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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毅:近代日本如何通過靖國神社美化侵略歷史

          鄭毅 · 2021-08-16 · 來源:史學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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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靖國神社問題已經不再是日本國內的宗教信仰問題,它在東亞社會中的特殊性使其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外交問題,這是日本政治人物和民眾必須面對的現實。

            伊勢神宮在二戰前日本社會是國家神道教的主神社,以祭祀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和農業的守護神為日本民眾所尊崇。靖國神社在二戰前是完全由國家供養,“社領一萬石的別格官幣社”的特殊神社,政治地位與經濟待遇是僅次于伊勢神宮的政治與神道合體的國家神社。靖國神社作為一個地位極其特殊的神道場所,以“英靈祭祀”的神道形式,將為天皇、為“神國”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中戰死者的亡靈,演繹成了一種全社會的共同信仰和生命價值的追求,成為“國家物語”中的舞臺和英靈,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圣殿”。在將對外侵略戰爭正當化和圣戰化的過程中,生成和形塑了近代日本社會戰爭記憶中的榮耀感與圣戰意識。

            1945年12月15日,美國占領軍當局發布了由十三條禁令組成的《神道指令》,嚴格禁止所有神社進行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宣傳活動,靖國神社成為普通宗教法人?!杜f金山和約》生效后,靖國神社在日本國內強大的保守勢力庇護和支持下,逐漸恢復其特殊的宗教地位,在固化日本近代以來戰爭記憶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民族國家戰爭記憶“存儲器”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由于日本政治家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引發中韓兩國政府和民眾的抗議。此后,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成為日本政治家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政治特征與外交符號,也成為東亞國際社會關注的國際性焦點問題。深入研究戰前靖國神社通過英靈祭祀將對外侵略戰爭戰死者亡靈,演繹成帝國日本“國家物語”的歷史過程,是探明日本社會戰爭記憶內部構造的關鍵點,也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一項研究工作。

            一、靖國神社是近代日本社會戰爭記憶生成的原點

            明治政府是1868年取代德川幕府而成立的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權,靖國神社是由明治新政府在1869年設立的“東京招魂社”基礎上演變而成的新政權和新國家歷史“記憶的場”的合體,在這里新政權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得以確認,同時又強化形成了一個新的集體記憶。

            德川幕府在禁絕基督教之后采用的是佛教國教化制度,佛教與融合了民俗信仰的神社神道并存(神佛習合),對于幕府時代的庶民階層而言,作為“征夷大將軍”的幕府將軍要比天皇更為人們所尊崇。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轉換,明治新政府首選利用日本本土傳統神道來襯托天皇的政治權威,神社懸掛的長條旗上開始出現“正一位稻荷大明神”的字樣,以諭示天皇的神格地位。為收攏民心,明治政府逆轉了神道神社與佛教寺院的宗教地位,新政府中設置神祇官以統轄全國的神社,同時建造新神社以否定德川幕府的宗教價值觀。

            法國歷史學者皮埃爾·諾拉指出:“記憶場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讓時間停滯,是暫時停止遺忘,是讓事物的狀態固定下來,讓死者不朽,讓無形的東西有形化(白銀的唯一記憶是黃金),將意義的最大值鎖定在最小的標記中,顯然這是要將這些東西變得引人入勝,記憶之場只能來自它們在持續的意義變動和不可預見的枝蔓衍生中的變形能力。”靖國神社前身東京招魂社設立的根由,就是與近代日本社會戰爭記憶的生成與固化相關聯,也可以說靖國神社是伴隨著日本兩大政治勢力——幕府將軍與維新派武士之間內戰的一種孿生物,其實質是為了配合政權的更迭而派生出來的政治性宗教力的表現形式,是日本傳統神道與新政治權力相結合的一種產物。以鳥羽伏見之戰而開始的內戰被稱為戊辰戰爭,這一年是公元1868年,以干支紀年為戊辰年,故幕府軍隊與維新派武士之間在鳥羽伏見發生的戰爭仍然以“戊辰”命名,成為新舊歷史轉換的一個記憶標志。圍繞新舊政權交替,內戰一直持續到次年即1869年5月函館之役而結束。通過這樣一場時斷時續的內戰,實現了統治權由傳統武家向天皇家的轉移,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權為昭示自身權力受讓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對為新政權戰死者進行招魂祭祀,就成為明治政府的頭等要務。新政府一方面向東京的神祇官發出命令,對鳥羽伏見之役以來的戰死者進行調查并制成名簿,為舉行“招魂祭奠式”做前期準備;另一方面,新政府著手尋找舉行儀式的合適場所。最初的候選地是東京上野山中的寬永寺,第二候選地是東京九段坂,即現在靖國神社的所在地。明治政府軍方代表大村益次郎率6名軍方代表在考察后確定選址該處,東京府將此地列入建筑用地以修建“招魂社”。合祀的對象限定在為“王事”而殉國的亡靈,且合祀范圍不僅是戊辰戰爭的犧牲者,凡今后為了皇室暨為了國家而獻身的人都屬于合祀的對象,這也就是以此為宗旨而設立作為永久性祭祀設施靖國神社的初衷。

