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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木:印度洋及其政策構想 ——目標:2049

          張文木 · 2021-08-19 ·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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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擴張的黑白兩道,在這中間一定會有崛起不擴張的道路。

            【內容提要】印度洋是古今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必然要關注但進入后其結局都不好的區域。一般說來,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權必須有覆蓋南北緯30度區域的作戰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國才會有這樣的能力,不然,其前途要么崛起,要么滅亡。但古今霸權國家來到印度洋便進入衰落期的教訓告訴我們:在印度洋地區爭強好勝的結果都是不好的,獨吞世界從而獨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實際,對中國而言更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國家發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行擴張的黑白兩道,在這中間一定會有守中持重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世界只能在分享繁榮中和諧前進:歐洲當為歐洲人民的歐洲,美洲當為美洲人民的美洲,亞洲自然也是亞洲人民的。中國未來應當在“一截遺歐,一截贈美”的愿景中為自己也為亞洲爭取到“一截還東國”的前途。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節制性地運用國力既是保持國力持續增長的秘密,也是中國幾千年屹立不倒的智慧所在。中國堅守“地區性守成”的政策既可幫助印度洋國家減輕“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的緊迫感,也會讓中國避免在印度洋地區不恰當地透支國力并由此保證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在21世紀下半葉的持續發展。

           

            印度洋是古今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必然要關注但進入后其結局都不好的區域。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圍繞“兩個一百年” 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研究并提出時限于2049年的中國印度洋的政策構想,對于中國平穩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是有益的。

            一、世界海權體系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ㄒ唬?ldquo;世界和平規劃的基礎必然是世界地理”

            海權和陸權是地緣政治的重要范疇。但必須說明的是,我們不能從分割孤立的角度來看海權問題,而要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審視海權。美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見解完全正確,他說:“世界和平規劃的基礎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戰爭的時代,軍事戰略必須把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而且必須從所有戰線的相互關系去考慮全部的戰線。”實際上陸權也是一個世界體系,只是相對于海權體系來說,陸權因國家領土關系導致其分割性更大,關系更為復雜。比較而言,海權關系要單純一點,因為它面對更多的是一望無際的公海。從經濟體系上看,自從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以來,歷史就完成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這時的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與海權的聯系更為密切。

            在這方面,西方學者尤其是英美學者做了開創性的貢獻。第一個把世界地理納入政治體系來看待的學者是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他告訴人們:“世界是一個整體,它已經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體系。”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沒有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小于或大于整個地球表面。”緊接著就是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麥金德評論馬漢的理論說:“這個單一、連續的包圍分散的島狀陸地的海洋,當然是制海權最終統一的地理條件,也是馬漢船長和斯潘塞·威爾金森先生等這些作家們所闡述的當代海軍戰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論的地理條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貢獻也相當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學》中說:“目前由于地緣政治學所研究的任何國家都處在這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世界上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能影響到遙遠地區的實力關系,所以進行這種分析的地域單位必須是全部的地球表面?,F代國家不論是在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都要以全球的觀點來進行政治的和戰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他們的實力地位。”當然,在麥金德和馬漢之前還有馬克思。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是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這些都是近代市場經濟尤其是歐洲的市場經濟走向世界舞臺以后留給世界的重要的認識遺產。同期的中國人的眼光還是區域性的,那時我們更多的是從亞洲范圍思考問題。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不太適應從世界體系思考問題。在一百多年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的眼光才實現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全球戰略思維、世界戰略視野等概念這時也更多地進入政府文件,特別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更具劃時代的意義。過去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場上看世界,現在是胸懷祖國、胸懷世界,從世界體系的視角看中國。這個思想用鄧小平的話來表述就是“三個面向”,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三個面向”到“兩個大局”,中國人已有了從世界體系看待和解決中國問題的視角。如果從世界體系的思想提出問題,我們看問題尤其觀察國際問題的視角就有了革命性的變化。

            美國、蘇聯早年也是從國內看問題,有事先看國內地圖;后來隨著它們的經濟走向世界,有事時政治家們就先拿起世界地圖,從世界情勢的變動中理解國內政治。比如美國的國務院所關注的多是其他國家外交部管的事。未來中國的學者乃至軍人,也要學會從世界體系的視角觀察問題,目前中國的發展已進入這個階段。這是一個全新的視野。

            海權研究必須有世界體系的坐標,這樣才能理解地緣政治所蘊含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受到大國的關注。只要瞥一眼亞洲地圖就不難看出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這兩個地方是東南亞地緣政治的中心地帶。印度尼西亞地形破碎且地域廣大,本身就是一個四戰之地,南邊有澳大利亞,北邊有菲律賓和越南,這使得印度尼西亞的安全形勢非常脆弱,其國防成本及遠交大國的外交需求也相應增大。所以從自身考慮,遠交近防是其外交的優先選擇。同時,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還是馬六甲海峽的三個共管國。從這些角度看,在連接南海與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沒有被其他通道替代之前,印度尼西亞可作為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戰略支點國家。支點國家不單是受惠國家,而且是必須重視的國家。

           ?。ǘ┑鼐壵螒鹇砸絮r明的針對性和關節點

            地緣政治戰略要有鮮明的針對性和關節點,與誰都是“伙伴”,其結果就是跟誰都不是伙伴。與鄰為伴、與鄰為善都沒有問題,關鍵是與誰為伴、與誰為善。這要分析哪里是主要矛盾,哪里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中南半島,越南是問題的主要矛盾,越南地緣政治的優點是海岸線漫長,其脆弱性也是版圖狹長。這一特點使柬埔寨成為中國解決中南半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統一后的越南也意識到其狹長版圖的脆弱性,于是在1979年入侵柬埔寨,想控制東中南半島,以改變其地緣政治的脆弱性。如果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當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對于亞洲和平的深遠的歷史意義。

            為什么這么說呢?

            大家看歐洲地圖就會明白這點。在北半球北美、亞洲、歐洲三大板塊中,歐洲的破碎程度最高,其特點是從中心即意大利北部開始破碎的。“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公元800年,繼羅馬帝國之后,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843年用一紙《凡爾登條約》 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

            地區版圖破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象歐洲那樣的對稱性破碎。一旦對稱性破碎局面形成,這個地區就沒有希望了,因為這個地區被攔腰斬斷了。司馬光可能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寫《資治通鑒》時將周天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作為開篇,就在這一年晉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其后果與公元843年將歐洲一分為三的《凡爾登條約》一樣,造成中國幾百年的“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的戰國形勢。司馬光評論說:“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若將這句話移至公元843年的歐洲,我們也可看到“非三晉之壞禮”,而是查理“自壞之”,即查理大帝對羅馬教廷缺乏足夠的警覺,其無原則地扶持羅馬教廷政策是導致歐洲后來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好在中國的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而歐洲——盡管他們也出現過法國黎塞留樞機主教(1585~1642年)、拿破侖一世和德國腓特烈一世(1122~1190年)、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等試圖統一歐洲的強勢人物——就沒有這樣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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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當代世界地緣政治體系構成的基本特征。“一個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兩個基本點”,就是大西洋及其兩岸地區與太平洋及其兩岸地區。這不僅是因為中亞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而且是因為這里也是世界工業礦物質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地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地緣和資源這雙重誘惑招致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并為此展開了生死博弈。

           

            為什么說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呢?其原因有二。

            第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不僅豐富而且關鍵,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海路必經之地。其中,馬達加斯加、迪戈加西亞和斯里蘭卡,是控制印度洋的關鍵島嶼。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前,馬達加斯加是歐洲進入印度洋的必經之路。蘇伊士運河開通后,我們現在所說的印度洋更多的是指北印度洋,因為從這里可以經蘇伊士運河直接進入歐洲,馬達加斯加的地緣政治位勢也就相應地大幅下降。但它仍對控制西印度洋以及東部非洲沿岸地區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跳板作用。蘇伊士運河開通了后,迪戈加西亞、亞丁灣和馬六甲海峽的地位同步提升。如果我們可以將印度洋中的這些島嶼列入地緣政治的一級位勢,那么,在此之下的阿明迪維-拉克沙群島、索科特拉島和安達曼-尼科巴群島則居于二級位勢。一旦控制前二者,就和迪戈加西亞一道鎖住了從阿拉伯海經印度洋東入太平洋進入亞洲、西入紅海進入歐洲的通道;而控制后者,就鎖住了馬六甲的西北出口。

            第二,印度洋是現代工業所需資源尤其稀缺資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帶。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對此有著不厭其詳的大段介紹,他寫道:

            波斯灣的戰略重要意義今天集中于兩個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現在都有賴于石油。這個基本事實在20世紀最后這幾十年里使波斯灣成了全球風暴的風眼。如果蘇聯有力量關掉中東的石油龍頭,它就會有力量使工業化西方的大部分國家向它屈膝。為了做到這一點,蘇聯人沒有必要像他們接管阿富汗那么實際接管波斯灣國家。他們通過外部壓力或內部動亂,使西方得不到這些國家的資源,也可達到他們的目的。

            蘇聯人長期以來就知道這一點。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追述了蘇聯一位高級官員1955年在克里姆林宮發表的一次談話。這位官員解釋說,蘇聯在中東的政策的長期目標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義給歐洲國家在獲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難,從而獲得對它們的影響”。這番話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十八年說的。

            在21世紀的某個時候,核能、太陽能、地熱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發展,以滿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現在我們生活在石油時代。在今后幾十年里,這一點使波斯灣地區具有特別的戰略重要意義。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穩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最近,蘇聯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馬里總統西亞德·巴雷(當時還是蘇聯的盟友)交心說,“我們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兩大寶庫──波斯灣的能源寶庫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礦藏寶庫”。

            美國只是部分地依靠進口石油和戰略礦物,而歐洲和日本則絕對地依靠海外來源。我們用的石油有一半是進口的,但是歐洲進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進口百分之百。至于礦物,西歐進口百分之八十,日本進口百分之九十五。進口的小規模中斷只會給美國造成不便和煩惱,但卻可能在我們的工業化盟國中造成恐慌。因此,它們比我們甚至更有理由對于蘇聯向“西方所依靠的兩個大寶庫”推進感到關注。

            蘇聯領導人把眼睛盯在現代社會的經濟支柱上。他們的目的是破壞西方工業機器。西方工業國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國來源,這一點是我們的主要脆弱性之一。這一點以及許多生產國固有的不穩定,決定了蘇聯在像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這種地區的戰略。

            大多數美國人對于非洲地圖像對于南極地圖一樣是不熟悉的。大多數人分不清馬里和馬拉維;他們也不知道索馬里或者厄立特里亞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為什么在那里發生的事件可能決定世界的未來。他們也說不上像南也門、阿曼、霍爾木茲海峽、巴林或者卡塔爾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這些地方以及同它們類似的其他地方,對于美國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卻是十分重要的。它們對莫斯科未取得戰略統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國對這些地方的無知或不感興趣,使蘇聯人得到了他們的最大有利條件之一。

            如果蘇聯在向非洲滲透方面繼續取得成功,它將在它的更大的戰略中取得很大進展,這個戰略就是包圍世界這個“城市”,使工業化西方得不到它賴以生存的資源。甚至是資源豐富的美國,有幾種現代經濟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源,是非常依賴進口的。鉻就是說明這種依賴性的潛在危險的一個例子。

            大多數人在想到鉻時,就想起汽車上的高級裝飾。但是,對戰略計劃人員來說,鉻意味著滾珠軸承、精密儀器、導彈等東西。一架噴氣飛機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鉻。正像一位專家所說,“如果沒有鉻,就沒有高質量的飛機引擎”。沒有鉻,就生產不出不銹鋼。全國科學委員會最近得出結論說,美國在鉻方面的長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鉻已經供應不足,而我們迫切需要它重建我們的武裝部隊。我們本國的鉻礦石數量小,質量差;我們所需的鉻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須進口。最近,我們的兩個主要來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蘇聯(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鉻礦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聯邦和津巴布韋-羅得西亞。

            這種重要的依賴性說明蘇聯為什么特別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許多人對其有強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為干涉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很少是沒有目的的,而他們目的總是戰略性的,從來不是道義性的。因此,必須從世界這一地區的資源以及從這些資源對西方的重要性這種背景,來看待蘇聯為了在南部非洲這塊已經是渾水的地方進一步推波助瀾而頑固地進行的努力。據一種權威的估計,光是南非共和國就擁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鉻礦的四分之三,世界鉑類金屬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黃金,三分之一的錳礦,五分之一的鈾礦,三分之一的金剛石:具有幾乎是無法估計的戰略和經濟重要性的一個礦物寶庫。

            扎伊爾的銅和鈷,羅得西亞的鉻,南非的黃金、金剛石、錳和鉑類金屬——這些就是蘇聯在南部非洲所賭的一部分經濟賭注。他們已經控制了在好望角兩邊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優良港口。如果南非處于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將能夠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約的歐洲國家所需戰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過這些海路運輸的。南非也是這個大陸上的主要經濟強國。光它一國就提供整個非洲的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四十,農業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五。

            “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在這里,波斯灣、從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區成了圍繞資源而構筑的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核心所在。

            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除此之外,與大西洋國家不同,與印度洋毗鄰的太平洋更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如果再加上印度洋的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可以進一步推論:誰控制了印度洋,誰的勢力就必然可以影響到西太平洋,19世紀的荷蘭、葡萄牙特別是英國等列強就是從印度洋進入太平洋并向清王朝發起攻擊并獲得殖民地的。馬漢看到這一點,他說:

            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

            同樣的道理,誰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誰就控制了世界財富生長的基礎——這與中世紀控制土地的意義一樣,這也就是19世紀下半葉英國打敗印度和中國之后,歐洲就成了世界財富的中心的原因。

            較之英美國家,中國依靠全球戰略制高點青藏高原,盡占兩洋地利,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這種地緣優勢又使中國得以避免英美國家為獲取世界優質市場和優質資源/能源不得不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勞師襲遠的困境。

            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地緣政治尤其是現代地緣政治學的本質特征,其表現最為集中和充分的地帶就是印度洋。毛澤東同志說:“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資源是地緣政治的“主要矛盾”,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資源和礦物質稀缺資源最集中的地帶,因而也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它與麥金德說的歐亞大陸結合部的陸權“心臟地帶”南北呼應,形成大西洋與太平洋結合部的海權“心臟地帶”。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國政治家密切關注的地帶

           ?。ㄒ唬┑鼐壵蔚谋举|是資源政治

            人最熟悉的路莫過于上班和回家的路,因為要上班掙領工資和回家休息吃飯;同樣的道理,地緣政治學說最關心的不是地理而是資源,是因資源關注地理。故曰:地緣政治的本質是資源政治。如果沒有資源,地緣則無意義。對此,地緣政治理論的先驅者麥金德看得明白,他說:

            歷史上大規模的戰爭——在近四個世紀來,每約100年我們就有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不平衡發展的直接或間接的結果;而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擁有更偉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戰略機會分配不勻的結果。換句話說,自然界中根本沒有各國機會均等這回事。

            古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基本圍繞中原地區,這是因為中原有可耕地。中世紀的生存資源主要是土地,而且是可耕地,所以,人們圍繞著土地資源建立起了要塞、城邦等?,F在有些人否定資源斗爭的本質,說將來高科技的情況下這些都不成問題。比如有了海水淡化水技術,水也不成問題了。但人們要問,在這之前怎么辦?人總不能等到海水淡化成功且能成為低支出的商品時再喝水。政治較多考慮的是衣食住行家常事,較少考慮的是天邊夠不著的事。政治問題若指望科技發展了再解決,那黃花菜都涼了??萍紕撛旎蜣D化出的新資源若成了百姓日用而不是少數人的科學試用,那時它就成了政治考慮的頭等大事。因此,如果將眼前不能回避的政治問題以“科技發展”為借口推到未來,這是回避責任和不愿擔當的做法。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國家考慮并爭奪的還是如糧食、水、石油、天然氣等關乎百姓生活的常規資源。從世界地圖看,資源豐富的地方邊界線就比較曲折,而每個拐點都是軍人的血染出的;而那些沒有資源的地方邊界線就比較直。世界上只有資源極豐富或極貧乏地方不用爭,前者如現在五星級賓館的“自助餐”,后者如原始共產主義時期。

            好朋友,勤算賬,好鄰居,勤打墻。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人跟蘇聯人談判時玩深沉,就是不直奔主題,結果總是失去最好的時機。而德國人跟蘇聯人談判,直截了當地講勢力范圍劃分,雙方很快達成協議,這使希特勒得以揮師橫掃西歐。1944年10月,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見了斯大林,一改前任張伯倫虛與委蛇的做派,一上來就寫了個紙條,標出英蘇在東歐的劃分比例:羅馬尼亞,蘇聯占90%,英國占10%;希臘,俄國占10%,英國占90%;南斯拉夫、匈牙利英蘇各占50%;保加利亞,蘇聯占75%,英國占25%。斯大林說好,劃勾表示同意,這個事就辦成了。國際政治就是這樣,玩不得虛:說是戰略互惠伙伴,那就要先算賬、打墻,其余以后再說。強者跟弱者可以不談條件,但弱者跟強者甚至強者與強者談判都不能玩虛活。

            丘吉爾談判的方法就是先打墻、再算賬,而且他賬算得非常有學問,不是漫天要價。為什么羅馬尼亞他讓給俄國90%,丘吉爾知道英國的力量只能到地中海沿岸,而羅馬尼亞在俄國家門口,處英國的力量極限之外,能拿到10%就不錯了。小布什就沒有這方面的知識,2008年他派軍艦到黑海挺格魯吉亞,結果普京讓其碰了一鼻子灰;美國之于中國臺灣、日本之于中國釣魚島,在中國面前都是這個道理。丘吉爾知道他能要、該要、不能要和要不到的東西,他跟斯大林倆人因懂歷史而容易溝通。希特勒沒理解歷史的精髓,在張伯倫面前漫天要價,最終雙雙翻船落水。丘吉爾為什么敢要希臘的90%,因為歷史上俄國人從來沒有打出過黑海,俄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打了十幾次大仗,1863~1866年俄國與英法之間發生克里米亞戰爭,其規模幾乎就是一次小型世界大戰,即使如此,俄羅斯也沒有南下越出黑海海峽,同樣西方人也沒有從地中海北上拿下克里米亞。斯大林熟悉歷史,明白俄國人的力量越不過黑海海峽。正因此,1948年斯大林對接近成功的希臘共產黨領導的起義不予支持,據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書記兼宣傳部長米洛凡•杰拉斯回憶: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與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代表談話中表達了對希臘起義的看法,他問南斯拉夫部長會議副主席卡德爾:“你們相信希臘起義會成功嗎?”卡德爾回答說:“如果外國干涉不有所加強,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上的錯誤……”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爾的話,繼續說道:“如果,如果!根本沒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們以為,英國和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國——會允許在地中海切斷他們的運輸命脈嗎?簡直是胡鬧!我們沒有海軍。希臘起義必須盡快收起來。”這時有人談起中國共產黨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說:“是的,中國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臘的情況完全不同。希臘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國家重要的運輸線上。美國直接插手這個地區——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國。”在斯大林看來,在手夠不到的地方動手,增加的就不是戰果而是負擔。丘吉爾也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他索要90%的希臘,但對在俄羅斯力量范圍之內的保加利亞,丘吉爾就只能索其25%了。同人與人交往的道理一樣,國家關系首先是物質利益及其分割能力關系。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得好:

            一些國家或許不敢奢想成為商業霸主,但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業收益中的份額,而這不僅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能力,也取決于在盡可能廣泛的世界范圍內進行自由交換的能力。在商業區競爭中,多數國家對它們的自然資源狀況都不感到滿意,而一些國家在這方面則有著明顯的優勢,如美國就有著豐富的原材料和對其的使用能力。這樣,從純粹的商業角度看,各國在起跑之時就優劣分明了。由自然資源狀況決定的差異相對是不易消彌的,且不會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變,于是不少國家就企圖通過擴張領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區建立自己的商業優勢來促進繁榮。這樣做或需要進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養起壓倒性的政治勢力;而這兩者都意味著使用強制性的力量,從而會激起抵制,因為其他國家不愿自己的權利為強力所剝奪,這樣競爭就轉化為了沖突,不是商業競賽,而是陸上或海上的軍事力量成為了斗爭手段。

           ?。ǘ┯《妊蟪蔀榇髧鵂帄Z焦點

            中世紀時,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源,大家重視的是腳下那塊地。對海洋則持無所謂的態度。當世界連為一體,當世界生產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后,天然氣、石油及其他礦物質就成為一個工業國家不可或缺的原料。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就成了工業國家爭奪的對象。印度洋是現代工業所需資源——一是市場,二是資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帶,在市場和資源兩個方面都為近代以來大國政治家密切關注。1725年彼得一世臨終前在遺囑中說:

            盡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誰統治那里,誰就將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連續的戰爭。在黑海邊上建立船塢,在黑海邊和波羅的海沿岸攫取小塊土地,這對實現我們的計劃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敗之際,突進到波斯灣,如有可能應重振古代與黎凡特(今中東和巴爾干南部)的貿易,推進到印度,它是世界的倉庫。達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再需要英格蘭的黃金了。

