北京向主席作了匯報。主席對我們能夠如實反映情況很滿意。我們匯報了一畝甘薯畝產不過兩千斤,他們卻說可以產八千斤;還有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以供參觀等弄虛作假現象,主席聽了哈哈大笑。在匯報過程中,主席邊聽邊講看法和意見。當時徐水縣已宣布為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徐水縣實際上是集體所有,是擴大了范圍的集體所有。你們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國的全民所有。它有兩種不同,一是和過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國營工業也還不同。”毛主席還指出,交換問題要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大范圍的內部調撥要發展,另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商業要發展,一部分是調撥性質,一部分是商品交換性質,還是貨幣交易。在分配問題上,主席反對把什么都包起來,指出“多勞多得還是社會主義原則”,“要把勞動力多的積極性調動出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還明確指出“家俱可以不歸公”,私人間的債務不能“共產”,“廢除了,兩方面不舒服,借錢的覺得對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這些賬,我看還是以還為好”。在匯報到家庭生活問題時,主席滿懷深情地說:“要大中小結合,陰陽五行還要講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沒有中小,只有陰陽,就沒有五行了”。最后,主席說到黨的領導和干部作風問題,強調指出:“豐收有成績,容易驕傲起來,鋪張起來,不實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經不起細看,經不起分析。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象什么都好”。當時,我們還不能完全領會毛主席談話的意思,只是就事論事地幫助保定地委解決徐水的問題。直到11 月初中央召開鄭州會議,以及隨后在武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毛主席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情況,明確提出必須劃清這兩種界線,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著重批評了那種主張廢除商品、貨幣的錯誤觀點,主持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在批評“共產”風錯誤的同時,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浮夸傾向。這時我才開始理解主席抓徐水縣這個典型的意義。

            八屆六中全會以后,我們認真貫徹《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精神,普遍開展了整社工作。毛主席1959年2月23日來到河北,在天津聽取了省委關于整社和生產情況的匯報。在談到瞞產私分和原來的窮富社之間有矛盾的問題時,主席說,瞞產“是一條客觀規律,是個什么樣的規律,可以分析研究一下。”“強調統一就嚇住了,農民還是怕共產,……所以剛秋收后,就來了個瞞產私分,怕你拿走。”主席還指出,富社怕窮社吃“洋落”嘛?就是怕共產,強調“要在有差別的基礎上來搞統一,沒有差別就要造反的。光講統一就行不通。”主席對省委要改變黨代表會議時強調統一過多,現在只統必要統而且可能統的部分的做法比較滿意,他先風趣地說:“你們在黨代表會議時還沒有摸底,那時強調統一,現在你們被農民說服了。”接著就明確指出:“現在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是公社集體所有一小部分,生產隊集體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產隊的集體所有制。”主席這次談話以后到了山東,2月24日又給我寫信要整社的文件。又過了幾天,中央政治局在鄭州再一次召開了擴大會議,毛主席分析了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緊張狀態,指出公社所有制問題是主要矛盾,并圍繞公社所有制這個中心問題,從理論上、政策上展開了系統的論述。這次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制定了“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的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時,我才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主席在天津找我們談話的深刻涵義,他既向我們作調查研究,又向我們進行說服教育工作。

            基本核算單位放在腳上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在講話中雖然強調指出人民公社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批評了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傾向,但是在實際執行中,還是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三包一獎”(即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對生產隊實行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的分配辦法)的居多,或者只把生產權下放給生產隊,分配權仍然掌握在生產大隊手上。也有少數的實行“分配大包干”(即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國家征購和集體提留由生產大隊對生產隊實行定額包干,其余由生產隊自主分配)。究竟怎樣做好,我們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精神,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在調查中發現,實行“分配大包干”好處很多,深受群眾的歡迎。這些好處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解決了生產隊是基本的生產單位而分配權在大隊的矛盾,克服了大隊統一分配所產生的隊和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在1961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三北會議”和隨后毛主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我們匯報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分配大包干”的好處。這兩次會議都沒有就這個問題作出結論。廣州會議以后,省委和一些地委的同志,繼續就這個問題進行調查和試點。

            這年的7月,省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專門討論了“分配大包干”問題。絕大多數同志贊成這個辦法,也有少數同志有懷疑、有顧慮。正在這個時候,毛主席來到天津。我們向主席匯報了保定地區唐縣峝嶐公社各生產大隊實行“分配大包干”的情況:這個公社的各生產隊生產的糧食,除交國家和大隊的以外,統由生產隊支配,按照勞動工分分給社員,鼓勵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這個公社糧食連年增產,向國家交售的糧食連年增加,牲口、豬羊肥壯,在困難時期群眾生活安排得比較好,沒有發生浮腫病,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典型。同時,我們也匯報了三級干部會議討論的情況。主席認為“分配大包干”是個好辦法,指示我們繼續試行下去。