            從亡靈合祀范圍的限定和設立永久性祭祀為國死難者的初衷來看,靖國神社從設立之初就有別于其他普通的祭祀神社,它被賦予了國家神社的政治地位,而合祀的對象也是強調在為國獻身者的政治身份上,靖國神社成為與近代日本民族國家相伴而生的一個特殊宗教設施,成為日本新政權培育國家主義精神的宗教基地,成為塑造所謂“為國獻身者英靈”的特殊場所。由于靖國神社被賦予“別格官幣社”的特殊地位,這意味著“在維新前后的動亂中天皇一方的死者,即便是一名士兵也是被與楠木正成(武神)同等對待的破格禮遇”。借助這樣一個特殊的“記憶之場”,可以達到還原戰爭正當性的話語敘述,同時通過這樣的“記憶的場”可以實現新政權與社會之間達成一種“默契”,社會成員受到一種鼓勵忠誠獻身的暗示,國家為忠誠獻身者提供了成為“神明”“英靈”的承諾和渠道,而靖國神社就是承諾實現的見證場所。“明治時代以后出生的日本國民,只有在靖國神社里才有機會成為國家祭祀的神靈。作為靖國神社祭祀神靈的唯一條件,是要為天皇陛下戰死。至于這些人在生前是怎樣的人,則一切不必追究,‘光榮戰死’是成為國家祭祀的神靈的唯一條件。”

            1869年6月29日,由時任明治新政府軍務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主持在東京都九段坂“招魂場”舉行了第一次的“招靈”儀式。儀式由神官為先導,新政府的高級官員、華族和各藩代表齊聚拜殿前“為3588名戰死者的亡靈舉行合祀”,按照神道儀式完成“招魂祭”標志著“東京招魂社”的建立。“1870年明治政府頒布《大教宣布詔》,急迫地將新制造出來的以天皇崇拜為中心的神道教義確定為國教,由神祇官進行宣傳布教。”1871年明治政府進一步明確了神社是“國家的宗祀”(相當于國家公共祭祀設施)的政策,將日本社會以傳統民俗信仰為基礎的祭神之所,賦予國家層面祭神的性質。1879年,根據日本陸軍省的提議,明治政府太政官三條實美答復將“東京招魂社”更名為“靖國神社”。為突出靖國神社的特殊宗教地位,明治政府確定靖國神社為“別格官幣社”,與供奉有古代武神楠木正成的湊川神社、以藤原鐮足為祭神的多五峰談山神社、以和氣青麻呂為祭神的高雄山護王神社等同享“別格官幣社”地位。靖國神社被賦予如此特殊的宗教地位,標志著它在日本國家神道制度體系中的地位特殊且顯赫,同時也是近代日本社會永久性國家層面慰靈體系確立的標志。