            拿破侖從歐洲的視角提出他關于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戰略中作用的觀點。他說:

            “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是與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貨物集散地。”“如果亞歷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的防御工事已經完成,那這個城市就會成為歐洲最強固的要塞之一。”據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歐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為自己左右兩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當地的條件就能決定城市的繁榮和大小,那末,亞歷山大較之羅馬、君士坦丁堡、巴黎、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應該成為世界首都了”。“從開羅到印度和從巴榮訥到莫斯科是一樣遠的。六萬大軍乘五萬頭駱駝和一萬匹馬,帶著五十天的干糧和六天的飲水,用四十天時間就可以走到幼發拉底河,再用四個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現在渴望擺脫壓迫的塞克教徒、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島各民族中間。”“在占領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過森納爾、埃塞俄比亞、達福爾和費贊等地傳播到非洲腹地去”。

            埃及是歐洲通往印度洋的橋頭堡。拿破侖認為,英國是個工業國家,主要靠外部資源支撐,因此占領了埃及,就掐斷了印度和英國之間的聯系,相當于切斷了英國的血管,英國自然也就變弱了。其次,控制了埃及,也就從歐洲方向基本控制了印度洋。哈·麥金德從英國人的視角總結說:“拿破侖在莫斯科戰役中,幾乎就橫掃了他那時候的俄國有人煙的地區。拿破侖被攆下來,部分的原因是法國人力枯竭,但主要是由于他在西歐的領域為英國的海上力量所包圍,因為英國能從歐洲之外把給養運回本國,并切斷西歐,使它得不到同樣的給養。”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也注意到這一點并對此有詳盡的論述,他寫道:

            北緯30至40度之間的亞洲中間地帶兩端的基本情況及其可能變化。從其中可以簡明地推斷出:盡管東部地區——中國及其屬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具有明顯的商業意義,對其未來也需早作定奪,但以利凡特與蘇伊士為中心的西部地區有著大得多的軍事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關系到歐洲、印度和中國——不用說還有相對獨立的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聯絡。除非英國和德國想讓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線在戰時關閉,否則它們不會讓利凡特與波斯灣成為一個潛在敵手的海軍基地所在,尤其是當后者在太平洋地區和它們發生嚴重對抗之時。由于上述航線從始至終相對狹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據點,如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土倫、馬耳他、亞丁和波斯灣,可以對這條路線進行有效控制。對該航線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銷這些據點由于比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

            有人反對英國和德國在利凡特保持海軍力量的存在,并從母國為其提供物資、給養。由于從直布羅陀至馬耳他的航線比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的缺陷,而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這樣的反對完全正確,它雖然并不能改變目前現實,但清楚地體現了在利凡特獲得一個穩固的陸上基地的必要,這樣的基地可使海軍行動就地獲得補充。與此相聯,天然條件將埃及變為了東西主要通道的戰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運河的淤塞,都不能改變這些條件。如納爾遜和拿破侖認識到的,埃及在帆船時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運河開鑿之前,埃及就成為了有關航行的必經之處。在大國時代,埃及由于其適合居住的地區比較有限,必定要成為大國的附屬物。哪一個大國的呢?是否誰離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為它更容易鞏固所得?目前看來,英國在利凡特地區有牢固的權力,再憑借一支強大艦隊,操縱了整個地中海。

            英國為了自己的偉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對于整個東方世界來說也處于中樞地位。在任何情況下,來自各個地區的物資都可流入埃及。在軍事上,埃及是個理想之地,因為從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資供應是任何海軍都很難完全切斷的,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進行針對直布羅陀或印度的防御或進攻行動。

            在當今時代,“蘇伊士”這個詞更多地具有這種意義,因為歐洲與東方的交通聯系取決于蘇伊士地峽及運河。前面之所以對亞洲土耳其、波斯、埃及與地中海盆地談論很多,就是因為它們和蘇伊士通連,這些地區的重要性就在于對所討論的交通線的影響方面,這條線的最關鍵點就是在連接亞非兩洲的頸狀地帶。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蘇談判曾多次提到印度洋。希特勒想以印度洋為誘餌引蘇聯加入軸心國,據時任蘇聯外長的莫洛托夫回憶,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對他說:“你們應該有通向溫暖海洋的出???,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對德國駐蘇聯大使舒倫堡表示,“蘇聯準備接受里賓特洛甫在柏林會談中提出的德、意、日、蘇四國關于實行政治合作和經濟互助的公約”,其條件是“承認總方向面對波斯灣的巴統和巴庫以南地區為蘇聯領土意向的中心點。”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向索馬里總統西亞德·巴雷交心說:“我們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兩大寶庫──波斯灣的能源寶庫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礦藏寶庫。”

           ?。ㄈ]有制陸權的制海權是不完整的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對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的地緣政治非常重視,他說:“在德、英、美三個條頓國家中,前兩國在利凡特有著明顯的利益,這兒正是兩國和東方的交通線上最易受到攻擊的部分。為此,它們需運用海軍力量予當地以充分的防護,以亞丁及馬爾他和直布羅陀分別作為兩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丘吉爾更是說印度“那是英國皇冠上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 。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對英國控制印度洋的手段有著極為細致且不厭其詳的描述。

            雖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一直到1973年發生阿拉伯石油禁運之后才知道波斯灣有一些小小的酋長國,但是英國的統治者們一百五十年來一直在注意它們的事務的最微小的細節。

            英國最初在19世紀初進入了海灣,以阻止海盜破壞他們的貿易。從那時起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英國軍事力量維持了秩序,提供了保護,并解決了分布在海灣沿岸各個酋長國里的爭端。

            在整個海灣和阿拉伯半島周圍,英國一直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亞丁、阿曼、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通常叫作“海盜海岸”的酋長國里,英國是酋長們和世界其余地區之間的聯系。他們用機智、徹底和強硬手腕來執行他們的任務。1934年,在一場保衛他們的亞丁港的運動中,英國人利用奉承、賄賂和周密策劃的顯示武力的作法,同現在叫作南也門的內陸的各位統治者締結了不下1 400項“和平條約”。正是在英國的保護傘下,巨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尋找石油的努力中開始在這個地區進行勘探。

            英國不僅控制了海灣,而且還控制了從印度洋各個地區來到海灣的通道。印度洋各個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印度、錫蘭、亞丁、蘇伊士、肯尼亞、南非、澳大利亞、迪戈加西亞和印度洋的其他島嶼,這些地方在以前某個時候全是英國屬地。波斯灣和波斯灣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國的內湖”。

            哈·麥金德說:“英國海軍力量最了不得的結果,可能是大戰前一個世代內在印度洋取得的地位。在印度的英國統治有賴于來自海上的支援,但是好望角、印度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整個海面上經常沒有英國戰斗艦,甚至連一等巡洋艦也沒有。實質上印度洋是個‘內海’。”英國人能控制印度洋一個半世紀,就是因為它控制印度洋中的埃及和印度這兩個從地緣到資源都是最重要的大國,控制了埃及也就控制了西印度洋,而控制了印度,也就基本控制了印度洋。英國在這一海域的強大制海權是因為有在埃及和印度的制陸權的支撐,英國利用這兩個國家的豐富的資源支撐了好幾場陸地戰爭。埃及的資源支撐英國開展在東地中海的戰爭,而印度的資源則支撐英國開展在阿富汗和中國東海的侵略戰爭。

            作為世界海權大國的英國在印度洋的這一實踐經驗豐富了我們的海權學說,這就是:沒有制陸權的制海權是不完整的;同樣,沒有制海權的制陸權也是不完整的??梢赃@么說,沒有絕對的制陸權就沒有絕對的制海權;反之,沒有絕對的制海權,也就沒有絕對的制陸權。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注意到這一點,他說:

            陸權的使用受離海洋遠近的影響;與此相對應,在任何海陸交匯之處,陸上環境也制約著海權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而在性質上受制于陸權的大小強弱。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現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處、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島嶼及海岸對戰略的影響上以及像直布羅陀這樣的海峽及蘇伊士這樣的運河上。所有這些情形中,陸權對海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國際水道被陸上軍力截斷之處——如巴拿馬地峽,或這種截斷由于陸地的毗鄰而極易發生之處,也可見到上述情況。

            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

            出于美國國情的需要,馬漢更多強調的是遠海并在制海權和制陸權之間強調制海權;大概還是出于國情的考慮,蘇聯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則在制海權和制海權之間強調陸權和陸軍的作用,他寫道:

            歷史經驗也證明:每一軍種都能對勝利各自作出一定的、往往是很有份量的貢獻。純粹的陸戰和純粹的海戰幾乎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個原理是不變的:在戰役或者整個戰爭中,只有陸軍才能鞏固勝利的成果,它以自己實際的參與來確保勝利成為事實。

            同理也可推出,沒有絕對的制陸權也不會有絕對的制空權。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得好:

            翱翔在蔚藍天空中的銀鷹,可以是自由的象征,是征服空間的表現;它可以表示人類不再受陸地的約束;所有這一切雖然和詩句一樣的美麗,但卻不是現實。顯示我們空中力量的飛機,是由看不見的線索,與它們的作戰基地、與基地以外的得克薩斯油田、我們的電力水壩和圭亞那的鐵礬土礦藏聯系著的。那些翱翔的銀鷹,它們的自由是假相的。它們能從地上起飛,是因為卡車從火車站、港口和碼頭運送了汽油、滑潤油和彈藥。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空軍,是由于在海道的終點有輪船和火車的供應才成其為空中實力;而德國對抗我國空軍的最有效的武器,不是快速的麥賽米特飛機,也不是威力強大的容克飛機,而是航行緩慢的潛水艇,這些潛水艇在中途擊沉了我們從墨西哥灣各港啟航到遠方戰場去的油船?,F代的全球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能從歐亞大陸周邊的海軍基地贏得勝利。我們必須接受大陸戰所表現的陸上勢力的現實。

            今天的美國可作上述觀點的反證實例。正是由于沒有在印度洋獲得像英國那樣的制陸權,今天美國對印度洋的控制就顯得勢單力薄。美軍在印度洋的最重要基地是位于查戈斯群島的迪戈加西亞島,該基地位于印度洋中部,可支援中東和波斯灣,監視和控制印度洋海域,但畢竟面積不大,其所能提供的作戰資源更是有限。美國所能在此顯示的制海權也更多的是由此出發的航母群的威懾。但航母只具有持續威懾力而無持續戰斗力,這對大陸國家作用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度洋成了美國攻堅的重點。1956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事件,就緣于美國和蘇聯要取代英國,當年把英、法趕出地中海以后,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繼而世界也就轉入美國和蘇聯手中。21世紀始,西方策動的“茉莉花革命”最早也是從印度洋西北岸的中東地帶開始的;2011年歐洲進軍非洲也從埃及切入,接著就是利比亞。

            2008年的世界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時的美國已被伊拉克戰爭拖得精疲力竭,而歐洲的——用奧巴馬的比喻就是“從諾曼底(Normandy)到巴爾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統一進程卻在大幅推進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獨立”并很快獲得歐美外交承認,這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歐洲召開首屆地中海峰會,決定正式啟動薩科齊競選法國總統時提出的“巴塞羅那進程:地中海聯盟” 計劃。從當時會議現場照片看,此時的歐洲人大有一種“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的感覺。在他們眼中,歷史似乎正在從“雅爾塔體系”向歐洲人久違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回歸。與20世紀初期歐洲主導世界形勢不同的只是,21世紀初的世界體系的主導權尚在美國手中,因此,如果以主導權優先原則排序,它應該被稱為“華盛頓-凡爾賽體系”。這個轉換過程在歐洲大西洋地區接近完成,接下來將是遠東太平洋地區。

            人們會問,為什么要打利比亞?這是為了防止地中海南岸兩個大國即埃及和利比亞聯手,先斷其指,再擊其腕,使之不能形成力量。為什么不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下手?因為這里本來就是法國的傳統勢力范圍,法國人對這一區域比較有把握。最后,那為什么一定要用軍事力量拿下利比亞?這是因為歐洲人從自身的歷史發展中明白:地中海是歐洲命運的旋轉門,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亞(即古代迦太基領土部分)便是歷史上歐洲開啟這扇旋轉門的樞紐。羅馬人早就看到這一點,當年伽圖在元老院每次議事完畢時,都要重復說一句:“迦太基非滅掉不可。”羅馬帝國在地中海的擴張給古代歐洲帶來了文明,而成就羅馬文明的關鍵步驟是羅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一帶)并于公元前146年對其實行完全占領;同樣,來自中歐平原的汪德爾人(Vandals)占領迦太基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橫貫北非的汪德爾王國,公元455年又趁西羅馬帝國內亂從迦太基發兵北上攻陷羅馬城,由此結束了歐洲的古代文明即羅馬文明?,F在歐洲軍團又復述著伽圖“迦太基非滅掉不可”的咒語、踩著羅馬軍團的鼓點再次從當年的“迦太基”(突尼斯)進入北非,接下來便是沿著古羅馬的老路轉向西亞,2011年初爆發的敘利亞政府與敘利亞反對派之間曠日持久的沖突——其起因和結果都很像當年安息帝國與羅馬的戰爭——則是歐洲重返印度洋的序幕。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國政治的匯合與轉折地

           ?。ㄒ唬v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變動的信號最先傳導到的地區就是印度洋

            公元前338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征服希臘,其子亞歷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隨即東征并進入印度,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歷山大帝國。亞歷山大死后,帝國分裂為“安提柯王朝統治下的馬其頓,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埃及和塞琉古王朝統治下的敘利亞等”。

            此間羅馬在中地中海崛起。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羅馬經過與迦太基的爭奪,控制中地中海;公元前215年至前146年,羅馬發動了四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征服了馬其頓并控制了整個希臘。又通過敘利亞戰爭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亞的部分地區,建成一個橫跨非洲、歐洲、亞洲,稱霸地中海的大帝國。此后,羅馬帝國進入衰落期。哈·麥金德對此評論說:“羅馬人并沒有接管馬其頓人所征服的亞洲西部。就像由羅馬軍團防守的來因河和多瑙河,標志著羅馬從地中海北進的限度,另由軍團防守的、從北流向南(還沒有轉向東南流)的幼發拉底河上游,標志著他們從地中海東進的限度。”

            羅馬帝國衰落期間,基督教崛起并在意大利建立了強有力的宗教權力。1054年,羅馬教皇馬爾班二世號召組織十字軍東征,歷時近二百年(1096~1291年),曾攻占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失敗后,羅馬天主教勢力衰落,歐洲世俗勢力和新教開始崛起。

            拿破侖戰爭是資本全球化以來法國與英國爭奪世界霸權并由此開辟資本多極化歷史進程的戰爭。1798年拿破侖在打敗第一次反法聯盟后,開始考慮取代英國的世界霸權?;趯κ澜绲鼐壵误w系的認識,他向督政府建議在準備渡海對英作戰。1805年出兵埃及,進而占領印度,掐斷英國所依賴的從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貿易線,截斷其來自印度的財源。特拉發加海戰失敗后,拿破侖被迫放棄侵英計劃,轉而對英實行經濟封鎖,切斷英國的海外財源及其對反法同盟的經濟支持,確保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為此,拿破侖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發布敕令,宣布封鎖不列顛諸島,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許駛入帝國控制的任何港口。同時,拿破侖考慮對英國釜底抽薪,從印度打擊英國。1807年,拿破侖與伊朗國王簽訂同盟條約:伊朗同意廢除英伊同盟,對英宣戰,派兵進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進攻印度;同意法國假道伊朗進攻印度,為法國供應糧食并為法軍開放波斯灣一切港口。這些政策雖給英國造成了嚴重困難,但英國實施的反封鎖亦給法國和大陸各國造成嚴重后果。拿破侖為了保證對英封鎖的有效性于1812年入侵沙俄,法軍軍事優勢隨即喪失,拿破侖帝國由此瓦解。

            俄國在西線聯合英國等國打敗拿破侖后,便全力調頭南下并以絕對的優勢迫使伊朗于1813年10月在古里斯坦與俄國訂約議和,被迫割讓格魯吉亞等地區;給予俄國商人在伊朗的自由貿易權;同意俄國獨享在里海設置艦隊的特權,伊朗則放棄在里海保有海軍的權利。英俄在印度洋北岸的矛盾迅速激化,雙方在中亞拉鋸式爭奪直到20世紀初。

            1814年11月,英國和伊朗簽訂條約,伊朗獲得英國的財政支持后,再次向俄國挑戰。1826年7月,伊俄戰爭爆發,伊朗戰敗。1828年2月,伊朗與俄國簽訂土庫曼恰伊條約,宣布放棄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權力。1837年10月至1838年8月,伊朗在俄國的支持下圍攻赫拉特汗國,英國立即以武力相威脅,迫使伊朗撤兵;同時英國派代表到喀布爾要求與阿富汗締結反俄國的同盟。阿富汗提出要收復被侵占的領土的要求,英國予以拒絕并出兵阿富汗。1856年10月,伊朗再次兵臨赫拉特,英國向伊朗開戰,1857年3月,英伊締結和約,伊朗保證不再干涉赫拉特內政,一旦赫拉特與阿富汗沖突,即請求英國調停。

            19世紀40年代,歐洲普遍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并遭俄國沙皇的野蠻鎮壓,俄國在歐洲的地位進一步得到加強,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已經衰落。俄國決定趁機奪取黑海海峽,將勢力擴展到巴爾干半島。1853年,俄國和土耳其爆發克里米亞戰爭,英國、法國和撒丁王國先后參加了對俄國作戰。1856年俄國戰敗,俄隨后南向中亞擴張。1865年俄軍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國擊敗布哈拉,建立保護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區和中亞諸汗國的土地,成立了一個直屬陸軍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將目標直逼進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

            與此同時,英國從南方對俄南下的戰略進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紀中期,英國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統治。1839年和1878年英國兩次出兵阿富汗,占領坎大哈,進逼喀布爾,迫使阿富汗承認其為英國的保護國。1877年至1881年俄國對土庫曼進行軍事征服。1884年,英國慫恿阿富汗艾米爾盡力擴張北部邊界──蘇聯解體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現的五個獨聯體國家幫助西方人更好地實現了這個愿望,俄揮師南下占領原屬伊朗的梅爾夫。1885年,俄阿兩軍交火,阿富汗軍隊戰敗,俄軍占領阿富汗班吉。1885年9月俄國和英國簽訂《倫敦議定書》,在犧牲阿富汗基礎上達成劃分阿富汗邊界的原則。時任外交事務次官的英國保守黨領袖之一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年)說:“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區、波斯灣……對我說來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盤上的方格,這盤棋的賭注是世界統治。”隨著美國、德國、日本的迅速崛起——這在相當程度上對英俄兩國的霸主地位構成挑戰并引起英俄的恐慌,1907年8月31日,英俄兩國簽訂和解協約:協約將伊朗一分為三,北部屬俄國勢力范圍,東南部屬英國勢力范圍;俄國承認英國在阿富汗的勢力,放棄了俄與阿的直接外交關系。雙方表示不干涉西藏內政,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與西藏進行交涉必須通過中國政府。至此,自拿破侖戰爭后,英俄兩國爭霸世界的“冷戰”,在通往北印度洋的道路樞紐即中亞阿富汗地區結束,而俄國隨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衰落下去。

            同樣的路徑在20世紀下半葉美蘇爭霸中再次重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經過長期布局后,其爭霸從西歐到巴爾干再到印度洋北岸地區,最終又在阿富汗狹路相逢,蘇聯被迫于1989年從阿富汗全部撤軍。蘇聯解體后,1999年,西方軍事突入巴爾干俄國傳統地區,發動科索沃戰爭;2001年美國又軍事介入阿富汗,此時的俄國已無力反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與20世紀末蘇聯人栽在阿富汗的命運相似,21世紀初的中亞在蘇聯解體20年后又成了美國人的“滑鐵盧”。

           ?。ǘ┯《妊笠彩鞘澜绲蹏墒⒍サ霓D折地

            前述表明,印度洋是歷史大國崛起并進入帝國后的必爭之地,同時也是世界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地。較早的如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十字軍,還有蒙古帝國、拿破侖帝國、英、俄帝國、美帝國等,它們的盛衰轉折點都在印度洋北岸。也有人認為,那時古代軍事動力還處自然階段,沒有遠征的能力。那我們再看看19世紀的英國人、20世紀的蘇聯人和21世紀的美國人,他們都是工業革命后的國家,其軍事動力技術基本反映了同時代的最先進水平,但他們都敗在帕米爾高原腳下。

           

            阿富汗似乎是世界的旋轉門。對此,尼克松看得明白,蘇聯出兵阿富汗不久,他即出版《真正的戰爭》一書,指出:

