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ing id="rtl3x"></listing>
<listing id="rtl3x"><mark id="rtl3x"></mark></listing>

    <dfn id="rtl3x"><menuitem id="rtl3x"></menuitem></dfn>

      <video id="rtl3x"><span id="rtl3x"><nobr id="rtl3x"></nobr></span></video>
      <video id="rtl3x"></video>

        <th id="rtl3x"></th>

        <ins id="rtl3x"></ins>

        <meter id="rtl3x"><meter id="rtl3x"></meter></meter>
          首頁 > 文章 > 國際 > 國際縱橫

          西方對中東的意識形態滲透及其深遠影響

          田文林 · 2021-08-20 · 來源:思想火炬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在西方意識形態的長期滲透下,中東國家日漸喪失主體性,陷入價值迷茫,由此導致治理水平越來越低,最終在2011年爆發中東劇變?!巴鲅蚨a牢,未為遲也?!睂θ栽谄D難轉型的中東國家來說,如果不認真反思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警惕和抵制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就無法真正擺脫積弱積貧的經濟狀況,其未來探索發展之路仍會面臨巨大挑戰。

            一、意識形態滲透是西方維護霸權的重要方式

            西方大國謀求霸權歷來是軍事擴張、經濟掠奪、意識形態滲透“三位一體”。相比于武力征服和經濟控制,意識形態滲透隱蔽且威力強大。如果說軍事霸權目的是攫取他國領土、迫使他國屈從,經濟擴張是最大限度攫取他國資源和財富,思想滲透就是著眼于控制、摧毀非西方的價值觀和靈魂,最終目的是通過文化滲透和價值觀輸出,摧毀、顛覆乃至替代對象國的信仰體系、價值標準和文化自信,使后者按照西方的意志和利益思考和行事。

            因此,價值觀領域實際是“沒有硝煙的戰場”。尤其是在和平時期,思想觀念的塑造力和穿透力威力巨大。決策者和知識精英總是受到特定觀念和理論的影響,并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些觀念外化為戰略和政策,由此對現實政治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凱恩斯曾說過:“統治世界的不過就是這些思想。許多實干家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的影響,卻往往已淪為某個過往經濟學家的奴隸。”[1]

            文化滲透注定是個“溫水煮青蛙”的漸變過程。這是因為,世界觀改造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簡單粗暴的行政命令和暴力強制,只能使人“口服而心不服”。唯有用一種思想取代另一種思想,用一種價值觀替換另一種價值觀,才能使人“心服口服”。文化滲透一旦完成,它便可以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伊斯蘭世界就是西方文化滲透的典型犧牲品。

            近現代以來,西方世界兩大霸主——英國和美國,恰好都是孤懸于歐亞大陸之外的海權國家,因自身疆域無法擴大,其地緣戰略的基本目標就是盡可能弱化和分化歐亞大陸國家,使之無力挑戰海權大國。伊斯蘭世界就是其重點打壓的目標之一。伊斯蘭世界是世界主要文明板塊之一,近代以來,盡管其由輝煌走向衰落,但仍是國際政治中不容小覷的戰略性力量。對主宰國際體系的西方大國來說,一個團結強大的伊斯蘭世界并不符合其戰略利益,一個虛弱、分裂的伊斯蘭世界才真正符合心意。美國駐德黑蘭大使洛伊·亨德森曾直言不諱地說,阿拉伯的團結一致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2]。薩米爾·阿明指出,一個現代化的、富強的阿拉伯世界,會妨礙西方國家暢通無阻地竊取這里的石油資源。[3]

            為軟化、弱化、分化伊斯蘭世界,西方大國無所不用,其中一種重要手段便是意識形態滲透。中東是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區,同時也是西方推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災區”。在歐風美雨的長期影響下,伊斯蘭/阿拉伯世界日漸迷失自我,發展之路越走越窄,最終在2011年爆發“阿拉伯之春”。

            二、西方對中東伊斯蘭世界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總體目標

            西方對中東伊斯蘭世界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手法多種多樣,總體看,這些手段主要是為了實現三大目標。