            舊幕府政治權力向維新派武士主導的明治政府的權力轉移過程,是一場改變了幾百年統治方式的變革,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對新政府的接受程度,與政治權力變更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有著直接的關系。如何引導和控制社會內部對這種政治權力更替的歷史記憶,是新政府整理變革后日本社會集體記憶的首要政策選項??刂埔粋€社會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權力等級。為“王政復古”而獻身的人被新政府以傳統神道儀式,在特定場所“招魂”“祭祀”行動的本身,就能給社會以一種榮耀性的記憶暗示,既鼓勵和褒獎了社會成員為天皇獻身的神圣性,又使社會成員在參與新政府的變革運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歷史記憶。“征服者所具有的威力以及國家所呈現的魄力都建立在群體想象力基礎之上。尤其需要注意,正是由于受到這種想象力的影響,群體才得以建立起來。”東京招魂社最初設立是服務于國內的政治需要,將傳統神道祭祀活動轉化為國內政治結構中的一個附屬物,意味著神道與近代國家政治的結合。而將其改名為靖國神社之后,尤其是日俄戰爭之后,由靖國神社主持的神道活動就從國內政治層面轉換為國際政治層面上的“神道政治”了,對外侵略戰爭的陣亡者亡靈借助靖國神社的合祀而堂堂正正地成為日本社會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并成為向日本全社會灌輸的統一的戰爭記憶。這種統一的戰爭記憶暗示或彰顯的是為天皇而戰、為神國開疆拓土的好戰精神,是為帝國擴張而獻身的一種榮耀和永恒。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及隨后侵占臺灣的戰事中出現第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傷亡事例,據1895年9月29日的報告,在日清戰役及臺灣戰爭中日軍合計死亡6469人(后進一步統計略有增加)。這是大日本帝國的第一次大規模對外戰爭,如何告慰這些戰死者、如何安撫戰死者的遺族、如何在下一次不知何時會發生的對外戰爭時,再次動員和激勵士兵為天皇而戰,這些問題是天皇和帝國官員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明治政府所采取的對策就是用“英靈祭祀”的方式,將戰死者遺族的悲傷和痛苦轉化為喜悅和自豪的榮耀感,靖國神社成為明治天皇和帝國政府轉化民眾情感和培養忠誠度的“國家裝置”。1895年12月15日,在靖國神社為“日清戰爭戰死者”舉行了招魂式,16—18日連續3天為戰死者舉行臨時大祭典,其中17日明治天皇以主祭的身份親臨大祭典,天皇和皇后都有“幣帛料”(香火錢)的奉納,又從國庫中以“特別寄付金”的名義支給1萬元,以昭示天下,天皇與臣民一體,天皇對戰死者的褒贊之圣意。神道祭祀活動的泛政治化濫觴于東京招魂社時期,而蛻變在日俄戰爭之后。