            9月下旬,主席又到邯鄲,找山東省委、河北省委和河北的5個地委的負責同志談話。主席先問我,你們想談什么問題,我說還是上次說過的“分配大包干”問題。主席說:“這是一個大問題,不以腳為基礎,以腰為基礎,鬧平均主義,腳去生產,腰在分配。”主席對峝嶐公社的分配辦法很感興趣,并且說:“三包一獎”算帳算不清,最后還是強迫命令定局。我說:“三包一獎”太麻煩,幾個地委對這個問題都有調查,一年至少吵四次,吵得一塌糊涂,搞得復雜的有37道工序,49個百分比,要算1128筆帳,簡單的也要算800多筆帳,只能會計搞,許多大隊干部文化水平低,弄不懂。說到這,主席說,這是煩瑣哲學嘛?“三包一獎”不適應目前農村干部的文化程度。為適應農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實行“大包干”。主席還說:“什么叫隊為基礎,就是以現在的生產隊為基礎,也就是過去的小隊。三級所有,基礎在隊,在腳。這樣搞上十年八年,生產發展了就好辦了。”主席研究這個問題非常細致,反復核對情況,并詢問了不同看法和反對意見,親自作了記錄。最后,毛主席說,“六十條”(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就是缺少這一條。你們把那個公社(指峝嶐公社)的“大包干”情況寫個四五千字的報告,我批給省、地兩級去試一試。這次談話會后,我們立即召開了地委第一書記會議,傳達了邯鄲談話會精神,研究了在全省普遍推廣“分配大包干”的問題。這次會議上,我們摸了個底,全省試行“分配大包干”的約有2700多個大隊,還有4800多個大隊名義上是“三包一獎”,實際上也是“分配大包干”,即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有7500多個大隊,占大隊總數的15%。后來,隨著中央《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的貫徹執行,在河北除極少數大隊以外,都實行了“分配大包干”,公社基本核算單位放在了腳上。

            這年年底毛主席路過天津,又找省委的幾位負責同志談話,在談到總結經驗問題時,毛主席說:“過去搞過‘三包一獎’,搞過平均主義,搞過形式上的評工記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糧食供給制……,現在看來,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寶貴,……如果沒有這些,就沒有反面的經驗。”

            一定要根治海河

            正當渡過了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進一步好轉的時候,1963 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連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濫。海河流域各河堤防相繼漫溢潰決,平地行洪,水深數尺,數百里內一片汪洋。這場洪水使101個縣、市的5300余萬畝土地被淹,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災害。毛主席對河北這次遭災非常關注,災后的八個月里,四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災區地委的負責干部了解災情,詢問救災工作的安排。毛主席問得很詳細,包括受災面積有多大,哪些縣受了災,哪些縣沒受災,災區群眾是不是悲觀失望,糧食安排得如何,燒的怎么辦,老百姓安定下來沒有,外流的有多少,采取了哪些救災措施,等等。主席一邊問一邊囑咐我們:要做好宣傳工作,講清全國的形勢,也要講附近的情況,把群眾情緒穩定住;對于抗洪搶險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個表揚一個,有多少表揚多少,要給犧牲的人立碑;運糧、運煤、運菜等是大問題,要安排好,要使災民的體質不下降;要搞些副業生產,大的可以集體搞;今年麥子種了不少,要管好。毛主席滿懷信心地激勵我們說:“今年受災了,明年夏收還是會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當時衡水地區受災最重,毛主席指著衡水地委書記趙樹光說:“你那個地方的水災情況,我從照片上看到了,只露著幾間房,可慘哩!”“衡水是歷來遭災的。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橫流,患難于中國。這是禹王之事,書經有載。”毛主席一年一年地計算河北的年景:從1949年到1963年15年間,3年大災,5年中災,3年豐收,4年中收,受災率分占一半多,心情顯得很沉重。毛主席一面看著河北省水利工程長遠規劃圖,一面指著閻達開和我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都是河北人,你們就是要把河北的災救出來,要把水切實地治起來。”主席問了林鐵、閻達開和我的年齡以后,深情地說:“你們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七十歲了,不一定看得見了,你們這一輩子把水治好吧!”當時,我們正在搞一個抗洪斗爭展覽,請主席為展覽會題詞,主席當即答應,接著又說:“我現在不作湖南人了,要作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過了五天,在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揮筆題了七個閃光的大了:“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主席的題詞,為根治河北水患、保障天津市和京廣、津浦鐵路干線的安全確定了明確的方針。周恩來總理對河北的救災工作和根治海河工程始終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多次聽取匯報,并給予具體指示。災后不久,李先念副總理就來到災情最重的衡水地區,深入到深縣農村,逐戶了解群眾生活安排情況。當即確定增調糧食,以保持農民的體質。同時還對縣城的恢復作了具體部署。在國務院、華北局和中央有關部委的支持和幫助下,1964年我們制訂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規劃,1965年5月,國務院批準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展開了群眾性的根治海河運動。從這一年開始,在1958年以來已修建十余座大型水庫的基礎上,每年冬春都動員30萬以上的勞力,按照統一規劃,有步驟、按順序地開挖中下游河道的工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期間,也一直堅持施工。當時正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年代,不少地方攔路設卡,武斗不斷,但無論哪個地區,哪個方面,對于根治海河的車輛一律放行,根治海河工地上秩序井然。這固然是由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也由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表達了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經過連續15年的艱苦奮斗,到1980年,大規模排洪、排澇工程基本完成,共開挖、擴挖防洪排澇骨干河道53條,總長3641公里;修筑防洪堤防3260公里;修建各種閘涵建筑物2331座;架設各種橋梁1114座,總長91700延長米;完成土方、石方、混凝土方總工程量達13.35億立方米。這些工程完成后,排洪入海能力由4620立方米/秒擴大到24680立方米/秒,提高4.43倍;排瀝河道入海能力從414立方米/秒增加到3180立方米/秒,擴大6.68倍。根治海河工程使河北省抗御洪澇災害的能力有了顯著的提高,低洼易澇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處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市和京廣、津浦兩大鐵路干線,也從而基本免除了洪水的威協。當年經常受災地區的干部、群眾,至今仍然津津樂道根治海河所帶來的巨大好處。