            (一)詆毀伊斯蘭世界的整體形象,引導中東國家自我變革

            國家是民族生息繁衍的終極庇護所。國家通過提供安全保護、制定發展戰略、汲取和分配資源等方式,為民眾提供多種服務,確保社會正常有序。但對西方列強來說,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權,恰恰是其進行跨國資本擴張和地緣政治控制的最大障礙,因此總是想方設法動搖、削弱乃至顛覆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根基,為西方政府推行霸權政策提供輿論先導。西方媒體針對包括伊斯蘭世界在內的亞非拉國家,總是集中報道其不穩定、犯罪和災難等陰暗面,對其積極面則甚少報道,故意歪曲其國家形象。[4]

            國家領導人和中央政府是國家職能的具體承載者和人格化象征,因此,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和政府首當其沖,成為西方媒體詆毀和妖魔化的重點對象。那些不聽從西方國家號令的中東地區國家領導人,經常成為西方媒體冷嘲熱諷的對象。20世紀50年代,為推翻摩薩臺政府,美國輿論不如實介紹摩薩臺在伊朗的受歡迎程度,反而將其描繪成一個“穿著睡衣在床邊舉行會議、在公開會議上哭泣的傻瓜”。相比之下,為扶植聽話的巴列維國王,美國媒體將殘酷鎮壓反對派人士的專制國王,描繪成一個“進步”君主。美國軍方和情報局在這種宣傳中發揮了“支配性作用”。[5]而敘利亞的巴沙爾政府、伊拉克的薩達姆政府、利比亞的卡扎菲政府以及蘇丹的巴希爾政府,在其遭受西方國家破壞和“政權更替”之前,就已成為西方媒體的攻擊目標。[6]

            伊拉克薩達姆政府是西方輿論妖魔化的重點對象。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國主流媒體馬上將薩達姆描繪成當代希特勒,并偽造伊拉克軍隊施暴事件。西方媒體進行妖魔化宣傳,目的就是激起民憤,方便其發動侵略戰爭。[7]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決意借機再次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打擊。為此,美國國防部專門成立了“戰略影響辦公室”,為美國軍事干預伊拉克提供借口。美國媒體制造假新聞,大肆炒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渲染“美國將被襲擊”的威脅,由此證明美國發動的“先發制人”軍事打擊是一場反對“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正義戰爭和“自衛戰爭”。[8]這些虛假宣傳成功說服美國公眾,使其相信入侵伊拉克是公正的。但事后證明,伊拉克根本沒有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與“基地”組織毫無瓜葛。盡管美國主流媒體事后道歉,但伊拉克已經陷入戰亂,數十萬民眾流離失所。

            總之,西方媒體通過歪曲報道搶奪意識形態話語權,積極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霸權政策進行辯護,同時將中東國家置于道義的審判席,由此使西方國家有可能打著“捍衛人權”“反對暴政”等旗號,堂而皇之地推行霸權主義,肆意蹂躪他國主權和合法權益。更可悲的是,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負面評價,一定程度上促使廣大穆斯林不自覺地“對號入座”,自我貶損,最終盲目跟隨和效仿西方制度和價值觀。不同于強制性方式,意識形態滲透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最終使受害者也主動或被動地接受西方期待的價值觀和事實,這正是其可怕之處。

            (二)誤導中東的發展戰略,使之依附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

            發展問題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頭等大事。對那些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獨立的欠發達國家來說,奉行何種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事關未來能否繁榮富強,事關在贏得政治獨立后能否贏得經濟獨立。對西方國家來說,一切則恰恰相反。在殖民時代終結后,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更加依賴經濟控制。由此,西方國家想方設法誤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使之盡可能符合西方的利益需求,繼續依附于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

            通過意識形態滲透誤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就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關鍵舉措。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將那些符合西方整體利益的發展理念,灌輸給非西方國家的精英,使之自覺自愿地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西方的發展戰略。有學者正確地指出:“發展話語構成了帝國主義過程的一部分,而其他國家的人民則被剝奪并變成了目標。這一過程中的本質部分就是‘發達’國家管理、控制甚至創造第三世界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等各方面。在這一過程中,許多人的生命、規劃、希望和夢想都掌握在那些與他們生活方式、希望和價值觀格格不入的人們手中。”[9]