            面積和得克薩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雖然是貧窮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國施展陰謀詭計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稱作“亞洲命運的旋轉門”一樣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東面是中國,在北面與蘇聯有一千英里長的共同邊界,它一向是帝國的大規模推進匯合的地點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個歷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亞歷山大大帝、帖木兒,全都在謀求建立帝國時縱騎馳騁于阿富汗的土崗與沙丘之間。1952年我訪問阿富汗國王時,他曾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亞歷山大大帝說,“我再沒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紀,英國和俄國在整個中亞細亞交戰,以爭奪對這個大陸的控制權時,曾在阿富汗進行過基普林所謂的“大比賽”。英國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嶇的開伯爾山口是進入印度次大陸的大門,他們曾進行了兩次殘酷的戰爭,為的是不讓俄國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蘇聯擴張主義勢力中的一個不祥的新階段中的試驗場。

            歷史上,最先擠進這扇門的大多又都被甩到最后。小布什不信這些,堅持先搞定阿富汗,很有些號召十字軍東征的烏爾班二世的氣派。小布什借“9·11事件”引發的世界對美國的同情,以“反恐”為名,又有聯合國的授權,直接就沖到阿富汗,結果打了十多年,最終也還是從阿富汗敗退下來。當年他到阿富汗時,既有“天時”即世界善良的人對美國遭難的同情,也有“人和”即聯合國授權,就是沒有地利,更沒有勝利。一道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這道被哈·麥金德稱為“雄偉的屏障”的山帶就像一尊聳入蒼穹山神,讓古今所有擴張至此的帝國,都是有來無回。

           

            【阿富汗地形】

            四、“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尼赫魯憂慮的是后一種結局

           ?。ㄒ唬┑鼐壵螌W說對尼赫魯的影響

            印度版圖如大象長鼻南拋至印度洋中心,這使印度之于印度洋的制海權有了無與倫比的價值,使控制印度洋與控制印度合二為一;也就是說,不占領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印度洋;同理,控制印度洋就必須有效地占領印度。明乎此,再讀尼赫魯的代表作《印度的發現》,就更理解他在書中對印度的前途所表現的遠見和無奈。他說:

            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

            我們很多同志都將尼赫魯這段名言解讀為尼赫魯有野心,其實這只表明尼赫魯的擔心。尼赫魯生長在地緣政治理論在西方已成顯學的時代。他1905年就讀于英國哈羅公學——這一年日本在遠東海戰中打敗俄國,1907年后入劍橋大學就讀。此前英國地緣政治先驅學者哈·麥金德已聲名鵲起。1887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范圍和方法》,1904年又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前一篇論文在當時的英國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后一篇論文則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潘恩的《常識》等15種書并列,被稱為改變世紀的“巨著”。英國牛津大學還為哈·麥金德專設為期5年、薪水豐厚的講師席位,并于1899年設立地理系,聘哈·麥金德擔任系主任。哈·麥金德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說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尼赫魯就讀的劍橋大學離牛津大學不遠,當時流行的麥金德學說包含著對印度地緣政治地位的解釋,尼赫魯不可能對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哈·麥金德將其地緣政治學說的基礎部分即“心臟地帶”的內容在當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一書中提煉為更富有沖擊力的如下表述:

            誰統治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

            與此同期,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也響起了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名字。馬漢于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分別發表《亞洲的問題》《歐洲的沖突》《美國的利益》及《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等重量級論文,提出與哈·麥金德相對應的海權論學說。

            提出制海權理論的馬漢在英國、德國和日本受到特別高的禮遇。馬漢1890年出版《海軍戰略論》,此書很快“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世界暢銷書之一”。在英國,馬漢這本書被視為“國家的福音書”。海軍理論家普勒斯頓說,《海軍戰略論》好像是專門為英國內閣寫的,書中的思想對內閣成員來講是正中下懷。一位英國海軍上將含蓄地評論說:“自1900年以來,英國海軍的條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發展,對此我們既不感謝保守黨,也不感謝自由黨,應感激的是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而不是任何別的人。”1893年馬漢應邀訪問英國。訪英期間,馬漢受到英國女皇和首相的接見,并出席女皇和首相為他舉行的國宴。1904年馬漢再次訪問英國,僅一周內,他就被授予劍橋大學——三年后,年滿18歲的尼赫魯進入該校就讀——和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稱號。1914年馬漢病逝,《倫敦郵報》在一篇悼詞中稱:“英國人民對這位偉大的美國公民的恩情是報答不盡的。”在德國,馬漢的書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視,他形容自己閱讀《海軍戰略論》的心情時說:“我不只是在閱讀這本書,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艦上時,它一直是我的案頭書。”在日本,馬漢的《海軍戰略論》被列為日本海軍軍官的必讀書之一,人手一冊。日本政府還頻頻與馬漢聯系,就日本的海軍發展征求馬漢的意見。日本政府還試圖聘請馬漢為日本海軍的特別顧問,遭馬漢拒絕。大概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馬漢本意是為美國政府寫的著作,起初反在美國“反應遲緩,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強”。

            所有這些,對一個求知欲旺盛的并在英國學習的青年尼赫魯來說,不能不產生深遠的影響。

           ?。ǘ┠岷蒸斨髡r的印度外交戰略

            1912年,22歲的尼赫魯回到印度,投入國大黨領導的爭取印度獨立的運動。此時的尼赫魯在思考印度未來命運時,不可能不從麥金德和馬漢的地緣政治視角中看到未來印度面臨的真正危險并對印度未來有可能出現的“銷聲匿跡”的前景充滿憂慮。

           

            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紀入侵印度的勢力多來自北邊的帕米爾高地。他們橫越伊朗高原進入印度有兩條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興都庫什山高聳而窄狹的山脊,沿喀布爾谷(Cabul Valley)下來,穿過盡頭的開伯爾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經過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har),繞過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峽(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緊靠印度河東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從海邊一直伸展到離喜馬拉雅山不遠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線和開伯爾路線在旁遮普的前廳會合成為一條路線,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脈之間留出來的正是這條路。路的盡頭屹立著德里。”正是為了堵住這條通道,英國人占領印度后,發動了三次阿富汗戰爭以鞏固印度北方防線;同樣也是為了牽制印度,英國人在印度獨立前夕,將巴基斯坦從印度分離出去,而從中亞進入印度的關鍵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內。近代入侵印度的勢力則是不定期地來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后,印度的國防重點逐漸南移。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曾指出印度的地緣政治特點和英國在印度安全防務的特點,他說:

            印度的陸上邊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保護,其后翼也是無懈可擊的,只要英國海軍依然優勢在握。這樣,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作為開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點更是不在話下。

            與馬漢同時代的陸權理論的開山人物哈·麥金德也有同樣的論述,他寫道:

            印度、蠻子(或中國南部)一度受到舉世無雙的西藏屏障的保護;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極地冰塊以外,在世界上或許是無與倫比。

            西藏及其附屬的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喀拉昆侖山、興都庫什山、天山——總稱之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積上,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大;其大是舉世無匹的。將來撒哈拉會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東橫西渡,而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繞道兩側而行,把進入中國和印度的通道遠遠隔離;這兩國的西北邊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們看,印度北邊喜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脈,扎格羅斯山、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一線是難以翻越的屏障。中國西藏與印度北部大部分接壤地形,北高南低直乎垂直,可用“危乎高哉”來形容。除藏南地段,沒有大部隊南北直線自如運動的條件。正因此,幾百年甚至近千年間罕見有印度大規模揮師北犯成功和中國中原勢力南下入印并得以長期占據的先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認為中國“這個地區被從喜馬拉雅山和西藏一直伸展到新疆和蒙古的廣闊沙漠和山岳地帶的一條屏障,同大陸心臟地帶完全隔絕起來。……緬甸和印度支那的山脈一直延伸到海上,在這兩個大國之間豎起一道阻斷接觸的大障礙。佛教從印度取道新疆和泰國才到達中國這一事實,說明保持直接接觸的困難。在它們的全部歷史期間,這兩個東方文化的中心彼此一直相當地隔離著,它們僅有的接觸一直是文化性的和精神性的。”

            潘尼迦是印度現代海權理論的奠基人,尼赫魯派他來做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大使,就是因為潘尼迦認為獨立后的印度的國防安全重點應在海洋。1945年,潘尼迦發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一書,對印度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失敗都做了深刻的分析,認為印度未來的危險來自海上。他以明確無誤的口氣寫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務的各種因素,我們就會知道,從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為爭奪制海權的戰場,印度的前途不決定于陸地的邊境,而決定于從三面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

            潘尼迦得出結論:

            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聽命于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系的。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獨立,1950年1月26日建國,當年4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在當時資本主義陣營中,印度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為什么當時尼赫魯要和毛澤東結好,因為印度北邊要穩定。顯然尼赫魯采納了潘尼迦的建議。潘尼迦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將要在印度洋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印度洋的制海權從英國手中轉到美國手中,印度當對海上安全保持警覺。潘尼迦提醒尼赫魯:

            二次大戰結束后,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搞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塢等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章摵献鲬鹨幠V?,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實際上是愛在哪里動手就可以在哪里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后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域的經濟聯系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于美國奉行到處“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的安全有關的地區。戰后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略性戰場。

            潘尼迦能被任命為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這不能不說與尼赫魯本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度面臨的“要么有聲有色”、“要么銷聲匿跡”的前途及與此相關的安全大戰略的考慮有關。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在中印邊界沖突后的一年半的時間里,潘尼迦(1963年12月10日)和最理解他的尼赫魯(1964年5月27日)相繼逝世。此后,中印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冷淡下來。

            盡管有1962年的沖突,但尼赫魯的南向戰略并沒有為后來的印度政治家所改變。1999年,印度人民黨資深要員、印度前外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再次強調印度洋對印度國防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說,“印度歷史的轉折點并不是最終發生在陸地上的沖突”,“我們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展到后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里,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已經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

           ?。ㄈ┠岷蒸數谋^判斷被部分應驗

            尼赫魯是成長于麥金德陸權和馬漢海權理論風靡及西方殖民擴張達到高峰時代的思想者,他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對麥金德、馬漢、斯派克曼的理論,尤其對其中關于印度次大陸地緣政治意義的分析了然于胸,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對印度獨立后的國家安全的深深憂慮。實際上,在“有聲有色”和“銷聲匿跡”的兩難判斷中,尼赫魯最擔憂的是后者。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完整統一且有獨立性的印度對于某些大國控制印度洋是不利的。

            1944年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對印度前途所表達的悲觀判斷很快就得到部分應驗。1947年6月,英國人離開印度之前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意印巴分治。這導致巴基斯坦于當年8月14日獨立,1947年10月英國公布緬甸獨立法案,1948年1月4日緬甸脫離英聯邦宣布獨立,建立緬甸聯邦。同年斯里蘭卡于2月4日也從印度分離出來并獲得獨立。這樣既保留了印度的“大國”地位,又可以從南北兩面牽制印度的崛起。將斯里蘭卡分出,限制印度南向印度洋發展;把巴基斯坦從印度北方劃分出來,目的是為了將印度的力量引向北方。

            但這只是印度“銷聲匿跡”過程的開始,20世紀70年代,在印度南端和斯里蘭卡北端之間出現泰米爾猛虎組織發動的“獨立”運動,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出現亞齊獨立運動,這也是西方人留的伏筆。凡是地區性的分裂勢力,后面必然有大國的全球謀劃和安排。新加坡、巴拿馬、埃塞俄比亞、厄里特里亞、吉布提等都是這種安排的結果。在世界有重要地緣政治利益的地方劃出小國,這是大國實現對這一地區控制的重要手段。條件成熟的話,印度南邊和斯里蘭卡北面再生出一個“民族國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從這個角度看,位于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也會有同樣的結局。馬六甲海峽東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來亞齊,這有利于一些大國實現對馬六甲海峽的絕對控制。與泰米爾猛虎組織一樣,亞齊有一個“自由亞齊運動”組織,主張以暴力手段爭取亞齊獨立的組織。盡管目前亞齊獨立運動和猛虎組織與政府達成某種合解,但它仍是歐洲為重返亞洲隨時都可以激活的“冷子”。

            西方人的國際政治貫穿著精細的地緣政治安排,這個我們不一定要照著做但一定要懂,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拿破侖戰爭后維也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奧地利外交大臣克萊門斯·梅特涅說:“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張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別無所求,收益反大。”西方人擅長用搭積木而不是砸積木即打倒和消滅對手的方式構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塊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對手卻動彈不得。如果說在滑鐵盧打敗拿破侖的是威靈頓公爵,那么埋葬拿破侖法國的卻是設計維也納體系的梅特涅。斯大林曾說“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不能消滅,那只有削解其能量,轉化矛盾的性質?;舛皇窍麥缬《鹊睦?,正是英國在離開南亞時將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國地緣政治:歷史和現實

           ?。ㄒ唬┌鎴D由東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國家的重要特點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政治和經濟的結論首先受到陸塊分布和地形性質的限制和約束。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變的要素,遇到各國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時,將是決定國際間和洲際間關系的條件。”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國地緣政治,首先要搞清這一地區的“陸塊分布和地形性質”。

            總體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版圖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國家的重要特點。印度洋北岸可分東北和西北兩向。東北面是亞洲板塊,西北面是歐洲板塊。歐亞板塊的地緣政治的總體特點是二者面積懸殊、但國家數量卻接近,其整合程度形成鮮明反差:亞洲板塊的特點是中心國家巨大、四周國家碎小,中國是亞洲的主體和中心,破碎地帶發生在中國周邊,周邊與中心國家間不對稱破碎特點明顯。歐洲則是中間國家碎?。ㄈ缛鹗?、奧地利、盧森堡、列支敦士登、圣馬力諾、梵蒂岡等),而四周國家較大(如西班牙、法國、德國及東歐諸國),國家間對稱型破碎特征明顯。在兩大板塊中間的正北面,是麥金德說的歐亞“心臟地帶”的核心地帶。在南亞和西亞,分布著以印度和伊朗為重心的次區域國家群。它們分別圍繞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對稱破碎地帶。但比較而言,中國、印度、伊朗與周邊國家的不對稱關系及建立其上的整合程度由東向西逐次遞減。所有這些區域中心又圍繞中國并與中國形成不對稱關系。亞歐地理板塊的這些基本特征是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的參照。

           ?。ǘ┒砹_斯和英國在大陸均勢中分別扮演著不同角色:理論總結

            在歐亞大陸板塊北面,還有一個既難以融入歐亞又有較強的介入能力的國家,這就是俄羅斯。在歐洲或亞洲地區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時候,俄羅斯總是起著平衡杠桿的作用。比如近現代拿破侖、希特勒打破歐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亞洲平衡的時候,俄羅斯往往擔當著 “最終裁判”的角色,俄國的最后臨門一腳,往往決定著全局的勝敗。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國政府戰后注意蘇聯的這一特殊作用,他寫道:“假如中國達到了真正的統一,而日本的軍事力量又被完全消滅,則遠東的支配勢力將無疑地是中國。北方的俄國勢力將是大陸上對中國地位的唯一平衡。”“俄國將是大陸上最強大的陸上勢力,有它作為盟國,對于英美兩國都是有利的。其實,只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歐洲邊緣地區樹立霸權,蘇聯將是保衛和平最有效的大陸根據地。”基辛格對俄國這種地緣政治優勢不無羨慕地評價說:“要不是俄國,拿破侖與希特勒幾乎篤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國。因此俄羅斯對歐洲具雙重意義,既是均勢的威脅,又是均勢的關鍵國之一,對均勢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屬于均勢。”

            與俄羅斯陸權平衡杠桿相對應的是英國,英國自從占領印度后,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過海權平衡歐洲地區和亞洲地區的角色。馬漢在1900年寫的《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說:

            俄國至今的領土推進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它在中亞的楔入點是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對此應想到,通過波斯更遠地挺進至波斯灣對俄國來說具備誘人的便利條件。同樣的活動也可在大陸的另一端進行,俄國在跨過滿洲直抵旅順港方面已取得較大進展。于是,在東西兩端,俄國都表現出了無怨無悔的熱情,它的表現不是時有時無,而是輕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則與種族本能,俄國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東西兩翼向南推進,而前進的中心地帶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東突厥斯坦與蒙古地區。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對上述地區之內的俄國行為及其在不同地段間的相互呼應進行干涉。就自然與政治境況而言,上述地帶的漫長并非俄國的弱點,因為它的擴張中心并不能被擊碎。如果確實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針對上述地帶的側翼或由此向內進行。

            與此相對應,英國借助印度也起到了遏制俄國和平衡歐亞大陸的戰略力量的作用。馬漢說:

            北和南在邏輯上是相對的,所以可以推測,和俄國從北邊進行的擴張相對應的是來自分割線以南的擴張。……印度由于距離的地形最適合于被用來對中亞發揮影響或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采取行動。

            本質上,印度對英國并不僅僅是一個基地的價值,它相對于中國與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適用于澳大利亞和好望角,這樣,對于其他殖民地對英帝國聯邦的支持,印度起著協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與其他亞洲問題的相關性而言,它也不是毫無保障。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在廣泛的意義上,這種經營是針對于亞洲分割地帶,或者說是南北力量的爭鋒地帶的側翼。

            可以說,英國和俄國在亞洲的領土擴張構成了當前的地區背景,不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為是以此為根據,其他國家的防御或進攻行為也以此為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崛起,蘇美矛盾上升。為了遏制蘇聯的戰略需要,美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教授修正了馬漢和麥金德的學說,提出陸緣地帶(亦稱“邊緣地帶”)理論。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中,斯派克曼認為麥金德過分夸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作用,實際上包圍著心臟地帶的外緣大陸地帶如中國、印度、巴爾干、法國等擁有大量的人口、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自然環境比較嚴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認為主宰世界的關鍵地區不在心臟地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對麥金德的那句戰略名言提出挑戰,他說:

            這個帝國(蘇聯——筆者注)在尋求通往海上的途徑時,在19世紀發現它的出路被擴張到歐亞沿海地區的不列顛海上勢力所攔住。不列顛帝國的地位建立在從海上包圍歐亞大陸的基礎上,這種包圍是由它的海軍控制著周圍海道來維持的。這種地位可以由于大陸沿海地區出現一個競爭的海上勢力或由俄國的陸地實力侵入到沿海地區而受到威脅。

            歷史上的陣營總是某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大不列顛對抗另一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俄國,或者是大不列顛同俄國一道對抗一個統治邊緣地區的強國。麥金德的名言:“誰統治了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便控制了全世界”,是錯誤的。如果舊世界的強權政治需要一個口號的話,就必須是:“誰支配著邊緣區,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與麥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僅看到俄國與海洋國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面。他認為海洋國家可以借助俄羅斯在歐亞大陸兩端的平衡作用,主張美國和英國兩個海上邊緣國家聯合位于陸上“邊緣地帶”的蘇聯共同維護戰后世界和平,認為“為了獲得大陸的支援以對抗邊緣地區勢力的威脅,與大陸心臟地帶的俄國勢力結成聯盟是明智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學》結尾時更是強調:

            目前我們正期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繼續在起作用,所以根本問題仍然沒有改變。歐亞大陸上的均勢是我們目前作戰的目標之一,建立和維持這種均勢將是我們在戰爭勝利后的目標。所以,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仍要繼續同那些設法阻止邊緣地區結成一體的強國合作。世界其他兩個巨大的強國——俄國和大不列顛——也會感到它們的安全由于歐洲和亞洲建立了某一個霸權而受到威脅。因此,這三個國家可以為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礎。既然這三個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單獨地和孤立地對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們的合作將有利于它們自己的最大利益。

            只有地區破碎才能出現“均勢”,斯皮克曼所謂的“均勢”,說白了就是讓多種力量對等的對手在相互牽制中動彈不得;而只有借助環繞于歐亞大陸的如英國、蘇聯等邊緣大國并與其建立聯盟,美國才能達此目的。這是與麥金德理論不同的地方。麥金德理論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總結,而斯皮克曼理論則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蘇合作成功解決世界難題后的理論總結。

           ?。ㄈ?ldquo;均勢”理論對世界版圖的影響

            為什么歐洲從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接的中間區域開始破碎?這與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政教二元沖突的歷史有關。公元3世紀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衰落后在歐洲迅速興起,借助意大利在歐洲世俗王權之外形成了另一個政權實體。與世俗王權一樣,它在世俗王權之外也有完整的稅收、法庭、軍隊和領土主權權利。由此便形成了宗教教權與世俗王權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斗爭表現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接區域,南北雙方相互通過肢解對方領土來擴張自己的勢力,這樣便在這一區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擴張為歐洲的地緣政治特征。

            這一特征讓英國大獲其利并因此主導了世界近代史:英國從教皇那學會了用肢解版圖或者制造“均勢”打擊對手國家和控制歐洲繼而世界的策略。海權理論的先驅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均勢因素是打開1500年至1800年間的歐洲近代史的鑰匙。”