            河北要糧食自給

            河北自然災害多,農業生產條件差,歷史上是缺糧省分。1957 年是豐收年,糧食總產也只有81.91億公斤,社會人均糧食占有量不過223.19公斤,還要靠中央調入7.27億公斤糧食,才能安排下來。從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來,到1981年,不包括天津市,全省糧食購銷逆差累計達110.88億公斤,加上專項用糧開支和必要的儲備,累計純調入糧食133.2億公斤,平均每年調入5億公斤左右。遇到大災年,調入糧食高達15億公斤以上。就是這樣,在六十年代農村人口的口糧也只能安排到每天8到9兩,余糧地區全年口糧最高不得超過210公斤;城市人口依人定量,成年人每月只有15公斤。1961年,實在過不去了,我到中央找周恩來總理要兩千萬斤糧食應急,當時全國都有困難,周總理在他的辦公室里踱來踱去,躊躇再三,才下決心說:“就給你兩千萬斤”。當時,我看到周總理為難的樣子,內心十分不安,深深地感到愧疚。那個時候糧食問題對河北是個巨大的壓力,從國家來說,每年為河北大量調入糧食,成了一個沉重的包袱。河北因為缺糧,使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我到河北的時候,曾聽到一個說法:“北方落后”,還聽周總理說過“河北農業落后”。當我感受到糧食問題的巨大壓力之后,才理解到所謂“落后”,就在于自己不能解決吃飯問題。

            毛主席對于河北糧食嚴重不足的狀況十分關懷,每次到河北來,都要詢問農業生產情況,引導我們研究發展農業的途徑和措施,同我們一個字一個字地醞釀“八字憲法”的內容和排列順序。他多次地講到:“河北省要保豐收,糧食問題還是水的問題。”指出河北的河網化不發達,要搞地下水。又談到“農業上去首先要解決水、肥。水就是修水庫、打井、洼地排澇;肥主要是養豬,要土洋結合。”1959年9月毛主席到邯鄲地區成安縣視察的時候,明確提出了河北“糧食自給”的問題。由于當時我們國家經歷了三年暫時困難,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接下來1963年河北又鬧大災,糧食自給問題就暫時被擱置下來。經過了三年調整,到1965年,國民經濟全面好轉。這年的11月,毛主席到天津找河北省委的幾位負責同志談話,再一次談到河北實現糧食自給的問題。當時,林鐵同志和我匯報了省委計劃五年實現糧食自給,想盡量上得快一點,爭取三年解決。毛主席思考了一下,很慎重地說:“搞成了才算數。”我們匯報了各地上報的產量和來年的計劃時,毛主席說:“糧食拿到手才算數。”我們理解,毛主席對河北實現糧食自給是積極鼓勵的,但同時提醒我們要實實在在地搞。