            二、日俄戰爭后靖國神社蛻變成固化戰爭記憶的國家裝置

            對接受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明治政府而言,古代日本社會對戰死者亡靈的神道祭祀仍然充滿著無限的魔力。東京招魂社設立之初對戰死者亡靈的合祀,是基于“怨靈信仰”和對古已有之的御靈神祭祀傳統的繼承,而經中日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之后,這些在對外戰爭中戰死者被賦予榮譽的頌揚、將戰死者亡靈捧為“護國之神”,以“忠靈”“英靈”的名義加以“奉慰”合祀,與傳統的御靈神祭祀已經沒有太大的關聯性,這種祭祀更強調的是祭祀活動的政治色彩。也可以說,這是與中世、近世的對怨靈、御靈信仰的鎮魂傳統的一種切斷,將其轉化成作為天皇制國家的守護神忠魂的一種鎮魂。亡靈向英靈的轉變過程,實際上是靖國神社在近代天皇制國家政治形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種改變,靖國神社通過對英靈的合祀,在日本社會培育出了一種新的信仰和精神,即靖國信仰或靖國精神。“日俄戰爭后靖國神社作為把國民統一起來的精神核心力量發揮了很大作用。在靖國神社供奉的日俄戰爭戰死者的人數,陸軍為85208名,海軍為2925名,合計88133名,相當于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引者注)的6.6倍多,占日俄戰爭當時適齡參軍人數(出生于明治元年至明治十八年)的1.3%,即在1000名適齡參軍人數中就有13名戰死者。”靖國神社在近代日本社會中特定宗教地位的陡升,是在日俄戰爭時期出現的一種政治現象。靖國神社與日本對外戰爭結合的緊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此后的靖國神社不僅成為國家神道的核心神社,同時也成為日本軍隊宣誓效忠天皇和慶祝戰爭勝利的特定場所。靖國神社被天皇和政府刻意塑造成一個固化并升華日本對外戰爭記憶的特殊裝置。日俄戰爭時期為強化日本社會全體成員的戰爭動員和對這場“賭國運”戰爭的參與度,靖國神社漸漸成為一個聚集全社會關注力的戰爭動員場所。1906年5月2日,日本舉行了凱旋閱兵儀式,閱兵式后閱兵部隊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這是在甲午戰爭后所沒有的?!蛾戃妱P旋閱兵儀式要領細則》中規定:“出席或參加凱旋閱兵儀式的軍人必須參拜靖國神社”,“參加閱兵儀式的是駐守東京的部隊和來自全國的部隊代表,光從閱兵場上眾多的軍旗就可看出其規模在日本軍事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日本陸軍大規模地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后,日本海軍也于同日和次年的臨時大祭上,派出艦隊兩次駛入橫須賀港,海軍各部隊也都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從最初的僅限于為國內政治斗爭而死亡者的招魂、慰靈之地,已經悄然改變為一種工具、一個象征,成為將戰死者亡靈與帝國的命運、天皇軍隊的榮威相結合的表達性藝術再現的一種神圣儀式,其祭祀儀式重點逐漸從“慰靈”轉向“彰顯”。紀念儀式對于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塑造具有巨大的功效,尤其是以戰爭勝利者形象的紀念儀式,更易于和樂于被社會群體所記憶。“大眾在信仰下往往會表現的盲目順從和暴戾褊狹,此外他們還會在宗教情緒激發的過程中發動暴力宣傳。正因為如此,人類的信仰往往都會被套上宗教的外套。對于大眾,英雄人物就是不折不扣的神。”“‘英靈’一詞在日本是以靖國神社為中心,用于表彰戰死者的祭祀專用語,在日俄戰爭以后被普遍使用。戰死者從靖國神社的角度來講就是‘祭神’,在社會上一般稱其為‘英靈’,是贊美其為優秀靈魂的意思。”近代日本瘋狂地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爭之路,整個社會群體對戰爭的狂熱與追捧不是一種偶然的社會現象,它與日本從國家政治層面對戰爭記憶中勝利和榮耀的選擇性記憶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而靖國神社在這種集體的戰爭記憶塑造過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角色。儀式的參加者和旁觀者都從儀式的褒揚對象和集體的榮耀感中,獲得作為歷史見證人和支持者的滿足感,通過這樣的儀式強化了社會成員的國家意識和認同感,并為以后的全民參與戰爭行為尋找到了一條與國家歷史、與皇國榮耀相聯結的紐帶。

            美國學者保羅·康納頓指出:“儀式不是日記,也不是備忘錄。它的支配性話語并不僅僅是講故事和加以回味,它是對崇拜對象的扮演。儀式操演傳達和保持了即便是采取支配性話語形式的舊表象。這就意味著,在紀念儀式中被記憶的,是個人和認知記憶的集體式變體以外的東西。”靖國神社對日本政府借助日俄戰爭塑造榮耀性的戰爭記憶給予了充分的配合。1917年12月3日,靖國神社將例行大祭的日期作出變更。在此前的東京招魂社時期,一年四次的大祭日是1月3日(鳥羽伏見戰爭紀念日)、5月15日(上野之戰紀念日)、5月18日(五棱郭開城納降日)和9月22日(會津藩投降日)。顯然這些“例行大祭日是日本內戰時‘官軍’勝利的紀念日,已不適合作為現在把國民統一起來的精神核心力量的靖國神社大祭日了”。靖國神社為凸顯日俄戰爭的國家主義色彩,將日俄戰爭后舉行陸軍凱旋閱兵式的紀念日,即4月30日確定為“春祭日”,將日俄戰爭后舉行海軍凱旋閱艦式的紀念日,即10月23日確定為“秋祭日”。如果說東京招魂社是為內戰陣亡者招魂合祀,是出于明治政府為樹立正統合法性政治地位而服務,是聚合臣民維護天皇統治的現實政治需要,而日俄戰爭后的靖國神社為對外侵略戰爭中戰死者的合祀和招魂,則是將靖國神社的祭祀活動上升到日本帝國全體社會成員,為支持和參與大日本帝國對外戰爭提供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國家意識層面之上。靖國神社的宗教地位已不再是單純的日本臣民祭祀國內戰爭亡靈的場所,它已悄然蛻變成為大日本帝國對外侵略戰爭中的精神支柱和為皇國獻身亡靈聚合的圣殿。