            但是,破碎并不是歐洲板圖的原貌。歐洲在羅馬時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國還高。羅馬從建立共和國到西羅馬帝國于476年滅亡的九百多年間,歐洲基本保持在羅馬帝國的法統之中,羅馬帝國控制著包括地中海在內的歐洲主要地區;而此間中國正經歷著從戰國到隋朝的歷史,其間不知有多少個法統,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對稱型破碎。有意思的是,隋朝之后,歐洲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中國曾出現的“五胡亂華”的形勢轉入歐洲:中國的版圖越來越大,統一性也越來越強,而同期的歐洲卻越來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歐洲在同一時期出現了政教二元沖突?;浇膛c歐洲王權爭奪的太激烈了,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對此有形象的比喻,他寫道:“羅馬陷落后任何時期繪制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為什么要打倒教權,支持王權,就是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歐洲二元對立導致的地區破碎帶來的危害,他們贊揚中國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的統一性。文藝復興時偉大的思想家阿利蓋利·但丁預見到這一結局,他在《論世界帝國》一書中說:“一個內部互相攻訐的王國必遭毀滅。”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說得干脆簡潔,他說:“普世教會乃是導致大一統國家衰落的社會毒瘤。”湯因比與但丁生活的年代雖相差六百五十多年,但后者所說的話幾乎就是前者的同義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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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來,西方人來到遠東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國,他們知道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因中國太大而無法征服,于是將中國版圖進行歐洲式的改造則是他們思考的問題。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早就提醒西方列強注意這一點,他在論述完長江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后說:

            中國的統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到這兩種情形。

            如果以長江為中國政治地理版圖南北的中線,那么,一旦中國從長江南北分裂,中國繼而亞洲大陸就會像歐洲那樣出現對稱型破碎:先從中心兩端如云貴和江浙地區分崩,然后再從中間武漢地區離析并導致中國出現歐洲式對稱型破碎。如果中國分裂,亞洲的整合就永無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國,那削弱亞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國之外鼓動形成可與中國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構成與中國對稱的大板塊。試想當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撾,在東南亞形成一個大板塊——這相當于西班牙;再試想此前如果日本把東北從中國版圖割裂出去,在東北亞形成另一個大板塊——這相當于德國,那樣的話,我們中國在亞洲就轉入類似 “法國”在歐洲的形勢了。如果按物理學“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則,這三個對等“矢量”的對沖就會大大降低亞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歐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勢就會降落亞洲,亞洲也就沒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歐亞歷史比較說明,地緣政治的大一統產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地緣政治的破碎產生的多是內耗式負能量。正是因為進入中世紀后的歐洲版圖長期保持著破碎尤其是對稱型破碎性質,歐洲失去了很多機會。歐洲的內耗使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完成了國家統一,并在此前后從法國及俄羅斯手中購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歐洲擴張已覆蓋遠東并迫使中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但在1914年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的西方殖民勢力為此撤回歐洲參加戰爭,這使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進行了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

            同樣的道理,西方人要擊敗中國的前提也是讓中國回到與歐洲大陸相同的破碎版圖,至少也要讓中國回到“五胡亂華”的時代。日本人就是這樣,20世紀三四十年代,它從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剝離出若干個傀儡政權,抗戰勝利后,蘇聯和美國又背著中國搞了個“雅爾塔秘密協定”,要將中國一分為二。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斷然過江,將中國統一起來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的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事實確實如此。如果當時中國不管是以長城還是以長江為線被分成兩部分的話,那么今天我們什么都不要談了,甚至到汶川救災都去不了,因為還不知這中間要越過多少個“國家”,需辦多少“簽證”。

            1948年美國和蘇聯在分割完歐洲后便轉向中國內戰,他們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國共劃江而治。當時東北朝鮮半島已經一分為二了,西南印度版圖也分出一個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謂“和平樣板”。美蘇也誘使中國走朝鮮和印度的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統一,沒有走他們的路,我們今天才有了一個有大版圖的完整國家。這對我們的未來是基礎性的地緣政治資源,有了這份資源,中國未來的其他問題就好解決多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太平洋戰爭結束后,亞洲出現大變局,東北亞分裂、南亞分裂,只有中國南北反倒統一,由此看,目前亞洲圍繞中國大板塊的地緣政治不對稱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插手干涉的結果,也是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道自覺奮斗爭取的結果??梢栽O想,如果沒有后者的奮斗,今天亞洲版圖就很可能成了歐洲那樣看起來象是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

            結構決定性質,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國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不僅對中南半島和平而且對整個亞洲的和平是有大貢獻的。柬埔寨是保障中南半島和平的支點力量。

            歐洲崛起并擴張到遠東后,包括印度在內的印度洋地帶和中國的周邊地帶都被歐洲殖民者人為地粉碎了,這樣的后果對于這些國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它造成亞洲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不對稱破碎地緣政治形勢,這客觀上將中國推到亞洲政治的主體地位。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也使亞洲避免了歐洲對稱型破碎帶來的無限內耗的惡果。

            地緣戰略是類似“搭積木”的學問,使國家間的版圖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體構建。和平的前提是主體和平,這個主體在亞洲就是中國。中國穩,則亞洲穩,穩定的主體才能產生地區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為什么率先在歐洲爆發。國際政治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學習地緣政治,要抓住關鍵點:沒有關鍵點,就沒有主要矛盾,就沒有政治。毛澤東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越南原國防部長范文茶形象比喻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說“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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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志會問,看看地圖,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國?但此大國非彼大國也。

            大家知道,英國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地方割據勢力把持著和分割著國家政治。1857年英國占領印度后,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國統治者強行粘合起來的。英國人那個時候不得了:1840年打敗了中國,1857年同時向中國、印度開戰,這前后還發動了三場試圖征服但最終失敗了的阿富汗的戰爭。

            英國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個大板塊的印度,但為了長期控制印度,在給它縫了一張完整的大“皮”后又將印度(埃及也是一樣)的骨胳、內臟和靈魂都給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統一靈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廟特別多,神多民弱,民弱國弱,只有統一文化和精神的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強大。在印度,所有制復雜、種族復雜,這都是英國人有意識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義保留下來的。其實,美國民族問題最復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防止德國人竊聽,美國軍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語通電。但美國從來不強調這些,只說他們是一個民族,說的是一種語言即英語。西方人贈給印度的桂冠是“種族博物館”,可對本國同類現象卻從不加以渲染。他們不僅不鼓勵而且是盡量減少和弱化本國民族的多樣性發展。“美國的語言教育,尤其是針對移民的語言教育發展所詮釋的是‘同一面旗幟,同一種語言,同一個國家’的理念”。英國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統一性、強化以英國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時,還力圖削蝕印度民族的戰斗性。英國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稱號。甘地確有許多好的思想,但英國人則重點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張。如果大家還以為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國人統治下的南非和英國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為“和平斗士”,英國人對這些“斗士”經過無害化處理后,便對壓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實用的作用,但對被壓迫者而言,他們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鴉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學,校內各系前貼滿了“大字報”,被挑起的種族問題越來越復雜,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國經歷過徹底的社會革命,獨立后從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所有制為獨立后的尼赫魯政府照單全收,尼赫魯接到手中的是一個誰也動不了、什么也不能動的“復雜”國家。

            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是將印度統一民族的骨胳、內臟和靈魂都拍碎后完成的:從封建的、殖民主義的到獨立后的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意識形態全被保留且不可動搖。尼赫魯在英國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權并使印度獲得獨立,這樣的結果有一個好處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遺癥也很大,就是誰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權保留了下來,治理成本極大。對印度來說,所有制越復雜,產權越明晰越細致,歷史包袱越重,國家就越發展不動,越容易被人操縱。

            與中國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不同,印度獨立后其經濟的“生產?流通?消費”的雙向循環過程要經歷很復雜的利潤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動輒就要給龐雜的私有產權償付大量租金,國家的投資往往因私有產權的大量預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錢投資到生產中,經過資本家、地主和英國殖民者的產權截留,最終到生產者手中就所剩無幾。1960年8月22日,尼赫魯在人民院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印度“一五”“二五”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增加的42%,這些增長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個以馬哈拉諾比斯為首的委員會,要求調查印度社會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財富和生產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指出:“計劃經濟的執行造成了印度工業中大公司的增長。公營機構如工業金融公司、國家工業發展公司等提供的貸款促使印度工業中私營部分,特別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長。”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個以最高法院法官K.C.達斯·古普塔為首的壟斷調查委員會,次年10月委員會提出報告并得出結論:70家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其中包括16家外資控制的壟斷財團)在工業壟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70家壟斷財團共壟斷588種產品,占調查的產品總數(1298種)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財團,其次是比爾拉財團,再次是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英資控制)、薩拉巴伊財團等。委員會通過對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權分析,初步確定了印度經濟中帶有壟斷性的83個企業集團。又把其中總資產超過5000萬盧比的75個集團列為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這75家財團總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資產為260.595億盧比,全部實收資本約為64.632億盧比。它們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營公司總產(555.15億盧比)中占46.94%,在實收資本總額(146.54億盧比)中占44.1%。最后委員會得出結論指出印度政府為國家迅速建立工業化制訂的計劃經濟“被證明是導致(經濟)進一步集中的一個令人信服的因素”。私人壟斷經濟的發展,導致社會勞動成果日益為私人企業所截流甚至壟斷。

            土地改革的徹底性是由不同性質的社會革命造成的不同發展結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國獨立自主的社會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過土地改革徹底打破封建和官僚買辦的剝削生產關系。“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省外,全國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1956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6.3%。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系基本消滅。隨著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整個社會的生產關系只剩下最簡單的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依靠復雜的產權關系寄生于社會生產之間阻礙社會勞動成果直接反哺社會勞動者的產權交易費用基本消除,農民債務更是不復存在。在徹底廢除勞動與勞動成果之間的剝削環節后,勞動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勞動者和用于國家基本建設的安排。

            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員會,由計劃委員會成員和內務部長、糧食部長組成,作為土改指導機構。土地改革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結構中阻礙農業生產的因素;二是使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直接與勞動者結合,創造條件使農業經濟實現高效高產。土改內容包括三方面,分兩階段實施。與中國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注意到但無法解決農工問題的原因相似,尼赫魯國大黨也看到了徹底的土地革命對于印度的未來具有關鍵的意義。但是,由于國大黨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資本家階級占據的議會席位形成的對尼赫魯政府的制約,這使國大黨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設計,也無法實現。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由于基礎是建立在封建官僚買辦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也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徹底有效的土地革命,與此同理,印度國大黨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終不得不以“具有雷鳴般的熱情”開始,而以“沒精打采”的結局告終。

            我們看到,正是發生在建國之初的由不同的社會革命導致的不同的資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鑄定了印度──相對于中國而言──先天不足的“經濟胚胎”,這種“經濟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國家經濟基礎即民族市場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潤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撐經濟發展的購買力。正是由尼赫魯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國家生命體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個世紀的發展落伍于中國。

            筆者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分析,在拙著《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評估——與中國比較》一書中,曾對印度的未來前景作出的評估,與尼赫魯“銷聲匿跡”的預言相近似?,F轉錄于下:

            1.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相對于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在生產分配領域,英國人在沒有消滅舊的封建階級的條件下,又給印度送來了新的國民財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統治官員。印度獨立后盡管廢除了服務于殖民統治的柴明達爾制度,但卻變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階層,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資本家階層。在國內市場日益萎縮的條件下,資本家及新興有產階層中新增出了為國際資本服務的買辦階層。這些階層隊伍如此龐大以致他們利用私有權瓜分印度年度利潤之后,社會生產者主體即勞動者階層所得無幾。由此而言,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后所建立的只不過是殖民地時期的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后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經過50多年的痛苦掙扎性選擇,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慣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與中國比較,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4.最后,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鑒于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

            理解這些,也就理解為什么尼赫魯對印度未來出現“銷聲匿跡”的可能如此擔憂。

            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這反映了中國人對于統一性的認識。“貧”字在中國文化中與“弱”相聯,貧,非不富矣,分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沒希望了。這是中國人的整體認識論。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普世派”想將中國改造成小國寡民,像瑞士那樣的國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國的災難。你看看歐洲中世紀內耗成什么樣子了,版圖變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歐洲人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了,其統一速度在加快,其整體性加強了;而在中國和印度,西方人卻鼓動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誘導他們的國家走歐洲曾走過并帶來巨大災難的“威斯特伐利亞”老路?!锻固胤ダ麃喓图s》之前,與中國戰國時期至少名義還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歐洲大陸當時至少名義還在“神圣羅馬帝國”法統下,之后即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國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這一結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中世紀歐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統一性,并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制度性原因。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關系民主化,但沒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來西方動亂的溫床的一面。此后歐洲國家間可以不顧以往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那種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維系而理直氣壯地發動戰爭——這些戰爭最后將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推向印度洋及以此為基礎的世界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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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尼克松為美利堅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是,成功使美國擺脫越戰并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對美利堅民族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布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于是,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脫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這樣,美元的堅挺就要靠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的采購以美元結算來保證。從勞動形態上說,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國家對外戰爭?,F在回頭來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國的同時卻又更深地傷害了美國:他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合乎邏輯地將美國開戰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區尤其是波斯灣油氣資源豐富的地區。

            就其對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而言,今天美國——盡管霸權野心有增無減——遠不如當年英國。原因是當年的英國是工業國家,而今天美國是個由華爾街統治的金融國家。今天的美國已沒有自己的工業了。實體經濟尤其是其中的民生工業和農業在金融資本繼而軍工資本的擠壓下受到重創。民生工業和農業是國家的腎,美國汽車工業城底特律的倒臺說明美國得了“腎衰竭”,美國的“腎功能”被華爾街大亨們毀了。沒有“腎功能”就不能造自己的“血”,這就是國家金融。今天美國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國家,而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美國“腎功能”都沒了,其前景岌岌可危。奧巴馬不愿再打敘利亞,因為美國實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說的“各國國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這句話的啟發,推說要有國會批準,這讓華爾街不高興,華爾街的美元得靠中東石油撐著,既然白宮戰略東移拿不下中國,那奧巴馬就還得返回去拿石油。奧巴馬若不打敘利亞,那華爾街就不給你“發工資”,很快美國白宮便遇上“財政懸崖”,行政各部也隨即關門,以至奧巴馬連“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都沒錢參加。所以說今天的美國真的不能與當年的英國比。垂死的人,會更瘋狂、更殘忍、更兇惡;就美國而言,對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國家更具危險性。

            六、印度洋板塊與歐亞地緣政治板塊間有著強烈的擠壓式互動

           ?。ㄒ唬W洲人還要重返印度洋和遠東

            但是,目前印度還不會有“銷聲匿跡”的擔憂,因為在它之前西方國家還有其他對手——比如中國和俄羅斯——要解決,如中俄倒下,隨后印度必將首當其沖。所以說印度有些人跟中國作對的政策不明智,中俄倒了,哪有印度的好?這與三國中的孫吳為得荊州小利而獲滅國之災的道理一樣??纯串斈暧鴮τ《热嗣竦逆倝杭敖y治,就會知道西方人屆時根本不會給印度喘息和反抗的余地。英國人統治的時候給印度連起了一個大版圖,但英國人走時又把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給拆分出去。這真是用得著就統合,用不著時就拆分。但畢竟沒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還在英聯邦里面,英國人還要重返遠東。這在湯因比書里有所體現。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歷史,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歷史來解答。只有經過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權。然而,千百年來的因循守舊、各國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說,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的勢力、感情以及復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斗爭,而這種斗爭決不能擺脫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布??磥矶砻乐g爭奪歐洲資源的斗爭,不可能有助于歐洲改組的事業。

            大家再看看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書,布萊爾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說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

            整個印度洋國家是一種拉美式的經濟體制,其特點就是工業發展不能獨立自主,這樣的民族沒有張力。只要是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必然要擴張并走帝國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起步的,因為它需要世界市場。中國發展起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這要感謝毛主席,毛主席沒有把中國帶向自然農業社會,更沒有帶入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為中國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模式和國民經濟體系。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的德黑蘭會議上,在討論打敗希特勒后如何處置德國的方案時,羅斯福與斯大林都認為: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的關鍵是毀滅德國的重工業生產能力;只要沒有重工業生產,德國就永遠沒有發動戰爭的力量。羅斯福還說要把德國變成牧羊場。牧羊場國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無工業技術原創力的依附性國家,就是工業國家商品的傾銷地,因而,這樣的國家是沒有競爭能力的?!读_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曾對美國的“旨在德國清除納粹余孽和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的實質一語中的,他說:“實施這個計劃等于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將蘇聯的經驗告訴蔣經國:“不要只醉心于貿易。假如蘇聯沒有工業,那么德國就會打敗蘇聯。由于蘇聯有工業,戰爭期間才有可能每月生產3000架飛機、3000輛坦克、5000門大炮、40萬支步槍、20萬支自動步槍。”

            英國被迫放棄在印度統治,離開南亞次大陸之前,已將印度轉變成了一個“牧羊場”國家。 美國本來是要消滅日本的重工業的,后因冷戰的需要,美國再次放寬了對日本工業的限制。澳大利亞也是這樣一個養羊、跑袋鼠并由此沒有擴張和打仗需要的國家,所以澳大利亞就特別“和平”,當然也沒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這樣,沒有像樣的重工業,所以也比較和平。這樣的國家,傍著美國,美國也放心。圍繞在中國周邊的許多亞洲國家都有這個特點,這是歐洲為了在亞洲的殖民需要制造出且保留下來的。如果當年英國人把印度發展成日本式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當然它不會這樣做,那么今天我們西南一帶就不是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了。中南半島三分天下的形勢,也是法國人當年搞的“印度支那聯邦”的后果。正因為中國周邊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與中國形成——完全不同于歐洲對稱破碎——的不對稱破碎格局,亞洲近現代史才有不同于同期歐洲的和平穩定的發展形勢。

           ?。ǘ埐畟惖恼芜z產與丘吉爾的悔悟

            說到這里,我們真的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被罵得狗血噴頭的張伯倫先生及其政治遺產。希特勒崛起時,張伯倫意識到了再次世界大戰將使歐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權。張伯倫為此綏靖希特勒并對他說,咱們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以后蘇聯、美國崛起,我們若再打,蘇聯人和美國人就會進入歐洲。希特勒當時年輕聽不進去,決定打;丘吉爾也年輕更聽不進去“老同志”的話,也決定打。戰爭的結果不出張伯倫所料:蘇聯和美國通過“第二戰場”完全插進歐洲。丘吉爾當時想從南歐開辟“第二戰場”,從意大利北上出兵,羅斯福和斯大林卻聯手逼迫丘吉爾同意從法國諾曼底出兵,把東歐讓給蘇聯紅軍來解放。當時誰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勢力范圍所至。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說:“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蘇聯出兵東歐意味著東歐將歸入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歐洲就又被壓成兩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歐”和蘇聯控制的“東歐”。歐洲被攔腰斬斷了。歐洲由此元氣大傷。

            在認識美國人方面,當年的丘吉爾還是太年輕了。如果他早點讀到麥金德發表于1919年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中說的“美國最近已成為一個東方強國,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俄國來影響歐洲的力量對比”的預言,就不會輕信同為盎克魯-撒克遜民族并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國人信誓旦旦的承諾。

            1943年11月30日,德黑蘭三國首腦第三次會議前4個小時,丘吉爾與斯大林有一個單獨會晤。會晤從中午12點40分開始。丘吉爾先告訴斯大林:從母系方面講,他一半是美國人。接著他又“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他對美國人很有感情,不應當認為他想貶低美國人。他丘吉爾對美國人是完全忠實的??伤睦镏涝缭诘潞谔m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背著丘吉爾已主動向斯大林表達了被丘吉爾視為命根子的印度問題的解決意見。1943年11月28日的蘇聯檔案《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紀錄》有如下記載:

            羅斯福認為,這個原則(此指民族自決原則——筆者注。)本身對其他殖民地同樣是適用的。在實施有關托管制的建議方面,丘吉爾不打算堅決地采取行動,因為他怕這個原則不得不適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當然,丘吉爾將會不滿。

            羅斯福稱,當赫爾在莫斯科時,他隨身帶了一份文件,那是羅斯福制定的關于建立國際殖民地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這個委員會應當對殖民地國家進行觀察,以對這些國家的狀況以及改善這種狀況的可能性進行研究。這個委員會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眾。

            斯大林答,假如這樣做,就好了,就向這個委員會提出申訴、請求等。

            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還沒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后解決。

            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

            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采取某種行動。

            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后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議。

            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的路。

            羅斯福說,關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系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

            羅斯福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戰后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丘吉爾曾把印度稱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現在羅斯福要將這顆丘吉爾珍惜并正在為之誓死捍衛的“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獻給斯大林,而這對正在同一個戰壕作戰并準備過69歲生日的丘吉爾來說,是絕妙的戲弄和出賣。“老鄉見老鄉,背后打一槍”,現在同具盎格魯撒克遜血統族的羅斯福聯合斯拉夫人在丘吉爾這位天真的老鄉背后真的打了暗槍。多年后,丘吉爾在回憶錄中顯然對羅斯福和斯大林這次會談有所警覺,但對其內容卻一無所知,他說:

            11月30日是一個忙碌而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是我69歲生日,幾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關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務。羅斯??偨y與斯大林元帥保持私人接觸,并逗留在蘇俄大使館中。盡管總統與我關系密切,并且我們的重要問題交織在一起,但自從我們離開開羅以后,他一直避免單獨與我見面。