            1963年大災之后,省委、省政府就反復、認真地研究了加快發展糧食生產的問題,認識到河北糧食這個主要矛盾不解決,什么也發展不起來。1964年確定了把發展農業、實現糧食自給作為全省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目標和主攻方向,經請示華北局李雪峰同志同意,又經中央批準,調整了農業種植結構,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河北每年少種400萬畝棉花,少給河北調入5億公斤糧食。1965年省委、省政府又確定以水、肥、機為重點,大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以加快發展河北的糧食生產。1965年毛主席再次提出河北糧食自給問題之后,從這一年冬季開始,省里組織了“機井大會戰”。周恩來總理坐鎮邯鄲,親自抓河北的打井,掀開了有計劃地大規模地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歷史畫卷。在國家計委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圍繞著打井配套,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排灌動力機械和水泥生產,進而發展了鋼鐵、煤炭、化肥、拖拉機和汽車工業,逐步建成了比較配套的支農工業體系,從而強化了農業生產的基礎。1965年末,全省共有水澆地2503.3萬畝,1970年發展到3877.76萬畝,1978年底達到最高峰的5334.09萬畝;農用排灌機械1965年共有10.29萬臺、8.23億瓦特,1978年發展到89.12萬臺、73.72億瓦特;全省有效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重由1965年的25.3%上升到1978年的54.6%。農用化肥的產量1965年只有3.38萬噸,1978年達到80.11萬噸,1980年突破了100萬噸大關。同時,養豬積肥也有很大發展,豬只年末存欄頭數1965年為772.88萬頭,1975年達到1622.84萬頭,以后一直維持在1300萬頭左右?;A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地方工業的發展,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1965年,全省產原煤2492 萬噸(其中地方煤礦產原煤170.9萬噸),生鐵38.46萬噸,鋼29.25萬噸,水泥82.2萬噸;1980年,原煤產量達到5353萬噸(其中地方煤礦產原煤1328.6萬噸),生鐵251.57萬噸,鋼190.59萬噸,水泥549.82萬噸。工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致使河北的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回收,1970年糧食購銷順差2.96億公斤。從1970年到1979年整個七十年代,全省共生產糧食1446.67億公斤,收購糧食204.06億公斤,銷售糧食207.04億公斤,糧食購銷逆差總共只有2.98億公斤。十年間有四個年份糧食自給有余,三個年份缺糧不到0.5億公斤,只是遇到災年才需要調入較多的糧食。這和1953 至1969年17年間每年平均缺糧5.48億公斤來比較,是一個明顯的進步。1975年中央開會時,我們匯報了河北當年糧食自給有余、生鐵產量達到178萬多噸,鋼的產量突破了100萬噸,主持會議的鄧小平同志聽了非常高興,他風趣地說:“你們成了上中農了”。姚依林同志聽說河北不僅不向國家要糧食,還能調出一點,驚喜地說:“啊!河北改變性質了。”

            向群眾尋求真理

            毛主席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也一再教導我們要注重調查研究,向群眾尋求真理。五十年代末,他就對河北省委的同志講過:“第一書記要自己下去鉆一鉆,真正的知識不在機關里,而在下邊,在工廠、農村、學校里。沒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來。”毛主席就是作調查研究的典范。他1958年到徐水、安國視察時,正值中伏,是一年中天氣最熱的時候,農民已經“掛鋤”,一般不下地干活了。毛主席到徐水縣大青各莊,先看了俱樂部、縫紉部、衛生所、食堂、米面加工廠、敬老院、幼兒園、商店、豬場等生產、生活設施,又到田間看了莊稼,足足看了兩個多小時。到安國縣流村視察時,下車后沒有進村,而是頂著灼人的烈日,一頭鉆進悶熱的莊稼地里,邊看邊問,走了個把小時,上衣已經被汗水濕透了,才在干部、群眾的勸說下,走進地頭一個用葦席搭起來的小窩鋪里稍事休息。他坐在一條窄板凳上,同當地干部和群眾拉家常,作調查。1958年8月毛主席到天津,在林鐵同志陪同下,視察了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在南開大學看了化學系的四個生產車間。毛主席對他們試制的“敵百蟲”農藥很感興趣,問了農藥的用途、用法,多少錢一斤,農民是否買得起。對他們實行勤工儉學給予了鼓勵。隨后又到天津大學看了學生的實習工廠,幾乎在每臺車床前都停留一下,詳細地向學生們詢問了吃得好不好,住得怎么樣,覺夠不夠睡,還問了學生們的學習情況,對他們把學習與勞動生產結合起來表示贊許,并告訴他們注意勞逸結合。毛主席在作調查時,主要是看、問、聽,問得很細,自己卻講得不多。他常常這樣說:“我就是聽聽你們的,我沒有什么意見,北京就是不產生意見的,開工廠沒材料,等候你們的材料加工。”