            三、天皇與靖國神社的政治合體:“國家物語”

            明治天皇(1852—1912)名為睦仁,1867—1912年在位,其孫昭和天皇(1901—1989)名為裕仁,1926—1989年在位。這兩人對靖國神社的設立和特殊宗教地位的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靖國神社原本是以合祀戊辰戰爭中天皇一方的戰死者而設立的,是為了彰顯明治政府合法性和正統地位而創制的特殊宗教設施。明治政府的政治資源和軍事力量與此前德川幕府(1603—1867)相比本無特別的優勢,天皇家族在名義上的正統地位和部分藩主的效忠,是僅有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源,顯然這些資源并不足以替代德川家族在日本二百余年的“統治慣性”。將傳統的政治資源與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相結合,用傳統的本土宗教為新政府的正統性注入神秘的宗教神力,不失為一種聚合社會民眾的有效途徑。明治政府為統合民眾充分利用神道神社,在短時間內就創造出了諸多神社,以確立新的神道傳統。如以勤皇派象征人物楠木正成為祭神的湊川神社、以護良親王為祭神的鐮倉宮、以崇德上皇為祭神的白峯神宮,重建以豐臣秀吉為祭神的豐國神社和祭祀織田信長的建勛神社等,用新的歷史記憶驅除舊的歷史記憶,不失為一種快捷的政治手段。“這些神社的創建,既有受厚祀拜者的御靈信仰的傳統宗教意識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宣傳否定德川時代的(道德)價值體系,宣告新時代到來的意圖。”東京招魂社設立目的也大抵如此,至今背叛明治政府的西鄉隆盛都不曾合祀入靖國神社。

            為了彰顯天皇與靖國神社的特殊關聯性,靖國神社從建立伊始就由陸、海軍共同管理,其日常事務由陸軍省統轄,其“宮司”(靖國神社的實際管理者)由陸軍大將職級的現役武官擔任,神社運行的經費由宮內省承擔,可以使用皇室專用的16瓣菊花紋章裝飾,與明治神宮、伊勢神宮享受同等待遇。通過這些特殊的安排,用神道的活動和儀式來吸引民眾對新政府的關注和支持,這一點從東京招魂社設立之初就在有意識地進行。最初的招魂社被刻意營造成與庶民市井生活相融合的公眾場所。據《武江年表》記載,東京招魂社成立之初的幾年間,在例行大祭活動期間會有鳴放禮炮、燃放鞭炮(花火)、神樂表演、相撲比賽、賽馬等娛樂活動,有濃厚的吸引東京庶民參與娛樂的特征,后來這種庶民娛樂性的祭日活動演化為每年7月13—16日舉行的“前夜祭”,也就是在每年中元節期間的“御靈祭”。這表明明治政府對尋求日本社會庶民階層的政治參與與支持的強烈渴望。同時,在培養和強化日本社會各階層對明治政府的認同感和歸屬意識方面,東京招魂社(靖國神社)的招魂、安魂、慰靈、英靈的神格化過程,無疑是發揮了一種催生、聚合、升華的特殊作用。靖國神社宣揚的所謂“靖國精神”,可以解讀為“‘靖國精神’是日本的‘國民精神’,等同于是‘日本精神’,其本質是‘為君國獻吾身’的精神、‘為國家欣然流血’的精神、為天皇和國家獻身而‘犧牲’的精神。如此,以這樣的‘犧牲’精神而死才能成為‘英靈’,才會得到國家最大的‘感謝和尊敬’,而且只有具有這樣‘英靈’的丈夫或兒子的遺家族,才配得上享有來自國民的‘非常的感謝和尊敬’”。