            就在前兩天,也就是在羅斯福與斯大林會談的時候,丘吉爾在德黑蘭英國公使館撒瘋。據哈里曼回憶:

            他(丘吉爾——筆者注。)說他樂于服從命令;他有權擔任會議主席,因為他年齡最大,因為他的姓氏是C字打頭,因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國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他放棄了這些權利,但他要堅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須讓他在30日舉行晚宴,這一天是他的69歲生日……他說他要喝得酩酊大醉,準備在第二天開路。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蘭會議前夕,丘吉爾召集幕僚談到美國人時說,“最近給他留下了敵意的感覺”。 與此同時,羅斯福也召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明知英國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無力他顧的情況下,提出讓英國獨占法國及盧森堡、比利時、巴登。而馬歇爾等則向羅斯??偨y提議“美國人應該向歐洲進軍”。

            11月28日,即德黑蘭會議召開當天早晨,斯大林與羅斯福會前就戰后政治安排交換意見。斯大林支持美英聯合進駐法國北部。而羅斯福和斯大林都認為印度支那不應該在戰后歸還給法國,而應該在20~30年的時間內,讓它逐步獨立。據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披露:羅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蘇共謀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可能性”。當時擔任斯大林翻譯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一書中披露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第一次會晤時,在描繪了太平洋上的苦戰之后,羅斯福提到殖民帝國問題,他對斯大林說:

            “我在我們的戰友丘吉爾缺席時談這個問題,”總統強調說,“因為他不喜歡提到這個題目。美國和蘇聯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殖民帝國在戰爭結束之后不會存在很長時間……”

            羅斯福說,愿意在將來仔細探討殖民地戰后的地位問題,但最好是在丘吉爾缺席的情況下做這件事,后者對印度沒有任何計劃。

            斯大林顯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話題。他僅僅指出,戰后殖民地的問題可能會變得緊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蘇聯和美國,與那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相比,較容易討論這個問題。 而我則驚訝于羅斯福的一項動議,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與莫洛托夫談判時我所聽到的希特勒的建議一樣,即蘇聯與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國的殖民遺產。顯然,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體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羅斯福對第一次接觸感到滿意。但這并不能使他們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拒絕單獨與丘吉爾會見,“理由是斯大林可能會覺得他們在一起協調行動和政策來對付他”;“使丘吉爾更加不安的是,羅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國的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大使館,這樣似乎隨時都可以同斯大林進行私人接觸”。而對“蘇聯安排來照顧總統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居住在這些房間里的人,都是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成員”的可能性,“羅斯福則不在乎。但是,羅斯福認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羅斯福的談話被偷聽了,這可能更有助于與狐疑心過重的東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羅斯福與斯大林這種“兄弟般的友誼”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前一小時兩人的私下會晤。就在這一刻他們建立了針對英國的美蘇暗盟。此后,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總是所向披靡。羅斯福曾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談過他在德黑蘭期間是如何與斯大林建立起這種準“哥們”友誼的。他說在會上他總是刻意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以至“丘吉爾臉紅氣脹地皺眉蹙額;他越是這樣,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我先忍住了,后來終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為‘約瑟夫’。他笑著走過來和我握手。從此我們的交情又深化為個人關系,我們可以像兄弟般交談”。在雅爾塔的5天會議中,羅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單獨和丘吉爾見面”。哈里曼認為“這是羅斯福的一種戰術,而非對首相的有意輕視”。而上面所表現出的哥們義氣,只不過是從德黑蘭會議以來兩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樁。

            美國當時為什么要參加歐洲的戰爭?1939年1月31日,羅斯??偨y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全面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么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并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接著羅斯福計算了一下目前歐洲還有二十幾個國家獨立國家,說“但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在這里,羅斯福決不是在秀“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此類繞口令,如做通俗翻譯,其中的一大批國家持續“獨立”換成“分裂”,將其中的“統治”換為“統一”,就不難理解羅斯福講話的含義。一句話,美國要保證歐洲“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不能讓希特勒統一為一體。他說:

            請不要說這是空想,不要說這只是白日之夢。六年前希特勒這個人上臺控制德國政府時,德國已經崩潰,已經完全徹底地失敗。負債累累。分崩離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時你們中有誰會說六年后德國將會完全和絕對地統治歐洲?這就說明為什么我們不能在這里閑坐并說這是白日之夢。

            羅斯福告訴美國壟斷資本家,只有這些國家“持續獨立”,美國資本家才能大發軍火財,才能聽美國的話。

            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斗,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我們不能假定它們會打敗德國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這是一場成敗參半的賭局。這個情況太嚴重了,決不能忽視。這是一場50:50的賭局,這些國家可能會遭到失敗,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獲勝。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獲勝,主要原因是擁有空軍這個巨大優勢,它將把英國和法國趕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軍力量實際上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被消滅。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說:“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閑置著。如果你們現在來定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定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第二,現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了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么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說,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

            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演講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因為他在滿足美利堅民族利益的同時還滿足了華爾街軍火商的利益——在美國,滿足后者是實現前者利益的的前提。他們明白了“拯救我們的文明”的含義就是保證大西洋東岸的歐洲大陸的“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只要這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歐洲就會持續保持其破碎性這一致命弱點,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永久性的威脅。羅斯福出兵的結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統一歐洲的時候又把歐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的狀態。

            這時會有人問,即如此,那馬歇爾為什么又要給歐洲那么多錢幫助“歐洲復興”呢?這是因為他看到丘吉爾要利用歐洲戰后危機再次實現歐洲統一。這個時候馬歇爾搶在丘吉爾之前,撒了一大筆錢,相當于在羅斯福拍碎的歐洲骨骼而丘吉爾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層“云南白藥”,各國有了這筆錢,其統一的愿望就被遠遠地推后,由此,歐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馬歇爾在美國歷史上是為美國利益謀劃的大戰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個人。1945年4月15日,即羅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見哈里曼及美國駐華大使帕特里克•J.赫爾利一行,在談到蘇美在波蘭問題上關系惡化時,面對“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語調和緩”地說:“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馬歇爾將軍,此事與他無涉,只關下級軍官。”斯大林的意思是:你們這些崽賣爺田不心疼的“下級軍官”不會明白,將東歐讓給蘇聯是馬歇爾勸說羅斯福為美國制定的大戰略;正是這個戰略,美國和蘇聯才能有今天這樣的戰后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聽罷這位新上任的國務卿為美對華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著要領的申辯,在會見結束時,斯大林對貝爾納斯感嘆道:“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美國學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為數不多的能夠準確地把握羅斯福、馬歇爾世界布局要義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斯皮克曼開始思考戰后和平體系的問題,他在當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一書中告誡美國政府利用蘇聯平衡歐亞大陸的特殊作用保持歐洲國家對等破碎對美國具有的“極端重要性”,他寫道:

            歐洲的法國、德國和東歐之間的實力分布,將繼續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歐洲是民族主義高度發達的地區,組成了許多國家。這種情況不會因締結和約而發生劇烈的變化。德國控制著大陸上最大的潛在實力,必須由法國和東歐的勢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讓這三個地區中的任何一個獲得全部地區的統治權。注意保持實力的適當分布,將是英、美、蘇三大超級強國戰后的任務。

            與今天的布熱津斯基、基辛格愛到處跑,寫厚書的特點不同,馬歇爾這個人不愛出頭露面,難得見到馬歇爾留下的只字片語,更無“自傳”。他長期默默地站在羅斯福后面幫助他規劃世界:分完歐洲再分亞洲,出賣且分裂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背后就有馬歇爾的影子,其目的無非是要使中國國內政治力量對等分治繼而國家分裂,而中國分裂則是亞洲歐洲化的先決條件。他逼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以長城劃線,被蔣介石拒絕后又扶持李宗仁上臺與共產黨沿長江劃線,并通過斯大林向毛澤東施壓,以使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澤東頂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勸和“建議”,這樣才有今天的大中國。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聯手蘇聯合分世界的事實明朗后,丘吉爾才意識到 “姜還是老的辣”,當年張伯倫的擔憂不無道理。只有在失去歐洲后,丘吉爾才體會出當年張伯倫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時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給歐洲帶來的災難。這時,已至72歲高齡的丘吉爾在哪里跌倒就從那里爬起,下定決心為英國皇室“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1946年3月,丘吉爾發表 “鐵幕演說”;9月,又在蘇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歐洲合眾國”的概念,決心將破碎的歐洲整合為美國那樣統一的國家聯合體。兩次世界大戰的惡果讓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知恥近乎勇”,有了一種為了歐洲的統一不惜自我犧牲的精神。

            說到這里,我們中國人要更加珍惜中國的統一及由此產生的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有些學者贊美歐洲小國分治,讓中國走歐洲的路,這實在是不懂歷史的表現。

           ?。ㄈ┤鰪貭?、默克爾要為歐洲扳回乾坤

            撒切爾夫人逝世,在英國反應平淡,但歐洲大陸人喜歡她,這是因為是她“放倒”了蘇聯。撒切爾1991年在美國休斯敦說,正當西方與蘇聯的斗爭陷入困境的時候,因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而使形勢好轉。她透露:“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一語道破天機:“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是天生的地緣政治學家,他們明白,打散蘇聯是歐洲統一的前提。羅斯福對美國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東歐交與蘇聯,并由此將大歐洲壓擠成小“西歐”了。這對歐洲大陸不利但對英國有利,撒切爾放倒蘇聯后,歐洲便有了統一的前提。正因此,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學》一書的結束時說,英國、美國和蘇聯“這三個國家可以為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礎”。隨著歐洲大陸的統一進程加快,美英蘇建立的這個阻止歐洲大陸整合的“安全制度”解體了,英國人有了被邊緣化的感受,這與1945年后中國統一進程加快使日本再次有了被邊緣化的感受一樣。這沒有什么深奧的道理,僅是“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合力越小”這一幾何力學規律的反映。

            盡管英國人不喜歡,但撒切爾看到兩次世界大戰發生在歐洲的慘劇,堅持張伯倫的思想遺產,寧可犧牲英國人的民族利益也要歐洲統一。繼承和有力推進張伯倫、丘吉爾、撒切爾歐洲統一事業的人物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默克爾連任表明德國人乃至歐洲人認可她的貢獻。默克爾利用世界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大大推進了歐洲的統一。美國經濟危機時接收一些國家“購買”債券的錢,這其實對美國不利。好比一個人得了糖尿病,而你卻給送糖吃,他照吃且不鍛煉,也不節食,這自然沒好。歐洲經濟危機時,默克爾拒絕其他國再來一次幫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她利用經濟危機一點點地回收歐洲小國比如塞浦路斯、希臘、西班牙等國的部分主權。2013年4月22日默克爾在柏林表示:“如果歐元區真有誠意克服曠日持久的歐債危機并重新贏得市場投資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員國就必須為在歐盟憲法框架內讓渡部分主權做好準備。”她借助歐盟的名義利用財政的力量把各個小國的主權收上,由此將歐洲變成由幾大國——英國、德國、法國——主導的大聯邦國家。這是張伯倫的理念。當然這樣主導歐洲的中心不可能是英國,而是德國,正如主導亞洲的中心是中國而不是日本一樣。這樣的歐洲用拿破侖比喻中國的話說,就是歐洲“睡獅”也醒了。

           ?。ㄋ模W亞大陸的力量擠壓及其對印度洋的影響

            印度洋的地緣政治板塊與歐洲和亞洲板塊相互間有著強烈的擠壓式互動。阿拉伯人能夠在這一地區興起,是因為羅馬帝國解體后造成歐洲破碎及由此造成的力量收縮。這還是一個幾何力學的道理: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不同的是,看哪一邊擠壓哪一邊。羅馬之后的歐洲各國矢量之間多是對稱且大角度的對沖,而亞洲主體板塊仍舊,中國周邊也有破碎地帶,但對中國不構成對稱型對沖。羅馬帝國解體后,中國進入隋唐大一統時代,之后的中國版圖變化多有“胖瘦”之分,少有歐式的對稱型裂變。我們有些同志常常說明、清朝版圖多大,其實,那只是胖了瘦了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中國沒有出現比如被攔腰斬斷或長出兩個“心臟”等器質性裂變。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歐洲中世紀是政教兩個中心,由此產生的患亂給歐洲帶來了幾乎是不盡的戰亂。由此看,2008年以來歐洲利用其內部經濟危機推進統一,如果統一實現的話,其張力就會很大,古羅馬時期就是這樣。羅馬衰落后,歐洲力量萎縮,這給阿拉伯人、繼而蒙古人崛起和擴張讓出了空間。近代工業革命后,歐洲張力又造成它的世界性擴張,此后穆斯林和蒙古勢力大幅萎縮。

            歐亞大陸分區并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但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必然有一個生存空間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并因此出現破碎地帶。比如上古時代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和中華帝國。此間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中亞地區力量受到擠壓并分出安息、貴霜諸帝國。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為1:0.5:1。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乃至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和大面積擴張騰出了空間。此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并轉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續統一朝代。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就轉為0.5:1:1。進入工業革命后,歐洲又開始復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此時的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又恢復到1:0.5:1。俄羅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強力插入中亞地區,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伊斯蘭力量。此后,原來歐洲、中亞伊斯蘭和中國的三種戰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為歐洲、俄羅斯、和中國(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歷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單獨擴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國勉強接近這個水平)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的衰落及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并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目前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結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和擴張。

            發生在印度洋北岸的上述板塊演變規律對包括印度在內的北印度洋沿岸國家有著不同的影響。一般說來,當歐洲和亞洲板塊整合程度較高即分別處在1的水平時,印度及印度洋北岸國家也會受到侵犯,但程度比較輕。比如古希臘羅馬時代,馬其頓亞歷山大、羅馬屋大維軍團全面占領埃及和隨后的敘利亞戰爭,這些侵犯都沒有深入到印度次大陸內部。此間,印度出現了民族政權即孔雀王朝(約公元前324年~約前187年)及阿育王時代(阿育王 Asoka,公元前273~前236年)的繁榮 。

            自公元前2世紀羅馬帝國衰落趨勢顯現后,中亞板塊整合力量開始提升。此間,大夏希臘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最終在北印度建立了強大的貴霜帝國(鼎盛時期為公元105~250年)。歐洲進入中世紀后已完全衰落,其整合程度降低為0.5水平,與此相應,中亞整合水平上升至1。此間,阿拉伯人、蒙古人進入中亞并橫掃歐洲。印度遭受到伊斯蘭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領。1206年,為時三個多世紀的德里蘇丹國建立。1526年,帖木兒的直系后代巴卑爾從中亞進入并占領了德里,建立了莫臥兒帝國(意為“蒙古人的帝國”),為時也是三個多世紀。

            歐洲進入近代后,整合程度大幅提高,對中亞板塊再次形成擠壓,印度洋北岸國家嚴重碎化,印度更是經歷了英國一百多年的全面的殖民占領,但這與中世紀的外族人占領的時間比,還算是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古還是中古,大概是喜馬拉雅山系的屏護,東方中國板塊沒有出現歐洲式的大起大落,中國中原王朝和印度之間少有直接的互相侵犯,更多的只是直接的文化交流。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你捎信告訴尼赫魯:“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為什么一千年一萬年“也將是如此”呢?地理環境使然也: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周邊界變動最小的就是中印邊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亞板塊并沒有大幅上升,是因為蘇聯和美國崛起并對中亞板塊形成的持續擠壓。蘇聯解體后,中亞伊斯蘭力量出現崛起勢頭,但很快又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9·11”事件后的持續打擊,中亞板塊受到西方越來越強的擠壓。2008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并決定從中亞撤軍后,歐洲統一進程加快并迅速越過地中海向北非推進,這又使本已緩和的西方對印度洋的壓力加強。而巴沙爾政府軍在敘利亞內戰中的勝利,以及“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的迅速崛起,都是中東地區力量對自近新世紀以來西方對中亞板塊擠壓的強烈反彈。根據上述歐亞板塊互動規律,在俄羅斯、歐盟、中國三大力量都保持強勁上升之勢的今天,中亞板塊的這次反彈很難達到中世紀的水平。但這樣的形勢在印度“兩害相權”的比較中,卻是不幸——歐洲再次崛起并開始向印度洋挺進——中的大幸。

            蘇聯解體后,歐洲統一進度加快,2008年美國已被伊拉克戰爭拖得精疲力竭,而當年歐洲統一則大幅推進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獨立”,這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歐盟“只爭朝夕”,決定正式啟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塞羅那進程:地中海聯盟”計劃。我們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歐洲地圖和現在的歐洲地圖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其迅速一體化的趨勢?,F在歐洲板塊不僅走向一體化,而且歐洲正在跨越地中海并向非洲進行更有力的輻射,歐洲的軍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利用北約的名義第一次插入利比亞。法國在打進利比亞的時候還在科特迪瓦同時行動,隨后又利用當地危機完成了在馬里的軍事布局。這樣法國就實現了從利比亞到幾內亞灣一線的陸軍控制,這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在非洲的傳統勢力范圍和殖民區域的某種恢復。為什么法國要控制這一線呢,因為幾內亞灣不僅有豐富的石油,礦產資源也非常豐富,像黃金、金剛石的儲量和產量都占世界第一位。法國真是悶聲發了大財,它借利比亞戰爭神不知鬼不覺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資源。有了這些海外資源,其國內再逢經濟危機就可從海外獲得額外補償,并由此保證國內政治穩定。這說明歐洲在接近完成其統一時,也啟動了非洲新殖民化進程,其勢力范圍正在向凡爾賽時期回歸。

           ?。ㄎ澹┮云淙酥?,還治其人之身

            那么,歐洲用的是什么方式實現其初步統一的呢?用挑撥美國和蘇聯的矛盾,以羅斯福之道還治美國之身。1946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則意在慫恿美國與蘇聯攤牌。此后,歷史進入約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冷戰時代。英國唆使美國人跟蘇聯長期沖突:打了朝鮮戰爭,又打越南戰爭,美國被拖得傷了元氣。尼克松看明白了歐洲的意圖,他轉身跟毛澤東握手。這下歐洲人著急了,讓湯因比到中國來,湯因比隨后就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搞了個“展望21世紀”的對話,說了大家要注意,中國將來要起來了,中國不得了啊,中國起來以后的力量就要布置到夏威夷了。

            羅斯福、艾森豪威爾特別是尼克松之后,美國人已變得心浮氣燥。湯因比之后,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又拋出“文明沖突”論,隨后美國人(實際是華爾街)就推出了一個好激動的小布什,即喬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這人只要見誰甩紅布,他就向誰沖。他上臺那年本是要沖著中國來了,引發南海撞機事件,我們當時沒有著惹他。后來本拉登招惹他,小布什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什沖到阿富汗,這客觀上延長了中國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現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當時那個熱鬧,今天再評價當時中國的外交應對措施,就會感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我們這幾年的海軍大發展及中國在東海形勢改善都和這十幾年的外交政策有關。試想當年如果我們激化了與小布什美國的矛盾并導致小布什過來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話,那今天的形勢就難說了。如果我們與美國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斗,那歐洲就必然會過來。歐洲并沒有放棄恢復凡爾賽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時間將其影響擴張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們并沒有真放棄。所以,在這方面中國——當然還有印度——不要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

            七、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斗爭必勝的天堂

           ?。ㄒ唬┡撩谞柛咴蝗肭终咭暈?ldquo;天獄”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爾”高原在塔吉克語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匯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昆侖山脈、昆侖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它群山起伏,連綿逶迤,雪峰群立,聳入云天,號稱亞洲大陸的屋脊。這樣的地形使世界霸權擴張勢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讓遠道而來的歐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國人屢戰屢敗并因此視為“天獄”畏途。

           

            歷史表明,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在英國人在這方面頗有經驗,英國學者的研究當然就更值得重視。英國政治地理學者P.奧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提出的“距離的摩損”理論,可為“世界霸權的墳墓”說提供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假若一個帝國或是一個霸權勢力的國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當有擴張邊界的領土野心之時,同樣的實力必定擴散得更為稀疏,從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損失。若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勻稱地擴展力量,那么隨著每一次帝國半徑范圍的擴張,其實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樣的軍力在越變越大的圓周內擴散,其密度和強度會相應地削減。從另一角度來看,假若各地單位面積的控制花費相等,隨著一個帝國的圓周的擴大,整個控制費用將隨著半徑的平方而增加。為了維持對各地一定的控制規模,當帝國的范圍增大,它的軍事機構建制必須呈指數狀態增加。不管有沒有摩擦效應,隨著野心或償付義務的極度擴大,將會造成軍事力量的分散。同樣的作用也將會對宣傳、顛覆或是經濟援助造成影響。

           ?。ǘ┢矫媾c立體:認識地理距離的兩個維度

            國家為獲利而擴張,也為過度擴張并由此透支財力而衰亡。造成這種規律性現象的原因是擴張規模如此之大以致需要更多的財力來鞏固已有的擴張利益。如果將這近乎物理力學伸展規律的分析結合前述歷史經驗,我們就會發現,印度洋不僅僅是古今帝國追逐的目標,同時也是帝國擴張力量由“一鼓作氣、再而衰”轉入“三而竭”地帶。