            毛主席十分平易近人,以一個真正的普通勞動者出現于群眾之中。他有極其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善于和各種各樣的人接觸。初見主席的人,往往心情緊張,甚至不知所措??墒?,毛主席能夠針對不同的說話對象,說幾句很有風趣的話,或者在人名、地名上開個玩笑,使氣氛很快輕松起來,讓人一點也不感到拘束,而是覺得主席是那樣的慈祥可親,愿意和他說心里話。他到徐水視察時,問陪同的保定地委書記叫什么名字,是哪幾個字,李悅農回答說是喜悅的悅,農民的農。主席笑著說,啊,你喜歡農民。在安國和一個社員握手,順口問他叫什么名字,回答叫高增福,主席很親切地說:“你這名字很好,增福增壽。”在成安接見四個棉花姑娘,得知兩個姑娘的名字都有“梅”字時,毛主席笑著說,邯鄲有“二度梅”,你們也是“二度梅”。主席尊重人,體貼人,平等待人,給我們每個見到主席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悅農有一段身體不好,毛主席曾向我們打聽他的病情,后來見到他本人,又說了一些寬慰的話。我們向主席匯報工作,主席總是聚精會神地聽,有時提出的問題我們答不上來,他很快就轉了話題,從不使我們感到為難。在列車上找我們談話,主席親自在每個小桌上擺上一盒煙。在成安縣道東堡接見棉花姑娘和當地干部時,在長條桌旁的正中間為主席準備了一把鋪了毯子的寬大木椅,主席沒有坐,他招呼棉花姑娘中的王素梅,讓王素梅坐“第一把交椅”,讓來讓去,誰也沒有坐。當時,送上切好的西瓜,主席親手把一塊一塊西瓜分別遞給四個棉花姑娘,還招呼坐得稍遠的人說:“我偏了她們了,大家都來吃。”頓時,屋里充滿了歡快的氣氛,大家都無拘無束地和主席交談起來。毛主席是很愿意多接觸群眾的。就是1959年這一次到邯鄲,列車停在國棉二廠的倉庫區。工人們得知毛主席住在這里,紛紛要求能和毛主席見上一面,毛主席知道了工人的這個要求,欣然同意,就在去成安視察之前,與聚集在道路兩旁的四個棉紡廠的幾千名工人見面。他沒有坐已經準備好的敞篷汽車,堅持步行,邊走邊向工人們招手致意,走了幾百米,直到群眾隊伍的盡頭才上了車。1960年4月底,毛主席到天津視察,隨口問到“五一”節有什么安排,當省委的同志匯報準備在海河廣場舉行群眾集會時,主席馬上表示:“我也參加”。“五一”節那天,毛主席在臨時搭起的臺子上和集會、游行的群眾見面,興致勃勃地看文藝表演,足足堅持了四個小時,散會以后才離開。毛主席的突然出現,使天津人民喜出望外,感到十分的幸福。

            毛主席在生活上一直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主席幾次到天津,都是住在干部俱樂部游泳池更衣室臨時改造的房間里。我們覺得主席在天津住的很不方便,就為主席修了一處條件比較好的房子,主席知道以后,再到天津就不到市里住了,而是一直住在列車上。到河北的其它地方,主席為了不給當地增加麻煩,無論是嚴冬酷署,都是住在列車上。主席吃的飯、菜十分簡單,有時我們匯報時間長了,主席留我們吃飯,也是糙米飯和幾盤小菜或大盤菜。在三年困難時期,主席的生活更艱苦了,有一段時間他明確提出不吃肉,不搞雞鴨湯,也不用味精,吃的菜里油也很少。那時幾次到河北,只讓地方供應一些蔬菜。當時主席年事已高,生活又那樣清苦,大家都為主席的健康耽心,但又沒什么好辦法,只能由工作人員捉一些麻雀為主席改善一下生活。主席的言傳身教,使我們至今記憶猶新。

            毛主席在河北的革命實踐活動內容非常豐富,以上只是我親見親聞的幾個片斷。就是在這幾個片斷中,都貫穿著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我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以及河北省的廣大干部、群眾,都從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過去在指導我們的行動中已經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今后仍將長期地成為我們行動的指南。

            該文摘自:《緬懷毛澤東》,略有刪節。作者劉子厚曾任河北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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