            明治、昭和兩位天皇在靖國神社的神道政治化過程中是最重要的形塑者,尤其是在日俄戰爭之后靖國神社的“神格化”時期和侵華戰爭期間靖國神社的“彰顯化”時期,兩位天皇的參與度是空前絕后的。“靖國神社作為天皇、軍隊與神社完全一體的軍事宗教設施”在日本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中發揮過極為特殊的作用。明治天皇“親拜”靖國神社合計有7次:其中招魂社時代3次,甲午戰爭后的臨時大祭2次,日俄戰爭后的臨時大祭2次。后4次“親拜”,天皇穿著的都是陸軍大元帥禮服。其子大正天皇“親拜”靖國神社兩次,分別是1915年4月29日供奉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死者的臨時大祭和1919年5月2日紀念靖國神社創建50周年祭典。而昭和天皇“從1926年即位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的20年間,親拜靖國神社達20次,平均每年一次”。他“親拜”時所穿著的也是陸軍大元帥禮服。天皇“親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本身具有多重政治意味。

            首先,按照《明治憲法》的規定,大日本帝國是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總攬一切統治大權”,也就意味著天皇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是大日本帝國包括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統一型領袖。明治政府時期建立的“祭政一體”國家制度,傳統的神社、神道被置于以天皇為中心的宗教體系之內,國家神道存在的價值就在于以國家祭祀為中心,頌揚“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和“萬邦無比的國體”。天皇在這樣的權力體系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政治行為所表達的“政—教復合”型的意義。“親拜”靖國神社達到了將天皇的世俗統治權威與神道的宗教神秘性相結合的目的,在維護皇統和神格化的“國體”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政治輔助性工具的功能。

            其次,明治天皇、昭和天皇身著陸軍大元帥禮服參拜靖國神社,可以視為軍隊與靖國神社的“合體”,激發和鼓勵日本國民參加對外侵略戰爭中的積極性和熱情,是培育全社會軍國主義精神的“洗禮式”。依據《大日本帝國憲法》“海陸軍隊皆歸天皇統帥”,天皇以軍隊統帥者的身份借助靖國神社將天皇的統帥權與為天皇獻身的將士的“英靈”結合起來,既彰顯了天皇的絕對權力,又表彰了為天皇而犧牲將士的靈魂,還安撫了陣亡者家屬的悲怨情緒,達到了收攏民眾追隨大日本帝國向外擴張的目的。明治時代的日本被刻意塑造成為日本榮耀的光輝歷史時期,司馬遼太郎所寫的《坂上的云》等作品中濃郁的散發出歌頌、留戀明治時代帝國榮耀的歷史記憶。對戰死者亡靈的所謂“彰顯”,實際上是將戰死作為一種“受人尊敬的犧牲”,使亡靈圣化,以此來隱藏起戰爭冰冷凄慘的實態,使人們的戰爭記憶停留在“英靈”的圣環之中,而忘記戰爭殘酷真實的一面。所謂“英靈祭祀”就是要人們將戰死者的榮耀固化在記憶之中,同時將戰死者參加的戰爭實態從戰爭記憶中抹消。靖國神社合祀戰死者亡靈而產生的所謂“九段之母”“靖國遺兒”,不僅固化了日本社會的戰爭記憶,同時用這樣一種對死者亡靈的頌揚和死者遺族的褒獎,向日本社會的戰爭記憶中注入了神圣、英勇的記憶元素,為天皇而戰的戰爭不再是令人反感的事情,為天皇而戰、為天皇而死可以成為“英靈”,可以成為全社會戰爭記憶中的永恒,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策源地和保存戰爭記憶的唯一國家宗祠。