            如果考慮到地理障礙的因素,現實中的帕米爾高原的區間距離就不能簡單地用思維中的平面距離來衡量。奧沙利文說:

            相關的距離應該反映陸地和海洋的地勢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對移動造成的不同運動磨損??朔嚯x的耗費并不是一個常量,即便是在同一傳播媒介里也是這樣。當旅程延長而運輸的邊際費用下降的時候,量度點位之間距離的問題便產生了。相應的端點是國家最近的邊境線還是主要城市或軍事結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誠然,國家與強大的陸權勢力相對位置的變動,決定于測定距離上所選擇的終點和米制單位??拷K聯港口符拉迪斯托克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內離蘇聯邊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筆直地穿越喜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線距離超過5 000英里,美國港口圣地亞哥與河內之間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運輸的費用是陸路托運的1/10,因此就水陸運輸成本的意義而言,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

            正如住房面積不應僅以平方而應以立方標準計算才更為科學的道理一樣,地理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應分為平面和立體兩類,前者屬于(無限接近)無障礙距離,后者屬于(相對)有障礙距離。只有介入“立體距離”概念的計算才能更準確地反映其中的地緣政治關系。翻山越嶺、由低而高的路程與一馬平川或居高臨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如中國云南昆明福建福州所處緯處相差不大,但由于地勢西高東低,兩者之間海拔相差近三千米,這大大提升了云南遑論西藏與較之東部各省的立體距離的權重。如此就不難理解從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的結論。從這個視角看,就會發現,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帶,其間任意兩點并不遙遠的平面距離,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體距離陡增,這是歷史所有的外來征服者——即使橫臥于帕米爾北側的俄羅斯人——在此屢屢敗北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立體距離和平面距離,利用“權重理論”是可以換算的。權重換算的基本公式表明:“當每公里水準測量的精度相同時,水準路線觀測高差的權與路線長度成反比。”同理,世界上沒有絕對水平的地理條件,立體或平面距離也都是相對的,比如在同等的立體距離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釋在自然動力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離中,位居上勢的北方政治集團總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馬遷感覺到這個規律并將它概括得更為簡單,他說:“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還有在沙漠中的行程與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氣象和生存條件的相同距離,也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歐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論。因此,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不管用什么辦法,想把地球表面變為平面,結果都會擴大或縮小距離、方向、形狀和面積的真實關系。數理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想出一些調和的辦法使這些絕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誤差和歪曲縮小到最小限度。

            比較而言,海洋——如果不計洶涌的海浪的話——可算是最接近距離的“水平”條件,而帕米爾高原則可視為“立體距離”的絕對樣板。麥金德形象地說:“心臟地帶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中亞——也就是麥金德所說的“心臟地帶”——既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根據上述關于距離研究的新推進,現在可以補上一句,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權斗爭必勝的天堂。

            有人會說,現代科學技術比如航母、飛機、導彈、信息等技術的出現會縮短國家間的距離。但要知道,我們所說的距離并不是用于孤立的個人即馬克思所批評的“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那種“天馬行空”式的空間移動,而是指移動著的人類社會群體及其所需的相應生活物資在不同空間的挪動,其運動規模與移動著的社會群體的大小相適應:一小隊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與遠征軍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規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紀的英國已有機械動力艦船和威力巨大的機械槍和炮火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蘇聯和美國已有航母、飛機、導彈,美國還有世界一流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技術,即使如此,它們在中亞帕米爾的侵略戰爭往往是在贏得初次戰役后便很快為這里的地理條件所消耗并最終輸掉了整個戰爭。這是因為有著“世界屋脊”之稱的中亞帕米爾高原有著幾乎無限大的“立體距離”,而克服這樣的“立體距離”需要的是幾乎無限大的物質資源支持。麥金德說:“動物的人的第一個政治特質是饑餓。”歷史上多有不遠萬里來到帕米爾的登高探險者,但沒有遠道而來的長期占領者。這不是因為遠道而來的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大部隊解決不了馬克思所說的“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馬克思批評一些空想理論家時說: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

            我們遇到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所以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馬克思在寫兩段文字時,曾在“個人存在”后面刪去了“這些個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并不是在于他們有思想,而是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在手稿“必須能夠生活”邊加寫批注:“黑格爾。地質學、水文學等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這些說明,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不是想象出來的,而是“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物質資料,同時也離不開物質資料。所謂技術改變距離的觀點有相當的想象成分,但若將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爾地區,他才會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這就是他將人與自然的聯系歸結于脫離物質制約的個體人的感覺而不歸于人的“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 這正如我們不能因科技幫助少數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幾百萬人也可以占領珠峰的結論。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人類社會群體的地理空間的大規模移動,并不取決于“沒有任何前提的”個人的運動能力,而是決定于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相應的物質資料能夠移動的規模。兵馬已到,糧草不繼,這是占據軍事技術優勢的入侵者敗在中亞的關鍵原因。

            這時還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用地緣政治的觀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點太落后了,說現代技術已超越地緣政治。這種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確。

            阿富汗是分析這個觀點的經典案例。在這里最先進的技術和最落后的部落進行了幾個世紀的較量,每一次總是技術落后卻擁有地緣政治優勢的一方取得勝利。19世紀初的英國可謂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英國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議和外,其他兩次作戰都是英方損兵折將且無功而返。20世紀的冷戰時期,蘇聯依靠其強大的常規作戰力量和地緣優勢,在阿富汗進行了為時六年的持久戰,結果還是被迫分批撤軍并由此引發蘇聯的解體。2001年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對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實施軍事打擊戰爭,打了十多年,用盡了先進武器,結果西方聯軍還是碰得焦頭爛額。蘇聯當時在國防科技方面領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來。如果說蘇聯科技不如美國,那美國入侵結果還是一樣。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觀看坦克部隊演習說:“坦克受地形限制很大,有些地方不能用,打仗主要還是靠步兵,靠什么地方都能走的,武器靠背得動的(拖、拉、人扛)。”當回答“這種武器還是要用”的疑問時,毛澤東說:“不是不要,是不能指望這個。”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44年,他在《和平地理學》一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專門論及飛機出現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他寫道:

            許多論現代軍事戰略的作家都說:大部分后方勤務的問題可以由運輸機來解決。他們建議拿能運載許多噸貨物的大型飛機來代替輪船與火車。大戰的經歷和零星發表的數字說明了,盡管僅僅是部分地說明了,現今作戰部隊所需物資量的龐大。這說明飛機雖然能夠協助和補充行動較慢的運輸工具,但不能代替這些運輸工具。對一個地區施加空軍力量,不僅要飛機飛到那里,而且還要保持它們的作戰能力。那就是說,要有一條供應充足的中間基地線、大量的特種汽油、炸彈、軍火、零件、備用的機器、修理隊、地面部隊和防空隊。就空軍由空中運輸自己必需品來講,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的空軍是能自給的。德國人在這方面大概比其他國家較為先進,但他們在歐洲的作戰地區是一個完整的地塊,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個空軍基地,同時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互相連接。美國無須它的空中勢力在自己的大陸的周邊起作用,而是要它越過海洋和北極的荒漠。對美國來說,飛機在運輸物資方面不能起顯著的作用。

            盡管制空權日見重要,但實際情況仍是如此,因為除了運送最特殊的項目外,在運輸一切物資方面占壓倒性優勢的仍然是航行在大洋中的船只。

            空軍不僅僅是飛機而已,而是飛機加基地。反過來說也是正確的,因為基地必須要由空軍來保護。所以,在現代戰爭中一國成功的程度,也就是海、陸、空三軍協作所達到的程度,而這種協作最后還須仰賴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供應。

            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國地理政治學者P.奧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獨到的研究,他寫道:

            自16世紀歐洲人開始征服全球以來,距離的屏障在不斷地削弱,并帶來文化上的匯合,把我們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類共同體中來??臻g的分隔效力已經縮小,甚至有人說,隨著電子通訊和飛機的使用,地理距離在世界政治中已經失去了重要影響。當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距離影響的,它把人們的存在和活動分開。即使在國家事務中,盡管穿梭外交的狂熱努力,但不論其作用的好壞,距離仍然有影響。的確是這樣,就減少那些可以被認為是專橫國家的貿易和社會往來而言,與政治野心保持隔離興許是天上的賜福。當然從軍事上來講,距離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教授1962年出版《沖突與防御:一般理論》(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書,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遞度損失”理論,認為:

            在運輸力量和交通通訊上,距離的摩擦損耗侵蝕了實力的強度。由于海軍,無線電、空軍、火箭和衛星的發展,已經減小這種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離因素對實力平衡的影響。但是為了美國在中東行動而建立快速部隊的努力,說明距離仍然是需要花費代價的。??颂m群島戰爭中,在7 000英里長的供給線上暴露出的種種困難說明,在軍事力量與距離因素之間的成敗之機是相互參半的。

           ?。ㄈ┑鼐壵蔚恼嬲α縼碜匀嗣?/p>

            需要說明的是,地理空間上的差異是決定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絕對條件,在地理差異的基礎上,人心向背歷史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如果擴張的利益與當地人民的利益不一致,那就會更加增大擴張者因距離拉長而出現的阻力。博爾丁教授分析說:

            在本國最強大,它離國內基地的距離拉得愈遠愈弱。力量越是擴張,則強度越是減少。除了克服距離損耗的磨擦效應之外,在控制越來越遼闊領土的能量耗費以及對遠離本土的遙遠地方缺乏親熟性(familiarity),可以嚴重地影響擴張者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志。

            事實上,當技術和人比較時,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當人與自然比較時,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術、人民和自然地理環境三位一體地優化結合形成的戰斗力,才是不可戰勝的。辛棄疾說的“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孟子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都是這個意思。人只能是環境中的人,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于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于人及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戰爭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條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戰斗力。而技術的作用多在于戰爭初期的戰役層面,這就是“點火”即挑起戰爭的手段更為方便了,但滅火得靠人,還要看能否控制火勢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還需東風,火勢蔓延的方向是由風向而非技術決定的。風向即民心,挑起戰爭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會引火燒身。保家衛國會激發出無窮的力量,這叫人民戰爭。美國人喜歡技術決定論,即認為技術決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國大兵卻被占據地緣政治優勢的阿富汗部落武裝打跑了,這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而非只寫在歷史書中的事,眼見的事實說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結束地緣政治。

            還會有人說,當今世界“已進入應用開發高新技術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新時代”,科技可以解決資源短缺問題,如果世界發展到把糧食、資源等通過科技手段實現無限增長時,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與發展歷史條件就可以無限持續下去。

            這也不可能,因為這個假設只有邏輯而沒有經驗支持;也就是說,它符合邏輯,但不符合歷史經驗,不是邏輯和歷史的相統一判斷。比如,人類五千多年間發展了很多技術,但還是沒有解決糧食大幅遑論無限增長問題,不同的只是名稱的改變。戰國時期糧食畝產可達到幾百斤,雖然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目前最高可達到畝產2 000斤,即使如此,這樣的產量也很難普及。糧食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規模催生,多少耕地大體能生產出多少糧食,這是農民都能算出的賬。所以我們還是要向勞動人民學習,回到傳統的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路線上來。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要相信這些最基本的東西,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唯物主義。衣食住行,這都是最基本的東西。出門的時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她會告訴你要多帶點干糧。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結果是子彈打倒了圣像。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我們還是要從最基本的事實出發,而地理條件從而地緣政治就是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面對且不能任意改變的基本事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要衡量一國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根據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資源是決定一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說來,當一個民族處在被壓迫的時候,其外交政策還是有節制的,這時的國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難就可以了;當它崛起后轉向世界性擴張并因此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必須和世界人民作戰,這時的國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節制,即使以自毀的方式與帕米爾這樣無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是自覺止步于印度的征服者。他從希臘開始東征,越過達達尼爾海峽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馬爾馬拉海岸的格拉尼庫河附近打敗波斯,然后一路征戰南下敘利亞、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隨后他率軍北上返回亞洲,向波斯腹地進發,公元前331年9月,他率軍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高加米拉再次擊敗波斯,隨后進入波斯首都蘇撒和巴比倫。公元前330年他繼續向東進攻占波斯舊都波斯波得斯。隨后便北上??税瓦_那,然后再到??D比勒,來到里海邊。后繼續東進蘇西亞,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爾,穿過開伯爾山口于327年來到印度。越過印度河后他受到當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與18世紀的英國人不同,此時的亞歷山大不是繼續深入遑論占領印度,而是“自我封閉三日,然后決定班師。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結論很明顯,即他不是世界之主”。公元前325年,亞歷山大折東返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國隨即分裂為馬斯頓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亞歷山大畢竟曾師從于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臨終前終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馬其頓帝國的有限邊界。麥金德畢竟是一介書生,他為英國政府提出他的地緣政治理論,首次以全球戰略觀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亞是大國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地帶,但它卻沒有為英國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國的有限邊界,相反他卻將他的國家驅趕到一個無法征服的“心臟”地帶。似乎是歷史的諷刺,盡管麥金德的理論使后來的世界圍繞中東熱鬧至今,而他的祖國——英國卻在來到印度洋、其海權事業達到頂峰后,帝國的事業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這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的雙重感受合二為一地落在麥金德身上: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總結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上帝卻讓他看到了帝國的黃昏。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印度是英帝國全球霸權的支撐點,印度獨立敲響了英帝國的黃昏暮鼓。

            實踐說明,麥金德的天才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理論邏輯上是通的,但實踐邏輯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學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這樣的研究結果往往脫離實際并對國家造成大不幸。

            那么麥金德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理論與實踐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錯呢?因為戰線拉的太長。鞏固長距離的戰果要比從它本身獲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國擴張方面實踐方面也相當有經驗的美國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視,《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寫道:

            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利并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于軍事目的而不用于創造財富,那么,從長遠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占大片領土或發動耗資巨大的戰爭——那么它就會冒這樣的危險:為此耗費的巨資可能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如這個國家已進入經濟相對衰退時期,其困境將更為嚴重。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大國體系中各領先國家——即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和當今的美國等——的勃興而后又衰落的歷史說明,從長遠看,生產能力獲取收入的能力同軍事力量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系。

            從邏輯上推,麥金德的理論符合幾何力學的原理。但圖上的邏輯與能力邏輯或說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并不總是一致。如上所說,中亞是世界上區間平面距離與立體距離極不成比例的地區,一段不太遠的平面距離卻包含著極為巨大和極難克服的立體距離。戰爭本質上是拼裝備的,在國力不及之處開展軍事活動將對國家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英國曾是一個受歐洲大陸封建國家壓迫和欺辱的邊緣島國,它也因此成為最有希望的島國。歐洲中世紀在大陸無法傳播的許多先進思想在英國落根并使之成為歐洲反封建教會勢力的大本營。1640年英國發生了開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資產階級革命,帶動了法國等歐洲資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紀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巨大的生產力的出現改變了英國人的生存狀態,市場和利潤成了社會活動的中心,國家成了為資本開辟市場的機器,由此,向世界擴張,不斷開辟新市場,就成了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手段。這使得世界的不穩定就成了英國穩定的前提。英國在世界擴張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讓英國從世界得到豐厚的利潤,同時也使英國與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以至戰爭成了促進英國工業發展的基本手段。當時有評論說英國“把大大超過其稅務收入的錢用于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諸東流”。戰爭使英國擴張為帝國,到19世紀末,一般英國人都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即“英國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英國是‘日不落帝國’”;“帝國的感情是每一個英國人生而有之的。這是我們的世襲財產的一部分,和我們同生共死”。19世紀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英國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強了,“它越來越依賴世界的貢賦來維持生存”。高額利潤需要高成本的戰爭。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看出這一點,1868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認為英國的殖民政策的“代價太大”。

            中國有個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給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里的糧食能消化,不至于把你撐著。人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F在好多病都是撐出來的,與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適應的飲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極力擴張,在戰役上基本沒有輸多少,而戰略上卻日益接近失敗,因為消化不了那么多戰果。他們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財”的道理,結果大量的戰果背面都是越燒越旺的被占領國家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日本人已沒有哲學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敗中國和俄國之前,還是比較節制的,知道不可過分,因在適當的時候及時止戰才贏得了對華對俄的戰爭。當時日本人是借錢打仗,在獲利最大化時及時停戰。1905年對俄作戰時日本方面在戰爭開始前考慮較多的是如何結束戰爭。那個時候日本軍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難,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幕府內戰中打出來的軍人,有經驗,說話有譜。打贏中國和俄國后,日本的陸軍大學很多人都對戰略不感興趣了,一付舍我其誰的作派。學戰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則需要時間和等待。由此發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勢,槍桿子失去政治節制的結果就是國家無法消化日本軍人抱回來的大堆戰果。1931年日本軍費占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戰線也開展拉長,其軍費已占國民總產值的14%,到1941年增至28%;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戰線已遠超出日本國力的極限,其軍費已占國民總產值的34.6%,至1943年達46.7%;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戰線已拉到印度洋并進入緬甸,與此相應,其軍費占國民總產值的比例也迅速沖至98.5%,也就是說日本國民總產值已近全部投入戰爭,由此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但這時的日本還是一味蠻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彈爆炸后才徹底認輸。與此相反,1943年是中國在戰役上失敗得較多的時候,可我們的國際地位卻進入開羅會議的四大國之中,盡管在其中比較勉強,但是中國畢竟是參加了開羅會議,成了后來的四大戰勝國之一。還沒有戰勝就進入了戰勝國行列,這其中贏輸,全在哲學境界的高下。

            進入21世紀的美國也在進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參加會議時說,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的發展,并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當時很多報紙、媒體都將這則新聞解讀為蓋茨意在警告中國不要搞軍事競賽,不要發展軍備。這——與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對尼赫魯“有聲有色”曾做出誤讀的經歷相似——都沒有抓住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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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是在蘇聯解體后開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帝國。布熱津斯基說:

            美國對手的垮臺使美國處于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國??墒?,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聯想起早期的帝國,盡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只是地區性的。

            “有過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就在布熱津斯基寫下上面那句話后的第三年,便發生了“9·11事件”,隨后美國便揮師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國決定從阿富汗、伊拉克撤軍,美國也由此迅速衰落。這一幕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也發生在布熱津斯基面前,美國在新世紀起步時豪情干云,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美國在中東的“持久自由行動”就演變成了一場鬧劇。

            美國這幾年的國防部長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這是因為今天的美國已出現美利堅民族利益與華爾街利益的分裂。美國這幾年因拉的戰線太長,以至今天已經打不動了。真正要為美利堅民族做事,就要收縮戰線,但美國的實體經濟已受到重創,底特律老工業基地也垮了,美國也沒有國有銀行,只有華爾街控制的私有銀行,這樣美國就成了一個華爾街金融財團獨控的國家。華爾街財閥是身處美國的國際人,他們并不反映美利堅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華爾金融的基礎不是美國的產品,而是中東的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著美國人民去中東打仗。但華爾街要石油不是為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是它的價值。它要保證石油必須用美元交換,獲勝后是華爾街美國而不是華盛頓美國發財,華爾街按戰時表現發點“補貼”給白宮。蓋茨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為美國做事,上任后就發現不是那回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不聽華爾街的,所以每個任上的總統或國防部長都得沖進印度洋到海灣地區去打仗。但當他們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發現,比如蓋茨、鮑威爾、奧爾布賴特等。蓋茨說中國別學蘇聯,意思是別學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本來這個世界是美蘇共同劃分的,美蘇本是周瑜打黃蓋的關系,不能當真。結果勃列日涅夫當真了,打得美國沒有退路了,以至美國全民動員起來一致反蘇。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與蘇聯已恢復了雅爾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在聯合國聯手把英法趕出了地中海;當時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國只是喊話而不介入,就是因為美國承認那里是蘇聯的勢力范圍。1962年,赫魯曉夫跑到古巴搞導彈基地,破壞了雅爾塔體系確定的美國的勢力范圍,結果惹得美國輿論不滿,古巴導彈危機后,美國就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人沒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學的智慧,他們有執行和貫徹上級命令的能力,但這類干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鮮戰爭的時候,赫魯曉夫就想對朝鮮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斯大林覺得蘇聯已無力在戰后繼續在朝鮮半島擴大戰爭。

            現在我們再回來重讀蓋茨說的那句話,其意思是讓我們汲取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訓,外交上不要重復他們的錯誤。這話顯然是善意的。

            可這句話被我們的一些媒體解讀為中國不要發展裝備,這客觀上會使我們自廢武功、向西方妥協。這是不可以的。我們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們基本的安全底線。毛澤東曾說:“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所以第一島鏈必須突破并堅決守住。中國東西兩面的安全要有個平衡,東海的“安全帶”還沒系好又往西跑,是跑不遠的。安全帶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釣魚島,除了主權的因素外,這里既是中國暢通太平洋的關鍵出口,更是“臺獨”分子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接榫”地帶,釣魚島回歸中國可以斷絕了“臺獨”分子的任何僥幸念想。因此,在沒有系好東海“安全帶”的系扣之前,空論西進是危險的。