            西方國家近代經濟成功始于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之所以率先在歐洲爆發,又得益于歐洲發現新大陸后從事“三角貿易”所帶來的原始資本積累。歐洲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的種種原始積累方式,如殖民掠奪、圈地運動、販賣奴隸等,后發國家很難復制和效仿。而且,西方國家奉行零和思維,容不得別國發展壯大,其他國家越是處于積弱積貧狀態,它們才越認為自己的發展是成功的。因此,西方大國心心念念想要塑造的乃是一種“中心—外圍”的等級分工體系。

            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絕不肯將自己的“成功秘訣”外示于人,而是有意識地向后發國家推銷無效乃至“有毒”的發展藥方。由于西方國家已經實現工業化,亟須開辟更多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因此其對外宣傳上總是刻意渲染“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理論,哄騙發展中國家打開國門,用本國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交換西方國家的高附加值工業品,西方國家借以攫取更多財富,并使資本主義實現全球擴張。因此,不同于歐洲擴張主義者以前傳播的思想意識,當前意識形態滲透的重中之重就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普世價值到處傳播。

            新自由主義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主要內容包括私有化、自由化、去管制化、自由貿易等。這些原則既是一種經濟教條,也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從方法論看,新自由主義帶有很強的反社會、反科學屬性。這種思潮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前提,“試圖通過暗示其本身不可能存有的經濟合理性,來限制社會科學洞察社會關系現實的能力”,但“該理論沒有擴大我們對社會環境的理解,它只是擦掉了人類的知識和意識”。從政治角度看,這種思潮夾帶“私貨”,它為西方關于人權以及良治的壟斷性觀念、西方流行文化和旅游業的涌入鋪平了道路。[10]從效果看,這種倡導私有化、市場化、減少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義學說,符合西方跨國資本的利益,卻有損第三世界國家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過程中,與之相伴的經常是獨裁主義和警察國家。當權者推行的政策無法滿足廣大民眾的需求時,不得不更多借助暴力加以回應。[11]由此不難理解,“新自由主義+獨裁統治”的模式至今在第三世界國家仍十分流行,并受到美國的高度贊賞。

            為誘使發展中國家主動迎接西方資本,美國許多大學大肆向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兜售“華盛頓共識”,例如制造“市場萬能”神話,通過私有化使企業破產,解除資本管制,國家信用靠國際金融機構評定,鼓勵進口依賴等。有學者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發達國家通過強行實施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在發展中國家中擁有不受限制的財產權,進而著手打斷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12]

            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有意培養一批“經濟殺手”,他們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卻肩負著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任務,他們主要以經濟而非武力方式操控別國,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通過欺騙手段讓成萬億的資金不斷流入美國,最終鞏固并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13]

            為使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產生依賴性,西方國家常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向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提供低息貸款。它往往伴隨著對商品的奢侈消費,而企業生產出的這些商品并非任何生產性的投資。一旦一國大量負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出面干預,要求該國進行結構改革。這就像唆使一個成癮的賭徒繼續在賭場借錢賭博,然后拿走他無辜的妻兒所居住的房屋,因為他還不起自己輸掉的賭債。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下,這完全是合法的。[14]

            在引導和塑造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過程中,以“西方中心論”為底色的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發揮著重要但不為人知的關鍵性作用。學術研究表面上遠離政治,實則是塑造話語權、參與政治決策的強有力方式。西方國家的學術研究(尤其是涉及亞非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用一套看似縝密的邏輯推理以及繁復瑣碎的學術論證,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不容辯駁的發展道路,最終目的就是避免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繼續與西方保持依附與被依附關系。具體到操作層面,西方社科界有意識地制造和強化某些概念和理論,尤其是通過“數理論證”和構建“指數話語”,刻意模糊經濟發展的政治和社會含義,通過掌握標準制定權和評判權,誤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這意味著,即使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和學者漂洋過海到美國,實際也很難取到“真經”。