            最后,天皇將“親拜”靖國神社慣例化的政治行為本身,可以實現將為國獻身者的亡靈超度上升為國家政治行為的高度,被納入靖國神社的亡靈不再是普通世俗意義上的亡靈,而是升華為“為皇國而獻身的英靈”,這些亡靈也不再屬于個人或家庭,而是屬于國家、屬于全社會所共有。曾擔任靖國神社宮司的陸軍大將鈴木孝雄說:“在這招魂場上舉行祭祀,是要把人的靈魂召回到這里,這時候招回來的是人的靈魂。但一旦在這里舉行了供奉神靈的‘奉告祭’,并把這些靈魂供奉到正殿后,他們也就變成了神靈。如果不充分理解這一點,尤其是遺族總是把亡魂當做自己的孩子看待是不行的,必須把他們看做是神而不能認為是自己的孩子。那些認為人的靈魂與神靈沒有多大區別的人,就會出現各種思想上錯誤的表現。”

            從東京招魂社時期的招魂到安魂,到靖國神社時期的慰靈與表彰,從東京招魂社時期由棲川宮熾仁親王以東征大總督身份主持招魂祭,到靖國神社時期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親拜”的例行化,為天皇而戰、為大日本帝國而戰死者的亡靈,從普通人的靈魂升華為英靈,升華為神。“靖國神社與其他眾多只有一個主神的神社不同,供奉在神殿中的數以百萬計的亡靈均被視為主神,普通的亡靈升華為神社的主神意味著靈魂永生不滅,成為所謂的‘英靈’。”

            記憶的反面就是遺忘。靖國神社“英靈”合祀形式使戰死者的遺族將記憶的重點聚焦在“榮耀性的歷史”,而忽略和遺忘戰爭本身的悲慘過程與失去親人的痛苦。所有人對戰爭本身的忘卻,似乎以國家的名義被合乎情理地遺忘了,遺忘本身也就成為了社會的一種默契或共識,至于天皇的士兵為什么會出現在別國的土地上,在那里干了什么,因何而戰死,其與對方國家的死者是何種關系等等本應屬于戰爭記憶的內容,民眾在戰爭中的“平庸的惡”都在“英靈”榮耀的光環下顯得沒有意義,“英靈”成為戰爭記憶的全部。而靖國神社在日本存在的價值就在于:它在深刻地塑造一種“光榮”的戰爭記憶的同時,又十分巧妙地將戰爭記憶中的兇殘丑陋的另一面,以“英靈”的名義堂而皇之地抹消了。靖國神社的祭祀儀式不是祭祀人的靈魂的儀式,而是祭祀具有宗教性質的神靈的宗教儀式。靖國神社祭祀的亡靈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亡靈,而是“英靈”。“英靈”是國家的、是天皇的,按照戰前靖國神社宮司鈴木孝雄的“權威解釋”,“靖國神社是祭祀陣亡者唯一的‘一國之祭廟’,也就是說歸宿在靖國神社里的是靖國精神,或者叫做‘大和魂’,它完全是日本的國民精神,換言之亦即‘大和魂’永遠坐鎮在靖國神社里。如果在我們的心中培養這種精神,那么國民之‘大和魂’就能得以充分發揮”。