            世界大國為什么都要爭奪印度洋?這是因為他們的擴張使其經濟發展與印度洋有某種依賴關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為他們的經濟是世界性的體系,誰占有了世界貿易和世界資源,誰就會擁有世界財富流向的主導權。而占領世界市場和資源,從地緣政治上看,就必須控制印度洋。英國和美國略為不同的只是,英國基本上打的是市場,英國占領印度是因為英國需要印度為其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

            研究當代印度而不研究近代英國,其結論就會與事實南轅北轍。與今天的美國不同,當年英國依靠的是民族工業的產品。英國人起家的時候對民族工業要求特別嚴,在英國紡織品未立足之際,對出口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國公民重判以斷手或絞刑,但當拉丁美洲門戶被暴力打開后,英國則向這些國家傾銷其低質紡織品。所以英國本土的工業原創能力特別發達,發達的生產力要求更多的產品銷售市場及其利潤回流。由此英國與印度形成了依存關系,同時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國財政并由此拉倒英國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國就這樣給生生地耗倒了?,F在的美國表現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石油美元使其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因為支撐美國金融的基礎是中東石油。這樣,與以工業產品為基礎的英國相比,美國的國力尤顯不足。這就是擁有同等擴張規模的美國比英國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對更弱,退出的時間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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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輿論把凱南炒作成一個大戰略家?,F在我們國內某些學者也認為昨天的凱南和今天的布爾津斯基都是大戰略家。事實上,他們只是華爾街的“大戰略家”,不是美國的戰略家。大家看一下布爾津斯基設計的方案,將烏克蘭列為支點軸心國家,將整個中東列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但美國沒有這樣的國力,沒有這樣的國力,為什么還要這么設計呢?這只能解釋為對華爾街有利。大家可以看看電影《北京人在紐約》,面對王啟明和大衛,經銷商安東尼是唯利是圖,誰給我利潤多我跟誰做生意,至于說是不是美國人我不管。華爾街就是只認錢不認人。這么折騰,如果美元垮了怎么辦?垮了以后再去歐洲搞歐元,將來在歐洲坐大;歐元垮了怎么辦?美國長胖后再回美國來吃美元。但是有一點,就是這些地區不能有國有銀行和本土工業。國家有“腎”即國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庫”——銀行,這樣國家就能強大。華爾街到哪也不能接受這些。

            從小生長在猶太人家庭的馬克思最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么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

            國家不將銀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將一事無成。資產階級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這樣。在這方面,當代國際金融資本與各民族國家爭奪金融權的熱情絕不亞于中世紀教皇與世俗政權爭奪教權的熱情。

            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發生在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的當口,這是因為華爾街不喜歡這些民族的企業。就是美國不能有民族之“腎”,有腎就能自己造“血”,這直接威脅到華爾街“血庫”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黃金結算,這時美元靠勞動產品支撐。尼克松上任以后與華爾街有個交換,就是將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這樣華爾街的錢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只要印鈔票就行了,美國只給世界提供各式債券。尼克松是用戰略收縮挽救了美利堅民族,同時又通過把黃金美元換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華爾街,一舉兩得。即使這樣,華爾街財團還不滿意,最后還利用“水門事件”讓尼克松下臺。最近美元為什么衰落,它跟石油脫鉤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國為什么打薩達姆,薩達姆要用歐元買石油。拿歐元買石油的話,就動了美元的根本了,這對華爾街美國壓力太大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將來還是要發展本國實體生產,不然就會重復今天美國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國際化的基礎,現在也有人建議人民幣國際化,若真如此,我們就得將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關系,中國沒有解決世界問題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亞歷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國自從將美元的支撐點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灣后,它就與戰爭有了孿生關系:戰爭拉動軍火,還控制中東石油,這一舉兩得的結果使華爾街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都高興。為什么今天美國的禁槍法案屢試屢敗,因為軍工集團不愿意。美國現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還要它打,不然華爾街就來“財政懸崖”,不給白宮發工資。“斯諾登事件”說明美國人對國家的感情和榮譽感嚴重受挫。法國大革命時,人民占領巴士底獄、占領市政府,現在美國的中產階級有忿恨情緒不到華盛頓的白宮發泄,而是去“占領華爾街”。這說明美國政府已被華爾街控制,其本身已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華爾街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直接導致了美國的衰落。這個衰落將會持續下去,因為華爾街不會向美利堅民族讓步,而美國對外戰爭又步步受挫,支出已遠遠大于收入。為了華爾街,今后美國白宮的目標將是中國,如果其反華行動持續受挫,那就還得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抓中東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應該致力于在全球范圍以盧布來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他表示,使用美元作為能源貿易中單一的定價貨幣正在傷害俄羅斯的經濟。普京是在當天訪問克里米亞地區時做出該表態的。他說:“我們應該謹慎從事。我們目前正在說服一些國家,使用自己的貨幣來開展貿易。” 可以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國家放棄石油美元。如此,華爾街更將雪上加霜,其反撲也會更加窮兇極惡。

            八、北印度洋與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

           ?。ㄒ唬┰窳_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帶是中國西南安全的戰略屏障

            印度洋北岸和中國有什么關聯呢?如果特別注意一下立體地圖上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這條山帶,就會看到這條山帶對中國西南安全是一條巨大戰略屏障。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連接一線且難以逾越山帶;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它幾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帶。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近代的法國人(拿破侖)、英國人和現代史上的蘇聯人和美國人都沒有征服這道山帶,再先進的科技在這都不靈。這個屏障給中亞地區和中國帶來了極大地緣政治優勢,也給中國大西南帶來優質且低成本的安全環境。由于這個屏障的存在,當年亞歷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來;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親自率領四萬軍隊避開這道屏障進入中國四川,但最終還是困死在重慶釣魚城下;1914年,占領印度的英國人曾打到拉薩了,最終還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兩面看,保護中國的屏障同樣也是限制中國的屏障。連通中國西域與中亞繼而西方的絲綢之路被今人賦予了過多畫意,其實這條路最初的開通是中原政權的安全需要。漢朝為了聯合西域部族合擊匈奴,而不主要是為了商業的目的,張騫才冒死率人進西域開發出這條道路。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絲綢之路建設也不會只是一個牧歌的進程。當前我們有些研究提議以修建整合亞洲大陸的鐵路的方式推進中國西進的“新絲綢之路帶”,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當年俄國人在中國境內修的那條中東鐵路,開始說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來竟由此演化為兩國的宿怨,這種怨氣一直影響到20世紀50年代;相反幾乎是同期開工的在俄國境內修建的橫貫東西的那條近萬公里西伯利亞大鐵路卻迄今一路暢通。設身處地,今后我們在其他國家境內修的路,我們難道就不會再碰到同樣的尷尬嗎?沒有歷史經驗支持的建議,提出來還是要謹慎些。目前我們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修的鐵路已碰到我們曾經歷過的相似問題。你修的鐵路從人家領地上過而你又不能控制,這是說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還難免是沖突。前陣有朋友到烏克蘭置地產,說是雙贏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莊園主的范。烏克蘭危機尤其是克里米亞歸并俄羅斯后,情況就變了,這時地還在,法律不一樣了,得重辦手續。要知道,重辦手續意味著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今后我們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國家間的大單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梢?,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處,路不可過于深入,重資產投資還得做相應收縮。

           ?。ǘ┦澜缫曇爸械?ldquo;絲綢之路”

            連接中國與中亞的絲綢之路關系中國西陲安全,而在向當地人民學習中加強與中亞國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國西陲安全風險的政策基線。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于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愿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都說明中國與中亞國家交往遠不只是一種物流的過程,更多的應是交心的過程。通關貴在通人,通人貴在通心。如無這些,僅有武帝的武功而沒有武帝的文治,絲綢之路不會有后來的延續。習近平主席“一帶一路”構想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已經不能僅從經濟發展的思路來理解,而應當從“環球同此涼熱”即世界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共產黨人的大情懷來理解。

            絲綢之路也是東西方相互影響之路?,F在北約東擴已經合并了東歐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為歐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辦?依據歷史經驗,就是打通敘利亞。敘利亞是歐洲人進入麥金德所說的控制世界的“心臟地帶”的門戶。拿下敘利亞,也就打通了經伊朗高原進入中亞并經此即可由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新疆的道路。當年亞歷山大大帝、羅馬軍團、十字軍和蒙古人的東進和西出,敘利亞都是重要門戶。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那些不想經北部繞過里海的行人,則必須穿越伊朗這一富饒、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區,這一切都使這條道路變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時會使這條道路封閉,那么它也必然會重新開放。”

            從敘利亞沿伊朗高原東進中國的那條路在歷史上是傳統的絲綢之路之一。這條屏障的最西端是敘利亞,這里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在歷史上也是歐亞兩大陸對沖的第一道關口,也可以說它是歐亞大陸力量變局的第一個旋轉門。羅馬人東擴,蒙古人西進,都是到了這個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東西方的政治格局。當年張騫派副手到安息帝國訪問,因為那里的安危關乎漢朝的安全。安息國王派了兩萬多兵騎迎接,因為他們也需要中國的支持。當時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敘利亞,位于今天歐洲東擴的前線。今天的北約東擴就是昨天的羅馬東擴的重演,在敘利亞激烈抵抗前,今天歐洲的妥協也是昨天羅馬在此妥協的再版??梢?,敘利亞至伊朗一線的地區安全與中國的西陲安全息息相關。1904年,哈·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說:

            這里是早期文明地帶中最脆弱的地點,因為蘇伊士地峽把制海權分成東西兩部分,而從中亞延伸到波斯灣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勢力總有機會打到那一片把東面的印度、中國與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開來的大洋邊緣。每當巴比倫、敘利亞和埃及綠洲的守備薄弱的時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開闊的伊朗高原和小亞細亞作為前進的據點,從那里穿過旁遮普而進入印度,經過敘利亞而攻入埃及,越過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的斷橋而進入匈牙利,維也納地當歐洲內地的入口處,抗阻著從兩方面——直接穿過俄羅斯草原與繞道黑海、里海以南而來的游牧民族的襲擊。

            十五年后,哈·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以更為簡煉的語言再次重申這樣的觀點說:

            誰占有大馬士革,誰就有旁門通向另一條路——在兩洋之間沿幼發拉底河谷而下之路。這同一個區域,既是歷史的發祥地,又是現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點,不可能完全是一種巧合。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國家,但對中國西域安全權重排序上卻不是最重要的國家。常有媒體看著平面地圖說印度對中國有大威脅。如果看看歷史,再看看立體地形圖,就會知道只要中國控制著西藏阿里地區和山南地區,印度就不可能對中國形成大規模北上強攻的能力,當然中方也沒有大規模南下并實行控制性占領的能力。這還得歸因于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歷數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時候打到過西藏、占領過拉薩?沒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從西面順印度河南下進入印度。當然這也不能說印度人沒有北上的想法,中原人沒有南下的念想,只是說在這一地區雙方實在沒有實現這種想法的地理條件。1962年底,我軍橫掃盤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軍后為什么馬上退回來呢,地形不行。喜歡讀《三國演義》的毛澤東自然會注意曹操占領漢中后又不得不放棄漢中退回秦嶺的原因:藏南孤懸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難,且后援難以為繼。如陷南地,無以回旋,極為被動。由南而北,則是攻難守易。毛澤東深知“我們的后勤是比較原始的,印軍是近代的”的限制條件,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這種特點,對入侵者發起凌厲的攻勢,勢如破竹,速啟速合,沒有留給印軍占其地利以逸待勞的時間。

            上文說敘利亞是歐亞格局的轉換門,現在再加一句,敘利亞也是歐亞力量交鋒的晴雨表。從中國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較之于印度,敘利亞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線的國家對于中國西域安全有著更大的地緣政治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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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洋北岸的東面,同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的是緬甸。緬甸位于亞洲東南部、中南半島西部,其北部和東北部同中國西藏自治區和云南省接界,東部與老撾和泰國毗鄰,仰光瀕臨伊洛瓦底江。緬甸西部與印度、孟加拉國接壤。緬甸南臨安達曼海,西南瀕孟加拉灣。緬甸從南到北長約2 090千米,東西最寬處約925千米。地勢北高南低。北、西、東三面為山脈環繞。北部為高山區,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開山脈,東部為撣邦高原??拷袊吘车拈_卡博峰海拔5 881米,為緬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亞洲中南半島的大河之一,也是緬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東部高原間為伊洛瓦底江沖積平原,地勢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東西兩支,東源恩梅開江(Nmai Hka,中國境內稱獨龍江),發源于中國境內察隅縣伯舒拉山南麓,西源邁立開江發源于緬甸北部山區。獨龍江東南流經云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西境,然后折轉西南,進入緬甸,過賈岡南流,稱恩梅開江。兩江在密支那城以北匯合后始稱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達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長2 714千米,流域面積43萬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東面并與其北南大體平行的還有薩爾溫江(又名丹倫江),為緬甸最長河流。該江源于中國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稱為那曲。離開源頭后進入云南境內改稱怒江,入緬段稱薩爾溫江或丹倫江。入緬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兩支入安達曼海的莫塔馬灣,并在河口處兩支流間形成比盧島。不含中國境內,河長1 660千米,流域面積20.5萬平方千米。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緬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國的道路要平緩通順許多,縱貫緬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義相當于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或印度的恒河及貫穿中歐和東歐的多瑙河——更給緬甸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中國云南昆明經保山至瑞麗出境,順瑞麗江可達緬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東海被困之后,緬甸就成了中國大西南與國際聯系的重要通道。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看到這一點,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說:“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

            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立的一系列管理機構的命名看出,如“車里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聚嘯之地,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由此,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美國地緣政治的重要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日本的擴張勢力差不多完全把我們同俄國和中國的交通截斷了。從俄國和印度到中國的陸路,運輸量有限,沒有能夠使中國得到接近必需的軍需。要想最后擊敗日本,大部分有賴于有效地改善這種情況。”1937年,在中國東部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慫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沖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伙整我們”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云、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系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說:“國民黨為什么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么道理?川漢鐵路,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么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隨后毛澤東向在坐的同志提問并回答說:“《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于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后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這說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也是大西南的國際通道和國內從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問題。顯然,緬甸在其中的戰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覷。

            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陜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云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并與南面國家處理關系,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蜀地區在隨后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聯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證?;谶@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并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于同一個道理。1962年毛澤東決定在西南發起自衛反擊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緬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緬甸之于中國的戰略作用得到了充分顯示。當時若沒有緬甸,中國的抗戰就會更加艱難。鑒于這樣的經驗,中國政府一直重視西南方向的國際通道建設。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入中亞的出口,如能再進一步開發與伊朗、緬甸相接的傳統通道,這樣,中國大西南這盤棋就下得活了,對于毛澤東提出的“黃權之問”,就可以有讓毛澤東滿意的答卷。

            在中國安全問題上,最令人擔憂的是東西共振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西南往往擔當著絕地翻盤的特殊的戰略作用。

           ?。ㄋ模〇|北亞對中國西南的聯動作用

            我們研究歷史會發現,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喜馬拉雅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拿下東北、揮師過江后國民黨在大西南的縱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而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印關系的緊張和沖突以及中國六七十年代的“三線建設”,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對越南內戰以及中蘇“珍寶島沖突”諸事件聯動的結果。

            對東北亞問題有較早直覺的是隋朝皇帝楊廣。楊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對中華民族有大貢獻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國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和戰亂,與秦始皇及其業績出現的歷史背景相仿。有了這樣幾乎持續了三個半世紀(公元220~581年)的動蕩經歷,他們那一代人對國家統一就有了強烈的共識。楊廣在位期間為中國統一和安全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貫通北南的大運河,一舉貫通了中國大江南北——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沒有這條大運河,明朝不可能把國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識到未來中國邊陲的安全威脅將來自東北亞。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鮮,想一舉而定萬世太平——這件事卻辦砸了。

            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議,他們諷刺隋煬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沒有那么簡單,后來歷代的顛覆性的力量——比如導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國的覆亡的沖擊力量不都出于東北或東北亞嗎?唐太宗曾也認為煬帝好大喜功,可他執政后也同樣認識到東北亞的危險性,并于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東征高句麗。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說的不僅是李自成政權甫立即腐的教訓,更是說他沒有守住山海關的教訓。面對吳三桂的變節,李自成并沒有做認真準備,僅帶了五萬兵過去了,不及半月便全線崩潰,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殺于湖北通城九宮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失敗及后來日本又從東北入侵中國的歷史教訓說明,東北亞對中國安全有著生死攸關的意義。東北破,北京就得遷都,隨之而來的后果不是政權易手就是國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國抵抗力量絕地反攻的唯一地方。東北一帶一馬平川,勢逼中原,且距離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剛入北京,清兵就過來了;1949年年底我們剛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國就來了??梢栽O想,當時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來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緬一帶。還可以設想,如果當時認為美國來了僅僅是為了朝鮮,與我們無關,那李自成的悲劇很快就會來到眼前。故此,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反過來想,如果沒有朝鮮戰場的勝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來的西藏解放的難度將會大幅提高。

            從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國的顛覆國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著這條線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筆者理解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只有朝鮮半島穩住了,我們的大東北方可無憂,反之,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便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說“我們絕不學李自成”與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及60年代的“三線建設”、乃至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

            毛澤東早就看到“關外問題”對華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并予以高度重視。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5月1日,毛澤東在總結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東北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姑涝膭倮麖氐锥沤^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比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中國的安全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從這個視角觀察,中國東北通道乃至朝鮮與西南通道乃至緬甸,對于中國全局穩定具有緊密的戰略聯動的意義。

           ?。ㄎ澹┰谥袊《妊髴鹇灾?,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大西南”,一般說來應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貴州省、西藏自治區。顧祖禹云:

            云南古為荒服,自漢以來,乍臣乍叛。蓋疆域遼闊,夷落環伺,崇山巨川,足以為保據之資,故時恬則牛馴蟻聚,有事則狼跳虎啖,勢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緬甸恣睢于后。蠶食鄰封,志欲漸廣。尾大之禍,議者早見其端。說者曰:云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沾益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夷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騰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扼塞。識此三要,足以籌云南矣。雖然,云南者南臨交、廣,晉太康初陶璜為交州牧,言寧州諸蠻接據上流,水陸并通是也;北時川蜀,諸葛武侯欲專意中原,慮群蠻乘其后,乃先南討。蒙氏據有云南,屢為唐劍南之禍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之麗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顧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學者,一部《讀史方域紀要》集中國地緣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國古代地緣政治領域的巨擘地位。但顧先生的著作有極大的局限性,這就是他更多地是從穩邊安民和國內治理的角度考慮包括云南在內的中國國內各區域的地緣政治作用。這在經濟已卷入世界經濟體系及中國已在這個體系中獲得巨大發展的今天,顯然不適應了。今天我們應當從中國與印度洋的關系角度思考中國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戰略地位。

            云南東接廣西、貴州,北接四川,西北與西藏接壤。省內南北相距約8個緯度,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 663.6米。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個國家接壤。在中國大西南諸省中,云南是與緬甸交界最長省份,滇緬邊界由北至南約1 997千米,連貫云南西陲,與緬甸的兩條南接印度洋安達曼海的水上運輸大動脈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溫江不僅接源而且幾乎全程同向南行。這樣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走向印度洋有極重的戰略價值。馬漢說緬甸是“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這話反過來也可以解讀為:緬甸是中國長江上游地區及西部省份避開喜馬拉雅山脈對印度洋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

            若再進一步結合前述顧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可總結如下:

            1.如就國內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緣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慶是大西南進入中原的橋頭堡。正因此,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首選重慶為全國抗戰的政治中樞。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原并跨越長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澤東復電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同意你們十九日關于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10月19日,毛澤東復電林彪等就明確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

            顧祖禹也有同樣見解,他說:

            云南古蠻瘴之鄉,去中原最遠。有事天下者,勢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無與于利害之數者也。其地曠遠,可耕可牧,魚鹽之饒,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玀、僚、爨、僰之人,率之以爭衡天下,無不可為也。然累世而不一見者,何哉?或曰云南東出思、黔已數十驛,山川間阻,倉卒不能以自達故也。吾以為云南所以可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東南,而在蜀之西北。

            1972年,晚年毛澤東再次強調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四川是祖國的戰略大后方,是三線建設的重點。”

            2.如果我們由北調頭轉南、放眼印度洋,從對外開放和世界治理的視角審視中國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就會產生新的認識,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以上兩點認識可以從毛澤東“三線”交通布局中看出。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系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匯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后悔無及。”

            在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應對美蘇“中間突破”的國防布局,這就是: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聯接攀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線的被列于優先地位。這些都是為了優先解決蘇洵所指出的大西南之地“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的歷史難題。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即被調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3.鑒于前述緬甸之于中國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聯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戰略通道作用,云南的這種特有的地緣位勢使云南成為中國經過緬甸進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門戶。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九、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與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ㄒ唬┗?ldquo;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世界格局