            在西方多管齊下的意識形態滲透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和知識精英不同程度地被“洗腦”。他們對本土文化和民眾缺乏認同感,在涉及意識形態、發展道路、政治制度等重大問題上缺乏洞察力,很容易被西方牽著鼻子走,最終使整個國家成為西方“戰略忽悠”的受害者。事實表明,中東國家試圖通過模仿西方實現經濟發展的種種努力并不成功。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東國家普遍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由此導致中東國家“去工業化”和貧困化、邊緣化。與此同時,在“現代化”口號下,大量與伊斯蘭傳統價值格格不入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諸如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及時行樂等思想潮水般涌入國門。而統治者又不加區分地全盤仿效。這種非民族化的行為方式在現代派與傳統派之間造成巨大的文化鴻溝,使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幾乎蔓延至整個伊斯蘭世界。在2011年中東劇變中,那些政權更替的國家不假思索地走上靠“民主轉型”謀求復興的道路,這顯然是西方多年意識形態滲透的“成果”。

            (三)詆毀伊斯蘭世界的信仰體系,進而摧毀其傳統政治制度的根基

            人類從認知到實踐本身就是個環環相扣的鏈式反應過程:政策觀取決于戰略觀,戰略觀取決于價值觀,價值觀又取決于審美觀。正像科學體系建構的前提是若干毋庸置疑的公理,每個民族的價值體系大廈的根基,就是某些不證自明的審美標準和潛意識。一旦這一上游領域遭受“污染”,使審美觀和潛意識發生顛覆性變化,便會以不易察覺的速度和方式逐漸向下游蔓延,改變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導致災難性的戰略和政策。

            因此,影響和重塑對象國的價值體系,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改變其信仰體系,從而徹底摧毀其原來價值體系的根基,使相關國家精神上沉淪,不自覺地依附于西方體系。“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變化,是影響到思想、觀念和信仰的變化。”[15]這是因為,信仰體系處于整個價值體系的上游位置,信仰決定理論,理論決定觀念,觀念決定行為。因此,一旦信仰體系發生轉變,便會使原有的審美觀念和道義觀念發生根本性轉變,原有價值體系將土崩瓦解,使國家淪為按照他國指揮棒行事的行尸走肉。

            實施這一目標的具體舉措很多,包括:對民眾“去意識形態化”;在現有價值體系中摻雜“雜質”,使其取代原有的價值體系,最終破壞傳統文化根基;促使對象國媒體轉型為市場行為主體;謀求實現社會的“個人主義化”和“原子化”;宣揚“金錢萬能”;刺激民眾(特別是精英層)的物質欲望,用金錢崇拜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控制人的頭腦;等等。

            宗教力量則是西方對伊斯蘭世界進行文化滲透的先鋒。從16世紀開始,梵蒂岡教廷就與黎巴嫩的馬龍派保持聯系,馬龍派的牧師經常到羅馬和巴黎去朝拜。到19世紀,西方列強以“保護圣地”和“基督教徒的少數民族”為借口,加緊對伊斯蘭世界進行宗教滲透。法國的耶穌教會和美國的新教教會最為活躍。他們在敘利亞開辦教會學校和學院,出版阿拉伯文古典著作和西方著述譯本。教會學校則訓練出新的一代阿拉伯人,使他們很快地在留戀阿拉伯古代遺產的同時,更深刻地受到西方因素的影響。[16]

            在此背景下,那些受過西方教會教育的敘利亞教徒,開始在埃及和敘利亞創辦報紙和雜志。阿拉伯民族主義就是這個時期產生的。而且,越是在那些受泛伊斯蘭主義影響小、受西方文化影響大的阿拉伯基督教徒中,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就越強烈?;浇掏讲豢赡苜澩阂了固m主義,因為它是用現代政治形式表現出來的古代伊斯蘭社會的理想。而阿拉伯基督教徒只能通過追求一種民族的而不是宗教的新形式,來體現東方的統一和對西方侵略的憤恨。[17]撇開阿拉伯民族主義本身正確與否不說,它的出現和發展壯大客觀上撕裂了伊斯蘭世界的意識形態,阿拉伯民眾的效忠對象在“民族”與“伊斯蘭教”之間左右徘徊,兩大政治力量彼此內耗,最終使阿拉伯世界一事無成。

            三、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對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深遠影響

            2011年,中東爆發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全面劇變。這場劇變發生于現今,但導致亂局的根源早已存在。按理說,阿拉伯國家石油資源豐富,發展資金充裕,民族成分相對單一,實現繁榮發展的基本條件優厚,而且阿拉伯民族歷史上也曾創造過輝煌業績。但由于當權者指導思想出現偏差,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價值觀政策日趨偏離正軌,陷入總體性失敗處境。而中東國家戰略選擇出現重大失誤,西方國家長期的意識形態滲透和戰略誤導難辭其咎。