            據靖國神社2004年10月17日公布的資料,明治維新后歷次戰爭中死亡者的供奉人數為:明治維新7751人、西南戰爭6971人、中日甲午戰爭13619人、出兵臺灣戰爭1130人、鎮壓義和團運動1256人、日俄戰爭88429人、一戰4850人、出兵濟南185人、“九一八事變”17176人、侵華戰爭191250人,加上其他,共計2466532人。這200多萬亡靈的背后是上千萬的遺族群體和無數個家庭,靖國神社對戰死者亡靈的合祀與對亡靈的升華,等同于以國家的名義對這些戰死者靈魂的“收藏”。靖國神社的祭祀形式發揮了將日本民眾的家族史與天皇家的皇國史相鏈接、結合為一種日本式的家國歷史記憶,而天皇的“親拜”則是對日本社會的戰爭記憶賦予了榮耀性的贊揚與肯定。“對于戰敗前天皇統治下的大日本帝國來說,靖國神社是一個巨大的、培養國民“大和魂”的國家祭殿,而這個‘大和魂’指的就是國民為天皇獻出生命的精神。”對戰死者亡靈進行某種形式的祭祀、紀念等習俗,不是日本社會所獨有,東西方古已有之,世界各地的無名戰士墓、烈士紀念碑等都是古老習俗與宗教觀的一種體現形式。但像近代日本政府那樣將戰死者亡靈特別是對外侵略戰爭的戰死者亡靈奉為“英靈”,且刻意塑造成社會宗教傳統的國家,日本或許是唯一的。日本因為從明治維新以后長期持續地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產生了246萬被納入靖國神社合祀的“英靈”。從靖國神社建成到所謂的“英靈奉祭”,日本社會戰爭記憶的形塑過程中,表現出一種濃厚的國家主導有意識地將侵略戰爭合法化、正當化甚至榮耀化的政治意圖。明治政府在新政權成立伊始就急迫地通過神道祭祀的途徑,為新政府和新的政治權威尋找傳統的宗教基礎。中日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之后,靖國神社被打造成了日本近代社會戰爭“記憶的場”,而“英靈祭祀”則成為這個“記憶的場”的記憶主題,戰爭和“英靈”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國家物語”,民眾被動員加入到這場以戰爭為主題的“國家物語”之中,在戰爭中既是他國民眾的加害者,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成為戰爭的受害者。日本社會戰爭記憶中的受害者意識與加害者意識之間的糾結與困窘,映射的歷史倒影正是靖國神社中供奉的“英靈”所暗喻的(侵略)戰爭合法性意識,與基于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共識意識兩者之間的沖突。日本政界人物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動,是在和平年代對過往侵略歷史的一種政治化重塑,如果日本社會的戰爭記憶仍然聚集在靖國神社的“英靈”之上,如果戰爭英靈依然是戰前“國家物語”的主色調,日本社會的戰爭記憶就會處在“崇拜戰爭英靈”和“執著于和平訴求”兩種對立的意識中博弈和糾結。正如日本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指出的那樣:“建設‘紀念館’‘紀念碑’乃是要彰顯某一集團的過去記憶,并作為集體記憶而銘刻下來的歷史表象化行為。因此,追悼作為國家行為之戰爭戰歿者‘紀(祈)念館、紀(祈)念碑’建設,乃是由國家發出的對戰死者記憶的歷史表象化行為。而且,如今這種歷史表象化的行為試圖將國民的戰爭記憶凝結成一個歷史表象的總體,可是結果卻反而暴露了國民歷史意識的分裂,并進一步促成了這種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逾70多年,有戰爭體驗的人絕大多數已經過世,當前東亞社會各民族國家戰爭記憶的保留、傳承的主體幾乎全是沒有戰爭體驗的群體。這些族群主體戰爭記憶的代際傳承與各自國家的集體記憶重構過程相同步,如何讓無戰爭體驗群體的歷史認識與戰爭記憶的重構過程相伴相生,如何讓本國戰爭記憶的重構與被侵略國家的戰爭記憶不構成根本的對立,顯然不是日本一國的國內政治問題,而是一個開放的國際性政治問題,它甚至可能會關乎兩國乃至兩個民族之間的相互認識與理解。

            靖國神社是近代日本社會在政治體制轉折時期與新國家相伴而生的產物,最初它是基于日本社會習俗和傳統宗教意識而建成的一個祭祀內戰戰死者的場所,表現的形式是國家與宗教的關系;隨著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發生,靖國神社成為日本社會固化戰爭記憶的“記憶的場”,靖國神社與日本帝國的對外侵略戰爭結成了一種政治與宗教的合體關系。二戰結束后,隨著美國占領當局對日本國家神道的改造,靖國神社一度脫離了國際社會的視線,甚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東京審判的乙丙級戰犯被先后合祀入靖國神社,國際社會仍視之為日本國內的宗教問題。隨著70年代末甲級戰犯合祀問題的出現,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國內社會生活中的“政治的磁場”。從前首相吉田茂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保守政治人物頻頻參拜靖國神社,尤其是1985年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公式參拜,當時引發了中韓兩國的強烈外交抗議,靖國神社又成為日本在歷史認識和外交領域與中韓關系緊張的“外交磁場”。顯然,靖國神社問題已經不再是日本國內的宗教信仰問題,它在東亞社會中的特殊性使其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外交問題,這是日本政治人物和民眾必須面對的現實。

            作者鄭毅,系北華大學東亞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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