            綜上分析,自英國工業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緊張形勢是世界經濟發展帶動的,但本質上卻是建立在國際壟斷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上的帝國主義制度造成的。特別在美帝國時代,如果不靠直接占領世界資源而僅靠一般市場交易的方式,其所獲利潤已不能滿足金融資本的要求。占領資源豐富的地區,就得全球爭霸;全球爭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爭奪印度洋的地緣政治資源。英國、蘇聯、特別是美國,都是這樣。

            列寧說:“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這個論斷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在這個爭霸的過程中,帝國主義是不平衡發展的。我們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作用下發生變化。一方面歐洲在統一中崛起,其軍事力量通過所謂“茉莉花革命”繼而利比亞戰爭伸向中東和非洲,法國軍事力量已通過利比亞戰爭、馬里政變和科特迪瓦選舉危機向擁有豐富礦產資源的幾內亞灣大輻推進,其近代勢力范圍正在恢復。利比亞戰爭后,歐盟——與當年羅馬帝國擴張的步伐一致——立即來到敘利亞,要從敘利亞打開通往東方的大門,這個大門一旦向西敞開,那接下來的結果就是“馬其頓”式的東進,并對俄國、伊朗遑論中國形成現實威脅。伊朗高原國家一旦失陷,俄國通往印度洋線路、中國正在開發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會被掐斷,中國西域安全警戒級別就會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約進逼敘利亞就是當年古羅馬東進并因此與安息帝國(今是伊朗等)發生的戰爭的重演。從這個視角看,唇亡齒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爾高原一帶抵抗西方的斗爭對于中國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但同時也要看到,敘利亞在歷史上往往是歐亞兩大陸雙方力量極限的相交節點。比如古代的亞歷山大、羅馬、十字軍,蒙古人,近代拿破侖法國、英國,甚至還有今天的美國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敘利亞人民抵抗西方干涉并獲得勝利與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羅馬的侵略并獲得勝利一樣,都是必然的;同樣的道理,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積極的。

            在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歐洲人開始向中亞進軍,與此同步,美國開始戰略東移。這個政策是否可以持續下去,這要看美國自身內部矛盾及其與歐洲的矛盾的發展。

            美國國內現在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堅民族的矛盾和華爾街的矛盾,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僅從收縮的意義上看,美利堅民族是愿意戰略東移的,如果能東移至夏威夷,這對美利堅民族最有利,這樣它可以休養生息。但是華爾街不會讓它這樣,華爾街要讓美國白宮到太平洋向中國發起進攻,在歐洲凡爾賽體系已接近恢復的時候,再在太平洋地區恢復華盛頓體系,讓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控制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新凡爾賽體系正在歐洲出現,而遠東的華盛頓體系還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爾塔體制仍是遠東和平保障的基礎。與以往不同的是,現在美國力量在下降并有意綏靖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而中國的快速發展已使中國成為維護雅爾塔和平體系的重要力量。美國對這樣一種“新常態”在遠東出現心有不甘,奧巴馬說不能讓中國人跟他們西方人生活在一個水平,說這樣世界資源撐不住。這種只許美國“州官放火”,不許中國“百姓點燈”的邏輯,中國人當然不會接受。

            好在中國人頂住了。自20世紀末以來,西方軟硬兼施,試圖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如果中國能持續頂住以美國為首西方的壓力,美國的出路就是,要么持續向東收縮——這樣華爾街不會答應,要么繼續再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打仗。奧巴馬拒絕打擊敘利亞這件事說明華爾街要西進與美利堅民族要東移的矛盾。對華爾街來說,東移是可以的,但必須拿回利潤,為此就要將中國打倒,從中國再釋放出一筆浮財;如不行,那你還得西進去拿石油,還是得打,不打的話,美元就失去支撐物,這樣奧巴馬總統就得下臺,換一個更猛和更短視的人去打。那美國如果垮了怎么辦?這也不要緊,屆時華爾街可以拋棄美國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亞洲還是歐洲,反正是頂不住美國打擊的一方。資本歷來只與強者交誼,與弱者交惡。與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打敗希特勒后羅斯福便與斯大林結盟的道理一樣,未來的西方只與打不敗的中國和平共處。為此,中國要有一個全面的應對戰略和切實政策。

           ?。ǘ┓沼?ldquo;兩個一百年”目標的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1.隨時間節點逐步推進的政策目標

            制定這樣一個長時段的地區政策,最忌諱的是大而無當,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時空節點。在一次討論東海中日關系的會上,面對中日雙方存在于東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學者要求我們站在未來千年的角度看中日關系和釣魚島問題。這顯然不是在談戰略而是談宗教。我們講的“大戰略”是在特定時空中的主要矛盾,其應對方法應講其綜合性和聯系性。沒有時空則無矛盾,國家間還不曾有過脫離特定時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國在不遠的將來亦將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國行列的國家,就不能不關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國國情并體現本國特點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兩個一百年”為節點,以2049年為限,這個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遠期三步。近期目標配合第一個一百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中期目標配合國家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后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渡,遠期目標則服務于黨的第二個一百年任務的實現。時間節止點為2049年。

            先談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國西南與東北存在的安全聯動規律所呈現的那樣,中國在印度洋的利益與東海的利益也存在聯動關系。正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控制了東海才會有30年代末開始的滇緬大通道的建設;而60年代初的中印關系的緊張,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越南內戰的聯動結果。鑒于這樣的規律和經驗,我們的印度洋近期政策當從東海政策開始。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于4月26日談話的答復稿時加寫了如下一段文字: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盡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

            東海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重要,我們近代的失敗就是因為失去近海制海權。利比亞卡扎菲曾有強大陸軍,但沒有至少是近海的防衛能力,以至西方國家從海上隨意分割利比亞并由此摧毀了卡扎菲政權。中國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敵人就會順長江進入中國。近代英國、美國、俄國都試圖利用中國內亂將自己的勢力范圍擴展到中國長江南北兩岸,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也曾看好中國長江并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

            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使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于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于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并開辟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

            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和長江與外界便捷地來往。地理上,長江介于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并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最可觀的政治權威。出于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獲。

            由于將一個特定地區涵蓋在自己影響之內的最好辦法是首先找到一個中心而不是四面出擊,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長江流域。

            中國歷史證明,長江是滾動中國政治的橫軸之一;一旦失去長江,從某種意議上說就失去了統一的中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以長江為界瓜分中國路權范圍的協議,1900年辛丑條約之后中國被分裂為數塊,而1926年9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則是后來中國接近統一的關鍵。1937年后,中國再次被日本分裂為多個政治單元。1937年中國漢口陷落后,日本近衛首相在11月3日的廣播演說中宣稱:“有一句名言說:‘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近衛的話實際是上述馬漢關于中國長江的分析的轉述。武漢的失陷為汪偽政權在南京的出現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國再次出現政治分裂的格局??箲饎倮?,中國形成南北劃江而治的格局,正當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之際,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布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與此同時,美國也與斯大林南北呼應試圖促成中國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稱,蘇聯“調停的基礎是國民黨控制長江以南地區,共產黨控制長江以北地區,而美國則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權”。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告誡我們:“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對此可以提供反證的是,近代以來,能對中國造成顛覆性入侵的外族勢力多是來自東部而絕少來自西部;至于西南,則更沒有成功的案例。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我們今天的東海政策必須著眼于突破西方為封鎖我們的“第一島鏈”。

            馬漢說:“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薄弱點,在戰術上往往也就是突破點。如果我們以臺灣為中線,從廣義上將中國整個東部和南部海面分為大東海(黃海和東海)和大南海兩大海域的話,鑒于只有日本在釣魚島列嶼乃至臺灣問題上日益挑明其挑戰雅爾塔法權體系的立場,那么,臺灣北面的渤海和黃海則就成了中國在東海安全鏈條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強——的環節。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擊敗北洋水師后劫走臺灣的。今后臺灣的結局最終還要在這片海域一錘定音。

            釣魚島問題在歷史中本質是臺灣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地緣政治上是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接榫點,也是“臺獨”勢力信心的支撐點。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臺灣,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邏輯結果。今天日本在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進而在春曉油田與中國的爭奪,本質上是為了逼近中國臺灣。今天,中國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碼的原則,那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臺灣,接踵而來的必然是甲午海戰及其以后歷史的重演。

            釣魚島問題在現實中本質也是臺灣問題。新世紀以來,中國東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臺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兩岸統一,臺灣島和海南島之間就會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形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這樣南海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臺灣問題就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海洋方向面對的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釣魚島之爭的本質,抓住了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核心。

            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三海”即黃海、東海、南??醋饕粋€連續的整體,我們可以將遼東半島比作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上臂,南海則相當于下臂,海南島相當于手掌;而臺灣則是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中國黃海失,則臺灣不保;臺灣失,南海則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而從釣魚島突破解決兩岸統一問題,應是我們東海政策的重中之重。與此相應,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印度洋政策的重點將是在配合中國西部開發,聯誼穩邊,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樣的威懾性的防御政策。

            再看中期和遠期政策。

            從2021年始,中國開始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渡。過渡時期的特點是中國東海安全威脅基本解除、諸島權益得到有效保護、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框架中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基本實現統一。在這些目標基本達到后,中國應當在東亞友好國家中有一個“分發喜糖”即分享兩岸統一后產生的紅利的時期,除極少數國家外,爭取有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兩岸統一的認可。與此同時,中國要進一步加大西部開發的深度和廣度,將東部經濟成果及過剩生產力向西部轉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體形成與中國東部相互緊密銜接的新的和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增長的黃金地帶,并由此進一步向印度洋實行經濟和政治的持續輻射——這是中國印度洋政策可選擇的遠期目標。

            2.“三點一面”的空間布局與力量配置

            輻射是需要預先布局的。在中國即將完成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基本任務并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之前,中國的印度洋政策需要有一個通盤的和重點明晰的考慮。根據前述中國東西安全聯動規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體安全和發展的需要,也汲取歷史上帝國主義國家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觸礁翻船的教訓,此間中國的印度洋政策應以印度洋北岸為重點,其總體戰略布局可用“三點一面”來概括。

            “三點”,即以印度為中點(注意:不是重點),其東西兩側以緬甸和伊朗高原國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為戰略支點,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輻射。緬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國進入印度洋的東西門戶和重要通道;夾在兩通道中間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對中國安全有多大的威脅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線的版圖對印度洋及其沿岸國家的影響。這三點與中國安全的關系是:東西兩點即緬甸和伊朗高原國家對中國具有直接和現實的生存安全的關聯,而印度則有長遠的發展安全的關系;由此三點推廣出印度洋扇面。

            為什么要這么設計呢?主要是中國不同于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但中國并不是這樣的遠在千里的國家,而是臨近印度洋的亞洲最大的國家:它背靠可稱作全球戰略制高點的昆侖山,放眼世界面積最大的海域——東接太平洋(這里是世界新興市場最密集的地區);南近印度洋(這里是世界工業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地區),居昆侖觀兩洋為周邊,坐北面南,盡占地利優勢,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在世界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有的是時間不用任何領土擴張方式而用與沿岸國家合作的方式將其經濟政治影響力推進到印度洋。因此,中國的印度洋政策就應當一反西方海權國家的視角,采用符合中國地緣政治特點的視角。在上述前兩階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點可以用“深挖洞”來概括的話,那下一步即遠期的政策特點則可用“不稱霸”來概括。

            這樣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這樣,與以前不同的只是位于印度兩翼的伊朗高原國家和緬甸的地位提高了。

            這是由中國地緣政治特點決定的選擇。英美國家是從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這里,西方海上力量無依無靠,沒有印度,它們在印度洋上就無以長期立足。因此,對西方人而言,印度與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國則不同,中國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塊主權領土。這樣我們考慮的更多的就是中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體安全和發展,而印度對于中國西陲安全的影響——如前面分析的那樣——遠不如緬甸和伊朗來得直接。故此,我們與伊朗和緬甸的關系應予以特別的重視,而不能將“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里”。

            但是,印度畢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國家,鑒于其人口、土地面積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鑒于中國在喜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優越位勢和印度與中國幾千年幾乎是無戰爭的交往經驗,印度之于中國更多還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響而較少是攻勢性的安全威脅。與中國相似,印度也面臨兩線即南北兩線的安全壓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現實的壓力,近代以來印度多從南方失國,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國防的重中之重。為此,中國應在北方給印度以穩定,支持它在印度洋發展,以此換得印度——與俄羅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東海對中國(至少以穩定的邊境)予以支持。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中印再次發生邊界沖突,那中國還應在此地——與曹操占領漢中后因其“直為天獄”的地理形勢而不得不退守秦嶺一線的經驗一樣——采取防御性的政策。

            總之,印度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影響,軍事上的影響倒在其次。軍事上中印雙方長短相抵,印方有防御優勢,卻沒有向中方進攻地理條件;而我方具有進攻優勢,卻不具進攻后堅守前線的地理條件。若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的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沖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標的實現,抵御西方霸權主義的壓力,后者則會造成中印之間的力量損耗,使西方從中漁利。“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新世紀的中印關系還是要回到毛澤東的思考中,這就是:

            1.“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

            3.中國和印度“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

            “三點一面”是一個攻勢性的政策構想嗎?不是,它是一個守勢性的政策構想。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會是中國安全考慮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最多也只是中國關注的方向,這在目前日本軍國主義已有死灰復燃跡象的歷史條件下更是這樣。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當一段時期里,鑒于歷史上英美國家在這里屢戰屢敗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訓,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力量,即使有也沒有必要在印度洋展開攻勢性的活動。

            當然,這一切判斷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國周邊安全大形勢不變,如果世界政治出現格局性的突變,我們的政策當然也要做相應的調整。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中蘇戰略同盟關系牢固,中國外交重點在東海;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后,中國迅速開展“三線建設”,大西南及相關方向的外交的戰略地位驟升;70年代,中美關系改善,東海及與之聯動的西南形勢緩合,其間的外交政策也有相應調整??梢灶A料,至2049年前,國際形勢還會有不少變化,中國外交及相關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變,也會有相應調整,但如果沒有格局的突變,上述對印度洋所做的政策評估及構想,應該說大體是合適的。

            但不管怎么變化,在上述若干階段,持續加強中國大西南尤其是其中云南的戰略性投資和建設,且不說這對于適應中國崛起后對印度洋資源需求增大的形勢,即使是對于應付國際格局出現突發性逆轉形勢也是絕對必要的。1964年,在中美關系緊張的情況下,中蘇關系又嚴重惡化,這時毛澤東日益感覺到大西南建設的緊迫性?,F在中國的形勢有向20世紀50年代螺旋式回歸的趨勢。但同時我們也要及時做好應對未來歷史再向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回歸的可能,不要再讓“后悔無及”的事發生。中國凡事——何況還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這樣的大事——為了爭取最好的結果,就必須先做最壞的準備。

           ?。ㄈ┐髧绕鹩诘貐^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

            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遇上較好的歷史契機。目前的美國——這里指的主要是華爾街的美國而不主要是美利堅民族的美國——再兇惡也是在收縮,況且它內部正在出現嚴重分裂:華爾街與美利堅民族分裂,在后者中,富人與窮人分裂。這樣的對手的最大軟肋就是沒時間、拖不起,急于滅此朝食。我們可用曹劌論戰的方法來應對,使其從一鼓作氣、再而衰到三而竭??傮w上說,“一鼓作氣”階段美國已過去,現在正處在“再而衰”的階段,只要我們戰役目標不要太大,戰線拉得不要太遠,堅守并突破第一島鏈的目標不僅可以實現,而且我們的對手對此也無可奈何。目前的時間并不在華爾街美國手中,只要堅守,我們就能使其“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知彼先要知已,中國的軟肋在遠海,使中國進入遠海作戰的方法就是用“怒而撓之,卑而驕之”的策略,暗推國內一些貌似硬漢的“雖遠必殊”輿論,將中國戰役目標拉長放大,由此使我們失去依托大陸的優勢而初戰受挫,重蹈甲午覆轍。

            我們上述目標選擇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也就是說是在充分尊重美國、俄羅斯并保證中國的雅爾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選擇。與中國一樣,美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亞太和平做出重大貢獻的國家,因此我們應充分尊重美國的雅爾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堅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認美國的冷戰利益(比如制造事實上的“兩個中國”、含糊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權益等)——它反映的是華爾街財團的利益。中國擁有雅爾塔法權體系賦予我們在臺灣、釣魚島等一系列島嶼上的主權權利,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因美國的干涉并沒有實際享有這種權利。中國實現兩岸統一、收復釣魚島等要求并不沖擊雅爾塔法權體系及其中的美國利益,于情于理于法,中國都屬于正義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們盡管 “得道”,但也要盡力爭取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多助”。

            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偨Y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是必要的。甲午海戰之后,日本最大的戰略敗筆就是占領臺灣,因為這意味著日本的國防線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極限盡頭。占領臺灣,意味著日本還要控制以臺灣為圓心的半徑范圍:它東至北馬里亞納群島,西至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南至菲律賓等南海國家。占領中國,當時日本已有些力不從心,但占領北馬里亞納和菲律賓后,日本就要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英國繼而美國作戰。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同時打敗中國和英國及后來的美國(當然北面還有俄國),日本就絕搞不定臺灣;而要想同時打敗中國和美國,對日本來說則必敗無疑。日本就是這樣被塞壬的歌聲即甲午戰爭的勝利誘入一個無解的戰略悖論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慘敗,就是由這個悖論導出的必然結局。從這個意義上說,1945年日本慘敗的種因預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勝利。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國未來將自己的力量擴張至印度洋,不管所占島嶼大小,由其劃出的半徑上都是最有海戰經驗的西方新老海權大國,若真及此,以往鑒來,結局不難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澤東在1962年對印邊界自衛反擊戰采用的大開張快收合,看似強攻,實則堅守策略的深意。因為在此真正的失敗并不是退回來,而是回不來。當時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后果不堪設想:它要長期耗掉我們的資源并因此使我們不能專注于當時美國和蔣介石集團蠢蠢欲動的東部方向。毛澤東所說的“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級大國才有能力建立其有效制海權的區域,這話反說也就是進入這個區域的國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級別的對手,而是世界性的大國海權大國。這是因為海權控制的并不僅僅是一串島鏈,而是沿這串島鏈拉出的圓周半徑,島鏈線越長,需要鞏固這些戰果的作戰半徑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圓周半徑內的對手,那你最終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戰果,相反還要為這些戰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說來,能夠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權,必須有覆蓋南北緯30度區域的作戰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國才會有這樣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滅亡。尼赫魯看透了這一點,用它的話說就是“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

            古希臘神話傳說中有一個叫“塞壬(Siren)”的海妖,經常飛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聲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導致航船觸礁沉沒。英國就是在塞壬歌聲招喚下進入印度洋并由此觸礁,蘇聯和美國也是在“塞壬”的歌聲引導下,或折戟于進軍印度洋的路上或于觸礁于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圍繞“兩個一百年”這樣的宏偉藍圖,中國人民正在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目標挺進。在這個進程中,如果我們忘記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在國際關系中“不稱霸”和“不做超級大國”的教導,也為“塞壬”歌聲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國、昨天的蘇聯和今天的美國就是前車之鑒。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國國情。與美英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受四面牽制。與任意一邊過度拉伸會導致平行四邊形的穩定性受到破壞的道理一樣,中國在四邊任意方向的過度擴張都會受到另一方向的強烈壓力和中國在同一方向的相應收縮。比如鴉片戰爭前,中國在南海沒有多大的壓力,此時中國尚可與俄羅斯抗衡并迫使俄國人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年),將中國北境從法律上確立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英國人來到南海并開啟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縮。這說明,對中國最有利的周邊政策應是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據國力增長在某一方向適度推進而又不失國重的政策。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說:“你們應該有通向溫暖海洋的出???,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莫洛托夫后來對此評價說:

            這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了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了進去,他的處境就會輕松得多,一旦英國要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莫洛托夫這段論述中的思考與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絕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臘起義的建議的考慮同出于“鞭長莫及”的道理。以史為鑒,我們應從這些老政治家處理世界問題的方法中汲取思想,并對中國周邊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個持重的考慮。

            與臨終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采取東西方融合政策的亞歷山大不同,我們東方人的辯證思維與生俱來。1935年10月,毛澤東在長征快到陜北的路上構想到未來的世界,《念奴嬌·昆侖》一詞中說:

            而今我謂昆侖:

            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

            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

            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這首詞批注說:“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

            世界性大國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國行列的國家必須有與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樣的道理,這樣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該國世界治理能力從而世界觀的成熟程度。在這方面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

            國家發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擴張的黑白兩道,在這中間一定會有崛起不擴張的道路。古今霸權國家來到印度洋便進入衰落期的教訓告訴我們:在印度洋地區爭強好勝的結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說“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正因此,獨吞世界從而獨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實際,對中國而言更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共同繁榮中前進:歐洲當為歐洲人民的歐洲,美國當為美國人民的美國,“東國”自然也是亞洲人民的。中國未來應當為自己也為亞洲要爭到“一截還東國”的前途。中國堅守這樣的政策就會幫助印度洋國家減輕“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 的緊張感,我們也不會在印度洋不恰當地透支我們的國力并由此保持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在21世紀下半葉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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