            (一)接受“民主自由”觀念,中東政治轉型最終陷入困境

            第三世界國家貿然實現“民主化”,其中的風險和代價遠大于可能帶來的好處。這是因為,西方倡導的民主分權政體,本身就是以部分犧牲效率和中央集權為代價和前提條件的。但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國情差異甚大:在西方國家,工業化、政治現代化、國族整合等問題差不多是依次到來,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幾乎同時面臨這些難題。一般來說,在國家尚未真正解決民生問題的情況下,國家首要的任務是致力于經濟發展,并強調集體紀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發展與個人自由相連,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帶來的個人自由度的增加,實際也就意味著對政治權威的分散和對經濟發展大計的偏離。因此,推行“民主化”并非這些國家最為緊迫的任務,它往往被排在經濟發展、國家統一和政權安全后面。

            事實表明,沒有哪個第三世界國家是通過“民主化”進而實現國家富強的。相反,那些急于向“民主化”過渡的第三世界國家,多數情況下都陷入政治衰弱狀態,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大國??赡芮∏∈俏魇矫裰鞯倪@一“功效”,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竭力對外推銷“民主自由”。

            冷戰期間,美國的主要目標是遏制蘇聯的全球擴張,因此美國并不介意中東國家政體是否“民主”,甚至主動交好那些政治制度保守落后的國家。蘇聯解體后,美國一度陷入戰略迷失,搞不清“誰是美國的敵人”。但“9·11”事件的發生,促使美國將恐怖主義鎖定為主要戰略威脅,將在中東“推進民主”視為根除恐怖主義的主要舉措。在當時的小布什政府看來,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是中東缺乏民主,因此要想根除恐怖主義,就必須對伊斯蘭世界進行“民主改造”。

            為實現“中東民主改造”目標,小布什政府設立了“民主援助基金”,專門向實行“良治”的政府提供緊急援助,鼓勵發展中國家“民主化”。2004年2月,美國正式出臺“大中東計劃”,實施推進民主改革的若干舉措,如支持自由選舉;加強議員培訓;為記者提供海外學習、培訓;幫助中東國家進行司法改革,確保司法獨立;支持該地區人們思考、表達和信仰的自由,鼓勵獨立媒體的形成;加大良治、透明性和打擊腐敗的力度;增加所有市民社會成員、包括非政府組織在改革中的作用等。[18]2005年,布什政府將資助“民主”的資金,由2000年的5000萬美元,增加至2005年的20億美元。[19]

            2009年奧巴馬上臺后,看似摒棄了小布什政府“武力反恐+民主改造”的中東政策,實則目標與手段并無本質改變。小布什時期成立的人道主義基金會、非政府組織、非暴力民主組織等,在奧巴馬時期繼續享受資助和后勤支持。2002年小布什執政期間確立的“中東伙伴倡議”,在奧巴馬任期內成為美國外交工作的排頭兵。2010年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出臺《中東伙伴倡議》文件,目的是在中東直接建立“公民社會”組織,以改變對象國的內政,使其服務于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目標。[20]其“民主輸出”做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進行社會準備,包括傳播西方價值觀念,培育親西方力量,幫助反對派發展等;二是直接影響和操控政局,間接幫助反對派奪取政權。[21]

            2010年,即“阿拉伯之春”爆發前一年,西方媒體開足馬力,不斷曝光阿拉伯世界的人權問題,由此給民眾營造出一個強烈印象: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高度統一、數量龐大的阿拉伯民眾,正在為實現“人權”反對壓迫者。根據“自由之家”組織2010年排名,西亞北非地區只有一個“民主國家”(以色列),有三個“半自由國家”和14個“不自由國家”。[22]在西方強大的意識形態話語權面前,阿拉伯世界在道義和法理上基本處于被動局面,幾乎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西方國家的長期灌輸,加上冷戰后各種革命性意識形態的退場,使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大行其道。阿拉伯國家政治和知識精英不知不覺間成為西方的思想俘虜,喪失了理論辨別力,沉迷于西式民主的理論與道路,導致“民主是解決之道”的觀點頗為盛行。[23]他們既看不到諸多發展中國家盲目效仿西方民主而導致衰落的失敗經歷,也沒有考慮自身國情和實際需要,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并在道路選擇問題上,將“西方民主”這一“政治次品”當成了紓解困境的救命稻草。

            在政治建設中,“依靠誰,為了誰”的國體問題本應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和關鍵,“權力如何組織”的政體問題則是次要矛盾。然而,在西方國家“民主自由”話語的長期熏陶下,中東國家本末倒置,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政體、輕國體”傾向:一方面,忽略拓寬階級基礎(國體)的極端重要性,日漸脫離人民,由此導致政權根基日趨動搖;另一方面,日漸承受乃至默認西方對其權力高度集中(政體)的詰難,喪失話語制高點。在內外交困之下,中東國家最終陷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并且不自覺地向“民主化”方向轉型。

            中東國家長期實行的威權政體模式,本來具有民主政體難以企及的調配資源能力。但是,中東當權者脫離民眾基礎,政權服務對象由多數民眾轉向少數精英,使這種政體的優勢日漸變成劣勢——國家權力成為少數當權者謀取私利的工具。換言之,阿拉伯國家陷入政權更替的歷史循環,根本原因是當權者背離民眾的意愿和利益,而非威權政體本身的過錯。

            中東伊斯蘭世界長期受到西方民主話語權的誤導和壓力,倒果為因,將中東國家面臨的階級矛盾問題,歸咎于威權政體本身。由此不難理解,在2011年中東劇變后,這些國家毫不猶豫地開啟“民主轉型”進程,將政體變革視為緩解困境的法寶。這一時期,阿拉伯學者在談及中東劇變后的政治規劃問題時,滿口都是政治參與、多元主義、競爭性選舉等西方話語,贊揚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使阿拉伯史學家迎來了從“獨裁”轉向“民主”的新時代。[24]后來的事實證明,正是這種“民主化轉型”,使相關國家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某種程度上,中東國家向“民主化”方向轉型并由此陷入困境,看似是中東國家“自找苦吃”,實則是西方長期進行意識形態“洗腦”的結果。

            (二)接受新自由主義教條,致使中東發展日趨偏離工業化軌道

            中東伊斯蘭世界持續衰落乃至爆發中東劇變,直接原因就是相關國家經濟沒搞好。這些國家經濟之所以搞不好,則是國際經濟舊秩序長期沖擊以及西方大國戰略誘導的結果。其中,西方國家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教條是導致中東經濟衰敗的罪魁禍首。

            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散過程,并日趨將第三世界國家納入到全球化體系之中。然而,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更有利于跨國壟斷資本擴大剝削范圍,由此構成“兩大剝削與被剝削的同心圓”:一個是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另一個是發達國家內部及第三世界內部的剝削與被剝削。這兩大“同心圓”同樣會加強資本家財富積累與勞動者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

            相較而言,發達國家內部的勞動階級尚可通過從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獲得的巨額利潤中獲得部分轉移支付(各種福利補貼),從而維持較為體面的生存狀態,[25]使發達國家本來不具備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得以持續下去。而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階層處于世界經濟鏈條的最末端,他們遭受著西方資本家和本國權貴的雙重剝削,付出最多,但生存狀況卻最為艱辛,隨時面臨著饑餓和死亡的威脅。這種“勞動異化”現象不可能長期持續。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同樣是奉行“新自由主義”,西方國家可以維系現行模式,而第三世界卻不行。

            事實表明,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困境日趨明顯。據世界銀行統計,l980—2005年,在“華盛頓共識”倡導的私有化風靡全球時期,105個發展中國家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遠低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26]在過去20年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全世界新增了高達2億的貧困人口,使世界貧困人口總數超過15億。[27]簡言之,新自由主義實際是誤導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慢性毒藥”。

            許多中東國家對西方國家強行灌輸的新自由主義信條缺乏足夠的免疫力。它們無法理解也無法看穿資本主義全球化暗含的不平等,因此對其幾乎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阿拉伯的公共輿論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想視野狹隘的受害者,目前它還沒有能力批判這種思想根基,更不用說超越這種思想了。……阿拉伯的公共輿論依然無法理解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過程,更不用說指出其真正的矛盾和弱點了。” [28]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運動中,許多中東國家奉行“進口替代”戰略,致力于推動工業化進程,一度使阿拉伯世界出現蒸蒸日上的勢頭。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薩達特推行“對外開放”政策為標志,中東國家相繼開啟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進程。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中東地區自由化、私有化最盛行的時代,突尼斯、埃及、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積極推行私有化政策、減少福利支出。[29]這等于是對跨國壟斷資本“開門揖盜”,結果越是參與全球競爭和利益分配,本國經濟越是敏感脆弱,日益走上緩慢衰落之路。

            表面上看,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后,中東國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景象。在政權垮臺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2位,非洲大陸首位,[30]幸福指數列世界第29位,還榮獲“抵御金融危機十佳國家”之一;埃及2008年被評為“全球最佳改革國家”之一,在178個國家中列第16位,在中東僅次于阿聯酋和以色列。[31]然而,在西方這種廉價表揚背后,則是產業結構畸形、民眾生活貧困等一系列嚴峻現實。[32]

            全面開放導致本土民族工業日趨凋敝。據統計,到2007年,阿拉伯世界的工業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1980—2004年,阿拉伯世界實際人均GDP增長6.4%,平均每年不足0.5%。[33]2004年,中東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生產率水平與1970年時相同。[34]2008年,埃及8000萬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每天生活費不足兩美元。[35]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東是世界上年輕失業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區。越是高端人才越找不到工作,這恰好說明這些國家缺乏高端產業,才導致就業率倒掛的怪現象。日益膨脹的青年失業大軍成為威脅政局穩定的“火藥桶”。埃及、也門等國的反政府抗議,也都是年輕人擔當主力軍。這種現象絕非偶然。

            這些國家犧牲了發展、財富和尊嚴,但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仍然是利潤最薄、經濟最脆弱的產業鏈下游國家。2008年以來,隨著金融危機在全球蔓延,受沖擊最大的恰恰是這些依附西方經濟體系的弱勢國家。數年來,美國推行量化寬松政策,通過濫發美元對外轉嫁危機,由此導致國際糧價上漲,依靠糧食進口過活的埃及等阿拉伯非產油國財政捉襟見肘,外貿赤字日增。阿拉伯國家“補貼換穩定”政策難以維系,最終在2011年爆發全面政治危機。因此,有學者指出,阿拉伯劇變實際是“一場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革命”,其目標是顛覆原有秩序,實現經濟安全。[36]

            (三)照搬西式政教分離模式,導致中東政權與教權長期內耗

            在中東伊斯蘭世界,伊斯蘭教不僅是廣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還是中東國家的主體文化,乃至世俗統治的道義來源。伊斯蘭教自產生之日,便與阿拉伯半島的統一事業結下不解之緣。伊斯蘭教既有參與政治的理論內容,又有涉足政壇的歷史傳統,由此形成政教合一的政體模式。然而,近代以來,在“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和滲透下,源自歐洲國家的政教分離模式被視為金科玉律,中東國家被迫進行適應性調整。經過痛苦而漫長的“自我改造”,中東絕大多數國家最終走上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道路。

            然而,在以伊斯蘭教為主體文化的阿拉伯國家,世俗國家理論作為源自異域文明的“舶來品”,在當地缺乏深層的文化認同。中東世俗國家奉行的一些基本信條,如政教分離而不是政教合一、效忠國家而不是效忠真主,與伊斯蘭傳統格格不入。因此,中東國家的世俗政權時時面臨著傳統與現代、改革與保守、世俗與宗教等幾種力量的碰撞、沖突。教權與政權之爭一直是中東各國政治生活中甚為醒目的一道風景。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精神認同,中東的世俗政權不僅需要理論上的自我發掘,還需要經濟上的顯赫成績作為支撐。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現代化在實施過程中犯下的任何錯誤,包括人為原因和客觀過程本身的缺陷,統統是宗教傳統勢力所不能原諒的。這些失誤為宗教勢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提供了絕好的批判口實。加之傳統宗教理論也在不斷修正、補充,它通過吸收現代性的某些成分,如西方的議會制度、三權分立等,從而以伊斯蘭復興的形式獲得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當阿拉伯國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現諸如經濟停滯、貧富分化、腐敗蔓延等種種社會難題時,宗教界反對西方“舶來品”的批判之聲與廣大群眾渴望新變革的社會心態相結合,便會使人們重新轉向政治伊斯蘭運動,將“回歸伊斯蘭”視為一勞永逸的突圍路徑。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每逢重大歷史關頭,總有一股思潮要訴諸傳統,從宗教源頭尋找濟世良方,形成政治復古主義的反復發作。2011年中東劇變后,隨著世俗政權垮臺,隨之興起的幾乎都是政治伊斯蘭勢力。如突尼斯復興運動黨、摩洛哥正義與發展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利比亞正義與建設黨。盡管這些政治力量未能長期掌權,但伊斯蘭勢力興起導致中東國家世俗力量與宗教力量的矛盾公開化,導致中東國家的政治體制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2014年6月以來,極端宗教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經過幾年的反復,該組織最終日薄西山,影響減弱,但其數年攪局進一步動搖了原本根基脆弱的世俗國家體系。在可見的未來,中東世俗政權與教權之間的博弈仍將持續,并由此極大消耗相關中東國家的寶貴資源,使之難以聚焦更為重要的發展目標。

            總之,在西方意識形態的長期滲透下,中東國家日漸喪失主體性,陷入價值迷茫,由此導致治理水平越來越低,最終在2011年爆發中東劇變。“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對仍在艱難轉型的中東國家來說,如果不認真反思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警惕和抵制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就無法真正擺脫積弱積貧的經濟狀況,其未來探索發展之路仍會面臨巨大挑戰。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焦桐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wyzxwz1226)

          收藏

          心情表態

          今日頭條

          最新專題

          抗美援朝70周年

          點擊排行

          • 兩日熱點
          • 一周熱點
          • 一月熱點
          • 心情
          1. 女導演,你跑什么呀?
          2. 塔利班進城后,街上是這樣的
          3. 今日才知毛主席這份苦心……
          4. 胡言亂語
          5. 呂永巖:饒毅這次是不是又坐錯了板凳?
          6. 阿富汗帶路黨的今天,公知的明天?
          7. 阿富汗陷阱,美國撤軍后中國更應10倍警覺
          8. 改革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
          9. 感謝這頭撞玻璃的傻兒子
          10. 不得強制中小學生注射疫苗浙江帶了好頭,0-17歲不必全體注射新冠疫苗的八個理由
          1. 造神的原來是一群妖精
          2. 塔利班手持毛選,打敗美帝走狗,取得完勝!
          3. 太快了,全世界的狗都驚呆了
          4. 迎春:謊報“軍情” 隱瞞真相
          5. 張文宏事件,是中西方文明沖突的轉折點
          6. 呂永巖:評《致高強同志的一封信》
          7. 戴著毛主席像章抗疫:“我們是毛主席的人民醫務工作者”
          8. 耿來意:毛主席在“七大”上反思“六大”沒選陳獨秀為中央委員:現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
          9. 竟然憑空刮起歪曲高強部長的妖風!
          10. 阿富汗已經變天,可惜不是解放區的天……
          1. 唯有奉陪到底:因主席像章風波,我被國際知名極右派反動媒體點了名
          2. 南京疫情最危險的信號,該當何罪?
          3. 近期驚動全網的三大政策突變, 在一個閉門會上說透了背后邏輯 | 文化縱橫
          4. 帝修資勢力的優秀“抬轎夫”胡錫進:阿里高管性侵是“形象”問題?資本要純凈?美國最怕中國的GDP?
          5. 南京機場疫情,證明網紅專家提出的抗疫路線禍國殃民,必須警惕
          6. 誰該為“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
          7. 呂言夫:毛澤東思想的新定位
          8. 葉方青:推進共同富裕,要警惕“驢唇不對馬嘴”現象
          9.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龍芯 ——董事長胡偉武解讀龍芯中科的文化理念
          10. 請聽聽南京機場保潔員的話
          1. 七夕節:感受楊開慧和毛主席的曠世愛情
          2. 曾經主管網絡輿論的彭波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
          3. 迎春:謊報“軍情” 隱瞞真相
          4. 談談圍繞張文宏醫生的爭議
          5. B站視頻:別催了,生不出來
          6. 救不救,是比“扶不扶”更能打斷中華脊梁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